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风骨，名士气度，历千百年而魅力无减。那些人物故事，至今仍为世人传诵。魏晋名士，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群体？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古典文学学者萧华荣在《人生如逆旅》（副标题：魏晋名士的风度与精神）一书中，绘声绘色地讲述魏晋名士的故事，言笑晏晏、如在眼前，长歌吟啸、恍存耳边。

　　《世说新语·文学》篇记载，东晋时袁宏写了本《名士传》，曾将魏晋名士分作三类：以夏侯玄、何晏、王弼为代表的“正始名士”，以“竹林七贤”而得名的“竹林名士”，以及以裴楷、王衍等人为代表的“中朝名士”。这样的分类，扣紧时代与政局，令人一目了然。

　　可惜袁宏的分类只到此为止，而《人生如逆旅》补充了其未尽的遗憾。萧华荣在两晋之际另分出一代名士，称为“渡江名士”；又将渡江之后长于江南的，称为“江左名士”。“正始名士”偏重清谈，“竹林名士”偏重任诞，而此后的名士们或重清谈或重任诞，各有风采，又紧紧相扣、互为依存。

　　名士的土壤，是以一场“冰与火”的缠斗为起源的：“曹爽之势热如汤，太傅父子冷如浆。”随着魏明帝曹叡的离世，大魏跌跌绊绊地步入了正始年间。朝堂之上，“汤与浆”的暗流，隐秘地流淌交织；朝堂之外，曹叡时期被压抑的清谈玄学却如雨后春笋般蔓延。“正始名士”，是“建安风骨”的残留，他们受曹氏恩泽，心属曹魏，飘飘然地浮于半空，如朝露暮雾，却又与权力的中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然而，“冰与火”“汤与浆”终究不能共存。高平陵之变，何晏被斩首，王弼惊惧而死，夏侯玄不复执笔。正始九年，一月十日，那一天，“同日斩戮，名士减半”。“嘉平”取代了“正始”，“正始名士”消逝在血雨腥风之中，而“正始之音”弦歌不绝，衣钵有继。

　　在山雨欲来的不祥沉寂之中，山涛、阮籍、嵇康陆续离开了洛阳，前往那个成就了他们名号的地点：山阳的田庄。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相聚竹林，结义山间。与他们的前辈不同，“竹林名士”选择远离朝堂，在那场残酷杀戮以后，他们对司马氏的掌权失望透顶，朝堂中潜伏着的血腥气息令他们难以容忍。“竹林名士”仍然自承曹魏恩泽，以一种隐逸的态度，表达了对即将到来的新政权的不满。与“正始名士”相比，他们远离了权力的中心，反而显得更加务实。如果说“正始名士”是朝露暮雾，“竹林名士”就更像是崖角的孤花。

　　《广陵散》曲尽，嵇康的头颅就此落下，与司马家“浊世”相争的先晋名士的时代，也随之落下了帷幕。在此以后的名士，便雌伏于司马一族的阴影之下。“正始名士”开创了清谈，竹林七贤开创了任诞，往后的名士，也往往是择一而偏之。

　　“中朝名士”眼见嵇康之亡，便知行为上的任诞讽刺也难以被司马氏所相容。此后的任诞，仅仅只能是个人的表达而已，鲜有对礼法的反叛，亦少有对朝堂的不满。王戎是“竹林名士”向“中朝名士”转变的关键人物。七贤之中，他生得最晚，也死得最晚，亲眼见证了那场令神州陆沉的八王之乱。在一次几乎置他于死地的谏言风波以后，他只好与时同浮游，与世共沉沦。嵇康的广陵绝弦，阮籍的穷途之哭，到了王戎这也只能剩下那几颗被剥离的李核罢了。

　　讽刺的是，在永嘉之乱后，反倒是这些名士骑到了司马氏的头上，“王与马，共天下”。随后相接的是庾氏、桓氏、谢氏……在长久的阴郁之后，名士们终于迎来了他们的黄金时代。再之后的“江左名士”，不复见得江北风光，便也随着东晋一起，偏安于东南一隅。

　　这几代名士，既在时间上相连，也在思想上延续。尽管他们在现实的重压之下，无奈地一步步入世——那个被他们视为“浊世”的世界，先屈从而又凌驾于司马氏一族。然而，纵然他们身处于那“浊世”的泥淖之中，他们的眼睛，却始终注视着天边的星辰；他们的身体虽不自由，但精神上的追求，从未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