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话剧点绘绿色(下)

　　多年来，剧坛对话剧的本质特征有过多种主张：“冲突说”“情境说”“表演说”“交流说”“介入说”等。实际上，这些主张不可能互相隔绝而孤立存在。话剧不能没有戏剧情境和冲突，也不能没有台上台下的表演、交流与介入。所有这些，都只能在现场经过观众的“眼入”和“耳入”后，才可完成审美的“心入”与“脑入”。因而，话剧必须诉诸观众的视觉和听觉，呈现出戏剧审美的直观性。

　　对话剧这种直观文化品格，话剧界有人常常不识“庐山真面目”。这些年，忽而要淡化人物和情节，寻求散文式的“空灵”色彩；忽而以为文学得不够，倾心于纯文学色彩；忽而也跟着“寻根”，去返归原始色彩；忽而又搞内心化落入主观“梦幻”色彩。这样使话剧越来越玄虚化、抽象化和晦涩化，令观众观之不解，莫名其妙。

　　话剧作为戏剧体，小说作为文学体，这两种样式在叙述和传达方式上是截然不同的。二者之间的本质区别，应作精心研究。我认为，至少有以下相异之处：结构故事方面，文学娓娓道来，话剧却必须冲突化；在刻画人物时，文学尽可自由驰骋，话剧只能在细节和情节中全力动作化；在交待环境时，文学允许信笔挥洒，话剧则应以假定、幻觉或物化手段使之情境化；在揭示心理时，文学能兼用言传与意会，话剧只能在人物纵横关系中予以情感化；在运用语言时，文学偏于典雅华丽，话剧要注意深入浅出从而听来晓畅化；在推进情节时，文学作者可从旁冷静地描述给读者，话剧则一定要表演化。所有这些，都是话剧将历史和生活转化成舞台艺术的需要，是话剧必须具备的、特殊的直观文化品格。

　　当然，话剧不能没有文学性。在把握话剧文学性的同时，应竭力把文学的含蓄性融入直观性，使之表现为文学的戏剧化，万万不可让文学的含蓄性吞没了戏剧直观性，使戏剧文学化。话剧“绿色”的观赏文化个性，在艺术欣赏和表现形态方面，必须强调恪守审美法则——执著地锤练语言的情感文化品格。话剧不只是“话剧”，还是戏剧化的主要手段，要更多地仰仗那张“嘴巴”。能不能说，话剧是语言的舞台情感艺术呢？在这方面，它颇患过几种至今未能根治的语言情感匮乏症，例如：太“文”，专门选择不利听觉的书面语言；太“洋”，偏爱缺少铿锵节奏的“欧化”冗长句式；太“大”，强加观众腻烦的非剧中需要的豪言壮语；太“假”，惯用与生活相悖的虚妄之语与矫情之腔；太“空”，对话空洞无物；太“涩”，诘屈聱牙而艰深难懂；太“旧”，评理式语态和语义都很陈旧；太“土”，生僻的方言俚语过多；太“板”，台词缺乏情趣过于拘谨；太“脏”，滥用有碍审美的詈言骂语。这样的话剧语言，都是舞台情感的束缚、观众欣赏的障碍。语言是观众感受的主体媒介，舞台情感撞击是语言主要的表现形态。话剧应当注重台词美感的传播，加强剧中角色内情外射的动感，注重语言的情感文化品格。

　　近年来，一些话剧试图增加思考和哲理的成分，初衷虽好，却时常出现情与理的剥离。它们的弊病在于：简单直露地以对话代替动作，以理性代替情感，以人为的议论对峙代替内在的心理冲突，把话剧语言的演绎化变成了政论理念的演绎化。话剧“绿色”的观赏文化个性，对话剧的整体审美构想，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它必须以剧场的审美文化品格为前提，最终在观众中实现综合审美效应。

　　话剧是高度和谐的剧场审美艺术，富有剧场的审美文化品格。就话剧艺术的创作程序说来，它应经过编剧、导演、表演及舞美的多维组合，是话剧从细部美到舞台整体美的综合。从观众的审美过程说来，话剧综合审美效应必须渐次占据三度的立体空间：首先，它应以独特的人物形象、故事情趣、情感冲突和舞美景观等话剧细部美，节奏跌宕且立体可感地充盈舞台空间；其次，这种充满舞台空间的整体美可同时涌向台下，在表演者与欣赏者之间形成思想感受、生活感应、艺术感染等，立体地回荡在剧场内；最后，剧场审美的终端并不在剧场，而是要立体地填充个体观众的心理空间，让他们带着对剧中人物命运的追踪、性格特征的辨析、人生况味的体验和哲理意蕴的思考走出剧场。话剧上述这种剧场的审美文化品格，并非轻而易举能够企及。

　　“绿色”戏剧需要绘以戏剧“绿色”。话剧领域，本应是春光普照，生机勃发，绿茵满地。不必讳言，由于近年来失之于浮泛、燥热和某种风潮般的反戏剧意识的膨胀，话剧的观赏文化个性及其当代思想性、戏剧直观性、舞台情感性和剧场审美性等本体颜色正渐趋减褪，使之几乎成为绿苗稀少的荒疏之地。对此不妨大声疾呼，话剧需要贴近时代、生活和观众的坚实足记，需要播种和耕耘的毅力与艰辛，需要艺术创作群体之间的协同和默契，更需要在艺术原野上种植千姿百态的苗圃，为话剧艺术开拓一片春意无限的“绿洲”。

　　（作者系哈尔滨市人大农林委员会副主任、哈尔滨工业大学和黑龙江大学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