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著名中国古典神怪小说《封神演义》里，姜子牙辅助文王、武王两代君主讨伐商纣，这一故事令人耳熟能详。残暴的纣王，乱政的妲己，忠诚的比干，几乎成了后世对商周交替之际的固有印象，甚至成为了一种“常识”。但是翻开青年历史学者李硕的新作《翦商：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以下简称《翦商》），书中提供了另一个版本的商周故事，一段基于考古发现推理而来的历史，读来令人大呼颠覆常识。

　　商是一个重视祭祀和战争的时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商王借由祭祀沟通鬼神，趋吉避凶，用来占卜的副产品留存至今，就是刻着文字的龟甲兽骨，这也成了记载商朝历史的重要佐证。为了祭祀，就必然需要祭品，大量的战俘被用以祭祀。在后人看来，这是无比血腥残忍的举动。而到了周朝，曾经的活人祭祀已经基本消失，甚至做陶制人俑也被孔子加以批判，可见周时的习俗已经和商完全不同。

　　这样的变化从何而来？答案就在武王伐纣事件里，这也是《翦商》一书的核心脉络。周人的翦商大业不是一夜完成的，而是经历了文王、武王两代人，这其中的关键人物就是姜子牙。通过考古发现的蛛丝马迹，姜子牙的老家应该是出自西部的羌族，他因为商朝的祭祀习俗被捕捉到商的国都，但侥幸得以逃脱，在商浪迹多年。结果心怀翦商大业的文王在商都和姜子牙邂逅，出于对商的共同痛恨，双方结成了联盟。

　　考古发现还证实了把人处死施以酷刑等行为，是商朝普遍存在的习俗，并非是纣王格外残忍。只是纣王为了取悦鬼神，把酷刑的上限加以提高，开始献祭地位更高的贵族，这使得殷商贵族产生恐慌，导致商朝内乱，无暇顾及周国的崛起。箕子、比干等殷商贵族重臣，很有可能就是反对纣王的主力。因此周国的崛起实际上是被人纵容的，目的就是借机压制纣王。

　　可谁知计划不如变化。姜子牙在帮助文王脱困之后来到周国，利用自己熟知商朝底细的特点来辅佐周王，并借助殷商贵族对纣王的反抗，牧野之战靠着倒戈的商军，最终攻入商朝国都，实现了翦商大业。此后周朝又通过数代人的努力，彻底消化了商朝的原有势力。

　　为了不让商人再度崛起，周公仔细地抹除了商人的大部分文化遗存，洗劫了历代商王的坟墓。这导致了后世对商文明缺乏了解，从而把炮烙、杀贵族制成肉酱肉干等行为归罪于纣王。其实这是商文明的常规做法，在道德叙事下形成了纣王残忍嗜杀的刻板印象，后人的误读源自对这段历史缺乏了解。

　　在李硕讲述的这场惊心动魄的翦商大业中，文王的隐忍、武王的噩梦、周公的果决都令人印象深刻，借助考古发掘的成果，一个全新的历史被呈现了出来。当然，由于资料的缺乏，这套叙述必然还有许多瑕疵，但是这种颠覆足以激发我们对这段历史的兴趣。

　　《翦商》里另一大颠覆是对《易经》的诠释。在李硕看来，这部作品记载了周文王的翦商谋划，这就把一部后世公认的占卜之书，变成了一部充满历史细节的翦商计划书。这样的看法看似石破天惊，其实并非“纯属杜撰”。

　　由于位于周原遗址的周文王宅院被后人发掘出来，甚至在其地窖中找到了数百片刻有文字的甲骨碎片，这些实物证据比逻辑分析更有说服力。从这样新的角度再看《易经》，很多过去解释牵强或者解释不通的地方，往往都能令人豁然开朗。这套新说法的提出，必然对《易经》研究和训诂学的发展有重大影响。

　　书中的颠覆之处还远不止这些，其他的像“大禹治水”实际上是改造湿地、开发稻田，商人存在大规模放牧水牛的情况等等，都富于新意，而且在叙述上实现了逻辑自洽，这背后同样有着考古实物的佐证，可以说对于历史学界有诸多启发。

　　更为难得的是，作为一部学术著作，《翦商》语言流畅，清晰明快，没有陷入大量资料的堆砌之中，线索始终非常突出，其阅读快感不亚于一部优秀的推理小说。在整个阅读过程中，一个个谜团被解开，从最初的商朝崛起到牧野之战，层层递进，给出了作者思考后的答案。回看《翦商》的副标题“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华夏文明从重视鬼神、讲究占卜祭祀的商到重视集体、居安思危的周，这样巨大的转变显然因素众多，《翦商》也只是对其中的缘由进行了初步探索，给出了一个有待验证的答案。

　　商周时期历史的真相到底为何，后人恐怕很难得知，就像书中所言：“也许，我们至今也还难以完全了解我们自己。考古，就犹如一面深埋地下的镜子，倒映出我们陌生的形象。”

　　借助考古发现，我们重新认识了殷周之变，也更清楚地了解了那些过去被误读的常识，看清了过去何以如此，也看清了我们自己从何而来。正是这种不断探索，让我们无限接近历史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