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居住与就业的空间错位研究

　　随着中国城市的快速扩张，城市空间发展正经历着剧烈的变动，加之旧单位制度的解体以及产业空间布局的调整等因素，城市居住与就业的空间错位问题变得更加突出。作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特大城市，北京由于城市的扩张以及居住空间郊区化的加剧，其居住-就业的空间错位现象正在加剧。目前，国内对城市内部居住-就业空间分布及其匹配关系的研究大都基于总人口和就业分布，然而，居住-就业的空间关系在不同行业间可能存在较大的差异。本文将已北京为具体研究对象，测量不同行业居住与就业的空间分离程度，并挖掘行业间的差异，探究此种现象出现的原因，进而更为深入地理解北京居住-就业的空间错位现象。

　　居住-就业的分布现状

　　现将北京市各区县划分为四个圈层，分别是城区（包括东城区和西城区）、近郊区（包括朝阳区、丰台区、石景山区和海淀区）、远郊平原区（包括房山区、通州区、顺义区、昌平区、大兴区）和远郊山区（包括门头沟区、怀柔区、平谷区、密云县、延庆县），分别对应北京市区县功能定位中划分的四个功能区，即首都功能核心区、城市功能拓展区、城市发展新区和生态涵养发展区。

　　从常住人口的地区分布来看，北京东城区和西城区的人口占全市的比重已从1990年的21.6%下降到2011年的10.7%；从2008-2011年住宅销售面积的数据可知，城区比重从7.7%下降到2.8%，近郊区（朝阳区、丰台区、石景山区、海淀区）的比重从65.6%下降到37.7%，而远郊区比重则由26.7上升到59.4%，由此可知，住宅的郊区化也尤为突出。

　　此外，据北京市第二次经济普查资料显示，2008年北京的第二、第三产业就业仍主要集中在城区和近郊区，占全市的73.7%。具体各区县的就业岗位及就业人口所占全市比例详见图1和图2.随着郊区科技园区和开发区的建设，制造业已较大程度向郊区转移，城区制造业就业仅占全市的7.5%，而远郊区制造就业占全市的54.6%。制造业的外迁为服务业的发展置换了空间，因此，服务业就业仍高度集中在城区和近郊区，城区占全市的24.1%，近郊区占58.9%。一方面，住宅郊区化推动居住不断向郊区转移；另一方面，尽管制造业已较大程度地从城区迁出，但伴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北京的服务业在就业结构中的比重已高达74.0%，产业布局上制造业的迁出带来服务业进一步向城区和近郊区的集聚，造成就业仍主要集中在城市中心区，从而导致北京居住—就业的空间错位。

　　三大因素造就居住-就业空间错位

　　北京正处于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面临着加快经济增长和缓解人口资源环境压力两大艰巨的任务，城市发展饱受“大城市病”的困扰。为此，需要进一步分析不同行业居住-就业空间错位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探讨居住-就业空间错位的形成原因，以此对城市布局优化提供参考。

　　不同步郊区化因素。随着城市土地和住房制度改革、城市中心区的危旧房改造、城市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以及私家车的普及等，人口居住的郊区化程度大大提高，而与此同时，就业的郊区化进程相对缓慢。特别是随着城市经济结构的调整，服务业已成为像北京这样的特大城市的核心功能，而服务业在城市中心区的高度集聚，总体上导致了城市就业的分散化程度十分有限。因此，在城市增长和快速的空间扩张过程中，人口居住与就业郊区化的不同步是导致空间错位的原因之一。

　　不同步集聚因素。在城市空间扩张和布局调整过程中，居住-就业郊区化的不同步性对城市内职住分离产生影响，但不可忽视的是，郊区化过程中人口居住和就业的空间扩散可能具有不同的分散化模式，也能造成居住-就业的空间错位。具体来说，但郊区化过程中，产业在从城市中心区向郊区转移时，因为对集聚经济效益的追求，仍倾向于在特定地区再度集中，从而形成新的集聚中心。因此，不仅郊区化的不同步会造成居住-就业的空间错位，郊区化过程中人口居住和就业空间再布局后的集聚程度的差异也是影响城市内职住分离的重要因素。

　　去单位化因素。1980年代，中国住房的主导体制是单位大院体制，职工居住在单位大院中，大院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区。然而，在90年代后，由于现代企业制度改革以及住房市场化等等，单位大院制逐渐向以居住功能为主的城市社区转变。但由于城市空间发展具有路径依赖性，单位制度下所形成的城市空间格局对城市内居住与就业的空间关系仍有长期的影响。

　　（作者系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