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熊猫、滇金丝猴、中华白海豚、朱鹮……据统计,现约有3.4万种植物和5200多种动物濒临灭绝。生物多样性在全球范围内受到威胁,已成为全人类关注的热门话题。
近日,中国环境记协主办的环境茶座就“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可持续发展”展开探讨,COP15执委会成员、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徐靖,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博士、国家动物博物馆研究员张劲硕和与会人员分享了经验,交流了观点。
物种灭绝速度加速
生物多样性具有多种价值。作为陆地、海洋和其他水生生态系统及其构成的生态复合体,生物多样性为人类提供了多种工业原料,如纤维、燃料等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还可以调节气候、净化水质、防止土壤侵蚀、处理废弃物等,对环境的调节和改善有很大帮助;同时,它具有教育、美学等文化价值,有一定的欣赏和教化意义;它还能为水、氮、泥炭积累等提供循环支持。
然而,近年来,生物多样性在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与利用、环境污染、气候变化、外来物种入侵的直接驱动下,以及人类生产与消费格局的转变、人口的急剧增长、贸易失衡等深层次驱动下正逐渐丧失,多数生物多样性指标正在衰退。目前,全球已有75%的土地表面发生了重大变化,66%的海洋区域正在遭受越来越大的累积影响,85%的湿地面积已经消失;受评估的动植物物种中有25%的物种受到威胁,外推到所有物种表明,大约有100万物种已经灭绝。
徐靖表示,生物多样性的下降将影响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如果不采取行动,灭绝速度将进一步加快,这已经是过去1000万年平均水平的10倍至100倍。
据介绍,仅有不到200种栽培作物为全球粮食产量作出了实质性贡献。2014年,甘蔗、玉米、大米、小麦、土豆、大豆、油棕果、甜菜及木薯等9个品种贡献了66%的作物总产量。全球8803种家畜品种中,7745个本地家畜品种中的594种已经灭绝;现存品种中,26%濒临灭绝,7%未受威胁,其余67%状况未知;经过评估的近4000个野生作物品种中,有24%的数量锐减,估计正在减少的野生作物近缘种比例可能更高。
生物数量
是生态环境重要指示物
节约一点水、节约一张纸、少用一次性物品、观察和关注周围的生物……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都是对环境友好的表现。
生物数量的多少是生态环境重要指示物。“以前做环评的时候,会考虑到污染物、空气、水、资源等无机指标,却忽略了对生物多样性的评价。”张劲硕指出,一个区域生物多样性可以说明环境质量如何。“比如有些两栖动物,蛙、蟾蜍、蝾螈、娃娃鱼等只有在清洁、无污染的水质环境下才能繁衍生息。如果一个地区有很多蝾螈存在的话,生物所依赖的环境,包括水质、水温、水流速度等也是比较适宜的。”他说。
今年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人们更加关注人类的健康、野生动物的健康,以及生态系统的健康。生物多样性的复杂性还在于物种之间不是线性关系,而是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张劲硕解释道,生态环境的考量不应该简单地看某一种生物的增加,因为有可能是它的捕食者减少了,或是其他地方的环境更恶劣了。生物多样性应进行长期监测,才能有更有效的保护措施。
一草、一木、一虫、一鱼、一鸟、一兽,对大自然生物更多的关注有利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希望更多的公众参与到生物多样性的研究和保护当中来,包括观察所生活的小区、城市中有哪些生物,数量有多少,这样也可以为当地环保部门提供一定的参考,进而根据数据来制定相应的政策。”张劲硕说。
推进生物多样性
保护立法工作
近日,生态环境部指出,目前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有五方面的安排部署,包括加强统筹协调;完善体制机制和政策法律体系;完善生物多样性调查观测技术标准体系,抓紧摸清全国生物多样性的本底状况;健全并完善生物多样性评估体系;持续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
其中特别提出,要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法律保障,加快推进野生动物保护法、国家公园法、湿地保护法、自然保护区条例的制修订工作,推动各地因地制宜出台相应的地方性法律法规。
生物多样性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早在1992年,保护地球生物资源的国际性《生物多样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发布,将保护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公平合理分享由利用遗传资源而产生的惠益作为目标,并具有法律约束力。
当前,生物多样性保护已成为我国建设生态文明、美丽中国的重要内容。2020年是实现《2011—2020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以下简称《计划》)及其20个生物多样性目标的最后阶段。记者查阅发现,《计划》中,通过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整个政府和社会的主流地位,解决导致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根本问题;此外,减少生物多样性的直接压力和促进可持续利用;通过保护生态系统、物种和遗传多样性,改善生物多样性的状况;增进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给人类带来的惠益;通过参与性规划、知识管理和能力建设,加强《公约》的执行。
在徐靖看来,尽管我国在保护自然和实施政策方面取得了进展,但以目前的发展轨迹,保护与可持续利用自然、实现可持续性的全球目标仍旧难以实现。“2030年及以后的目标可能只能通过经济、社会、政治和技术因素的变革共同推动实现。另外,可通过政策干预来激励机制改革、跨部门合作、先发制人的行动、环境立法与实施,公众减少消费和浪费,促进教育和知识传播等。”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