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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有老人，有孩子，不回家是不现实的。如果选择待岗，我每月拿到手的工资会少很多。”在北京某国有企业就职的王洪伟陷入两难。
3月中旬，王洪伟突然接到单位通知，要求签订一份《疫情期间待岗协议》。根据协议，王洪伟有两种选择：要么常住单位不能随意回家，要么回家待岗停发与考勤、考核相关的岗位津贴、绩效奖金。
虽然为难，但王洪伟对单位出于疫情防控需要采取的灵活用工方式表示理解。然而，还有一些人无法行使同王洪伟一样选择的权利，被迫减了薪、降了薪。
当前，各行各业正稳步复工复产，但受疫情影响的商业环境尚未恢复，企业经营仍面临较大压力。不少企业迫于生存压力采取了减薪降薪措施，使得劳资关系被推上风口浪尖。
降薪减薪现象普遍
疫情之下,各行各业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为度过经济效益下降的暂时性困难期，很多企业选择调整薪酬结构缓解运营压力。
“航空业员工确实减薪了，空勤的基础工资本来就不高，奖金大幅减少对他们影响很大。”某航空公司行政人员贺楠告诉记者，“对于公司减薪这件事，员工没有任何心理准备，也没人提前通知我们。”
“我们公司强制主管及以上级别的员工将底薪拆分为80%的固定部分和20%的浮动部分，浮动部分3个月后根据直属领导评价来决定给多少。”北京某互联网公司高管李桦说，“有个别同事想去仲裁，又担心和单位撕破脸。”
面对公司减薪降薪的做法，员工有苦难言。更让李桦焦虑的是，疫情过后，被降的底薪不知是否还能涨回来。“固定工资变少了，还会影响社保缴纳基数。”李桦不知这样的状况还会持续多久。
除被迫减薪降薪外，一些企业员工还面临被裁员的风险。
在某跨国咨询公司就职的王琪告诉记者：“由于整体业务量大幅减少，公司计划裁员。我是2018年在澳大利亚读完硕士后回国入的职，在这儿工作不到两年时间，这次很有可能成为公司裁员的对象。”
不确定能不能躲得过裁员风波，王琪已经开始投递简历寻找新的工作机会。
中小微企业生存状况堪忧
劳动者焦虑的背后，或是企业面临经营生产困难时的无奈选择。
在我国江苏、广东和邻国越南经营电子厂的牟达洲告诉记者，受原材料供应不足和价格过快上涨双重影响，直到3月15日才陆续恢复生产。
记者了解到，牟达洲在国内的主要客户是富士康、华硕、长虹等知名厂商，由于疫情在欧洲和美国急速扩散，导致各厂商的境外订单数量急剧下降，采购需求也随之直线下滑。
“随着疫情向欧美及各大洲蔓延，我们预计公司今年业绩会比去年减少30%—50%。”牟达洲说。
2月以来，牟达洲在江苏工厂工作的业务人员由于没有任何业绩，只能领到基本工资。但他在越南工厂雇佣的从事管理工作的中国籍员工，自3月2日从国内飞住越南后集中隔离14天，隔离期间发放全额工资。牟达洲说：“确实有资金压力，但守法是底线。”
在北京经营一家教辅机构的宋女士告诉记者：“房租压力太大，现金流持续紧张，撑不了几个月。”这家位于通州区某小区底商的培训机构雇佣了近十名专兼职教师。根据教辅机构行规，这些兼职教师和机构之间并不存在规范的雇佣关系，因此他们在疫情期间没有收入，之后也得不到任何补偿。
事实上，这种不受法律保护的临时雇佣关系在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业中普遍存在。劳动者被减薪降薪或裁员只能选择忍受，而这部分人也有着更加强烈的恢复商业环境的期盼。
劳资冲突该如何缓解
一边是中小微企业的生存状况堪忧，一边是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疫情的现实困难下，劳资冲突该如何缓解？
“劳资双方需要就薪酬发放达成一致意见，企业不能单方面减薪降薪。”北京东合律师事务所主任郝云峰告诉记者，“员工居家办公的情况下，用人单位要按照劳动者正常工作支付工资。对于已经停工停产的用人单位，在一个工资支付周期内，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者正常工作支付工资；用人单位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没有安排劳动者工作的，应当按照不低于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70%支付劳动者基本生活费。”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国际交流合作处处长乔健认为，企业降薪前不与员工商量的做法是不明智的，容易引发劳动争议纠纷，对企业形象造成负面影响。
乔健建议：“用人单位可通过线上平台与劳动者进行劳资合议，根据劳动者现阶段工作时间和工作强度调整工资水平，构建和谐有序的劳资关系。”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学院副教授田鑫建议企业采取轮岗轮休、缩短工时等方式稳定岗位，尽可能不采取裁员的方式。
“目前，各级政府陆续出台一系列惠企政策，从贷款、税收等多方面为企业解困，避免企业由于资金断流而被迫裁员降薪，建议符合相关条件的企业积极申请各类优惠政策。”田鑫说，“企业经营者要有足够的魄力，待恢复正常经营后将员工工资及时恢复至原有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