1979年 地主、富农摘帽

　　1979年1月29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除极少数坚持反动立场至今还没有改造好的以外，凡是多年来遵守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富、反、坏分子，经过群众评审，县委批准，一律摘掉帽子，给予人民公社社员待遇。地、富家庭出身的社员，他们本人成份一律定为公社社员，与其他社员一样待遇。凡入学、招工、参军、入团、入党和分配工作等方面主要看政治表现。

　　口述者：王昌鹏

　　74岁，山东邹平县韩店镇西王村村民，当年的家庭成分是地主。

　　摘了地主的“帽子”，我家的笑声越来越多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我给三个儿子起的乳名里都有一个“星”字，就是期盼他们将来都能发光。但母亲是地主的家庭成分压得我抬不起头，让我的愿望似乎成了白日做梦。

　　1979年1月29日，我终于看到了希望的曙光。这一天，报纸上说国家会尽快解决地、富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听到这个好消息，高兴得我两宿没睡着觉。2月 22 日，我摘掉了地主的“帽子”，从此一身轻松。现在，我的三个儿子一起组建的山东三星集团利税近2亿元。2008年3月25日，他们集团还在美国上市了。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政策得人心，为什么？大家站在一个起跑线上，有本事你爱怎么使怎么使。我给孩子们起名字，仅是个愿望，实现愿望就靠党的政策好。

　　我原来是泥瓦匠，是踩百家门的手艺人，威信很高，所以乡里乡亲不好意思斗我。但苦累咱都不怕，就怕别人另眼看你。开会的时候，我总是蹲在最后头，从不敢多说一句话。当时因为家庭成分高，我岳父家的成分也高，亲戚都不敢跟我们走动。

　　我的大儿子王明峰，仅仅上到小学就不能再上了，14岁就到生产队劳动，什么脏活累活都抢着干，只是期望人家给个好评价，想想真是心酸。现在他有时自学，看到不明白的原理什么的，就难受，做梦还是在听课呢。

　　我的二儿子王明星当兵体检，身体合格了，可是政审家庭成分高，被刷下来了。直到现在，他一看到穿军装的战士就很羡慕。

　　摘帽后，家里的笑声多了起来。

　　没摘帽时，我愁的是三个儿子找不到媳妇，都打光棍。1982年，王明峰找上了媳妇。扬眉吐气的他浑身有使不完的劲，一门心思就是想尽快富裕，找生产队队长担保贷了600块钱，冒雨跟他二弟到张店去买电焊机等工具。在公路边，用四根棍子支起一个棚子，就开起了维修部。挣了钱就买工具，扩大再生产，到1994年，他们一年能挣20多万。

　　三个儿子甩开膀子大干的时候，我还提醒他们：“够吃够喝就行了。别再铺摊子了，政策说变就变，不是有句话说十年再来一次吗？再来场‘文革’，还不得斗争啊。”儿子们却说服了我：“政策不会变了，干得越大，政府越高兴。”

　　我现在一家16口人，四世同堂没分家。孩子们的生意做得挺好，企业固定资产将近 30亿，老大是集团董事长，老二是总经理，老三是常务总经理。孙子、孙子媳妇一共有6个是留学生。真是梦都梦不到啊！

　　现在王明峰还对我念叨说，他想搞个“三星博物馆”，把他们发展的艰难历程记录下来，大家吃了不少苦，但都十分珍惜现在的机会。

　　他们三兄弟赶上了好时代。我一直跟他们说，回报社会是我们应该的。他们做得很好，去年汶川大地震他们公司员工捐款捐物30多万，给慈善机构捐款200万元，每年的老人节都为村里的老人捐款10万元。看着三个儿子三颗星，我很高兴。

　　（《中国经济周刊》特约记者逄春阶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