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曾在网上看到一个热帖，争论话题是除夕还要不要看春晚？北方网友说：“过年能不吃饺子吗？春晚则是除夕夜的‘文化饺子’！”一些南方网友很是疑惑：“过年为啥要吃饺子？咱这儿从来没有这种年俗啊？”

　　小时候我在上海生活，家里及邻居不仅任何时候没有包过饺子，也从没见过街面上的饮食店里卖北方水饺，只有大馄饨、小馄饨。上世纪80年代初来到武汉，我家每月倒是会包上一两回饺子，原因或许在于隔壁邻居是东北人。那年月南方人购粮证上米面“七三开”，我父母发现那30%的面粉用于包饺子要比做面疙瘩好吃，于是学着东北邻居包水饺。

　　然而从广义角度看，我小时候，上海人过年其实也吃饺子，不过吃的是蛋饺。从外表看，蛋饺与北方水饺最大的区别，在于鸡蛋皮取代了面皮。这一特征使得蛋饺金灿灿的，看上去像金元宝，于是成了过年餐桌上的吉利菜肴。

　　相比包水饺，做蛋饺麻烦得多，需要一个煤球炉、一把圆圆的铁勺、一大碗打好的鸡蛋液，以及一大碗肉馅。另外还得有若干小块肥肉，用于擦拭炉火上的铁勺，由此融化出的猪油在铁勺分布均匀，做出来的蛋皮才不会粘住勺底。过去，蛋饺是标准的功夫菜，平常人家忙乎一下午才能做出几十个，因而往往只有过年才吃得上。

　　我的幼时记忆里，上海人过年相对简约。无论是餐桌上的菜还是茶几上的果盘，内容都算不上很丰盛。上海人喜欢将有限的过年预算，主要用于买或做新衣上。

　　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上海人过年时出现了一些新气象，其中之一是许多人家的果盘里出现了“广州糖”。这种糖多为硬糖。虽然当时不少人认为软糖比硬糖高级，但因为“广州糖”晶莹剔透色彩缤纷，而且包装用的玻璃纸很漂亮，由此受到了爱美的上海人喜爱。

　　上海人过年的功夫菜是蛋饺，武汉人的功夫菜则是炸肉圆子。买肉剁馅，支起一口大油锅，用手捏出一个个乒乓球大小的丸子，一一下到油锅里。通常炸一脸盆肉圆子，得忙乎一个下午加半个晚上。

　　当年武汉人过年的果盘里极少有“广州糖”，酥心糖最为常见，另外有4种过年专属糕点——翻饺、京果、云片糕、麻糖。这些糕点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甜，尤其京果、麻糖，甜得腻人。一晃40多年过去了，我们这辈人中患糖尿病的比较多，也许就有这些糕点、糖果的“贡献”。

　　那年月无论在哪儿过年，有一个习俗四海相通，那就是过年期间不要与人争吵，否则会影响来年运势。上海人比较内敛，邻里之间有矛盾，一般不会发展成激烈冲突，“不响”是应对“冤家”的常用手段。比如我们家和两户邻居，常年见面不说话，板着脸擦肩而过。有时候我想和那两家的孩子玩，都得偷偷摸摸，要是被家长看到，回家后轻则一通骂，被扣上“贱骨头”的帽子，重则一顿打。但过年期间，大家相遇都会挤出三分笑。若是哪家某人肯主动和对方说上几句过年话，或许也能冰释前嫌。

　　老说法里，从农历大年初一到正月十五，“黄世仁”们是不能找“杨白劳”们要债的。这点一直到后来仍被大多数人遵守。我的小舅舅18岁就离开浙中老家，在国内多地做装修生意。前些年一度债台高筑，过年前总有一批人守候在他家门口，等着催债。小舅每每苦熬到除夕转了钟，才回到家里。过年期间则可以放心大胆出门拜年，即便路遇债主，人家也不会提起还债的事。后来小舅缓过来了，近几年终于可以早早回家忙年了。

　　前些年还常有人感慨年味越来越淡了，主要是不像以前那么热闹了。我觉得之所以有这种感觉，是因为不少人过年不太讲究那么多规矩了。不过随着人们对地域文化和习俗重视程度的加深，实际上近几年，年味有变浓的趋势。无论是餐桌还是人际交往上，人们慢慢恢复了一些讲究。这绝对是件好事儿，因为对年味追求的背后，体现的是人们对和谐幸福生活的向往和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