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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县集而郡，郡集而天下，郡县治，天下无不治。”可见，郡县治理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的发展，所以县官难为。而县官又很重要，是护佑一方的“父母官”，直接接触百姓，能深入了解民间疾苦。在一些朝代，知县是可以直接“面圣”的官员。举人申请做官，如果参加的是知县的选用，就会被安排到京城，接受皇帝亲自“大挑”，皇帝会亲自提问，观察其举止行为，认为合格的，由吏部派出担任知县。所以，在古代，知县这一级官员既能直接面对百姓，又能直接面对皇帝，是中央和百姓之间的联系，是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古代有很多名人志士，都在知县这个岗位上做出了成绩，名垂青史。说起来，王安石就是其中一位。青年王安石曾在鄞县任知县，不仅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还提出一系列县政治理措施和思想，在这里进行了革新变法的“实验”。
王安石，字介甫，抚州临川（今属江西）人，被列宁誉为中国“十一世纪伟大的改革家”，他于宋熙宁二年领导的变法为后人熟知。不太为人知的是，王安石也曾是个优秀的县官，他在知县任上的尝试，可以说是日后变法的提前预演。
1047年，26岁的王安石被派到鄞县做知县。他风尘仆仆，从淮南来到了一个穷僻闭塞的海滨小县。这在许多人眼中绝非“美差”的经历，于王安石而言，却是弥足珍贵的。在这里，他完成了以后大手笔革新变法的一次小小试验，并且获得了成功。
推行青苗
刚到任没多久，王安石就冒着风寒，行程一千多里，深入基层，调查走访。“从县城出发，至万灵乡之左界升鸡山观砌工凿石；入育王山，下灵岩，浮石湫之壑以望海；至芦江，临决渠之口，令劈山开河，筑二十里长塘……”并写下了著名的《鄞县经游记》。在短短的时间里，王安石徒步走遍鄞县14个乡。
深入的调查为王安石施政提供了可靠依据。他在走访中了解到，当地经济非常脆弱，农民十分穷苦。年分好时勉强糊口，一旦遇到灾害，就要靠高利贷度日，百姓因此常常陷入高利贷的盘剥。为解百姓之急，王安石清理县库存粮，救济灾民。但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随即，他实施了一项改善民生的政策措施，即“贷谷于民”，就是当农民青黄不接时，可向政府借贷粮食，到收获之时以低息偿还。后来王安石在朝中当政，推行青苗法，基本就是这个意思。可见，知县的历练对他后来的政治生涯有非常大的帮助。
兴修水利
王安石上任之年，鄞县大旱。为改变鄞县人民的生存环境，他兴修水利工程，大胆提出组织民众“大浚治川渠”的疏通政策。在他的率领下，各乡民众积极响应，兴起治水热潮。这一年，全县兴修水利设施达21处，其中最突出、也最有代表性的政绩即是修复东钱湖。
当时的东钱湖丧失了灌溉机能，百姓苦不堪言。王安石组织和率领十余万民工，清除葑草，恢复湖界，加深湖底，围堤建栏，整修七堰九塘，解除了湖区周围及鄞县镇海七乡农民的水旱之苦。
兴学严保
王安石非常重视教育工作，他在《慈溪县学记》提到，“天下不可一日而无政教，故学不可一日而亡于天下”，建议大兴儒学。但是，鄞县没有官学，没有师资，王安石就遍访山野硕老，找到杜醇、楼郁、杨适、王说、王致五位饱学之士，并创建了当地历史上第一所官办学校——鄞县县学。在王安石的倡导下，形成了官学、书院、蒙学三个教学系统。从那以后，鄞县文教之风大兴，开始出进士，大批文人进入朝廷高层，到了南宋，更有“满朝朱衣贵，尽是四明人”之说。
此外，王安石还在鄞县进行了兵农结合、加强治安等系列改革举措。这些实践都成为他以后在中央进行变法的“初稿”。
王安石治理鄞县前后不足四年，但表现出了坚定不移的使命感、笃干务实的作风和不屈不挠的勇气。一是立大志，以社稷国家为己任。鄞县任上，在处理县政的同时，他“读书为文章”，对社会改革的一些重大问题有自己的思考，并提出自己的见解。二是干实事，关注民生的切实需要，给民众带来切实的好处。初到地方任职，他不唯上，不空想，立足于鄞县地方实际，从实地调研出发，深入了解影响百姓生计的重大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县政治理的决策。从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两大问题——水利和粮食问题入手，立足为百姓做实事。三是重人才，着眼于兴邦治国的根本、长远问题。在鄞县期间，王安石的一系列兴学重教、培育人才的举措，根本目的是为了培养人才，为“治国平天下”服务。
王安石的一系列县政治理措施和思想不仅对历史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作为我国古代治国方略和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还对于今天领导干部提高管理水平、治理能力、加强修养、改进作风等具有诸多可资借鉴的思想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