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放手” 共治才有“戏”

　　近年来，浙江省义乌市以“先行先试”的地方创新姿态，积极拓宽社会组织参与城市治理的进入路径与体制保障，成为中小城市创新发展的典型。但与省内外社会发展先进地区相比，与义乌城市治理需求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差距。探讨义乌案例，不仅可为该市后续的社会治理创新发展提供思路，更可从县级层面管窥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困境与可能。

　　作为转型国家，我国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实际上是一个政府在简政放权的同时，不断以强制性制度变迁助推诱致性制度变迁，并形成两者合理互动的社会性建构过程。义乌市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能力的欠缺，既有社会组织自身的原因，也有体制机制性因素的制约，但根本上，源于它受传统体制的约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首先，管理体制不活。该市虽然于今年年初颁发了《关于进一步培育发展和规范管理社会组织的意见》，并相继出台了《义乌市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指导目录》等政策，使社会组织在直接登记、公共服务采购等方面享有了更多的权利与机会，但政策性好声音要真正转化为现实利好作用，还具有一定的时间滞后性。在一定意义上，专门针对社会组织的政策，一度是缺失的。

　　无论是体制惯性、认识问题还是放权让利改革所带来的部门利益冲击，都使得相关政府部门和工作人员有意无意地阻碍改革的进程。在具体工作中，不少政府部门忙于微观事务管理，管了很多不该管的事，管不好那些最该管的事，约束了社会组织发展的空间。有些政府部门将社会组织视为其下属单位，派驻公职人员兼职，插手管理，垄断经营。公共服务采购与财政扶持专项资金等扶持性政策体系尚未形成，大多数社会组织很难得到资金、场地、技术、项目等方面的扶持，少数有财政资助的公益性社会组织也缺乏稳定持续的财政投入。

　　其次，服务平台不强。“扶上马，送一程”是当前我国各地发展社会组织的基本经验，不少地方纷纷创新了服务平台建设。例如，为推动新生社会组织能力建设，上海、南京等地已形成了上到市、下到街道社区的覆盖多层级社会组织孵化体系。一些城市在社区治理改革中，将社会组织内生地嵌入于制度设计中，而义乌市在此方面还存在较大欠缺。

　　再次，工作机制不力。该市372家社会团体仅拥有273名专职工作人员，超过7成的社会团体缺乏独立的组织运转能力。专职人员的短缺，决定了义乌社会组织专业能力的缺乏，致使组织不是活力不足，就是业务拓展能力薄弱。在慈善公益领域，很多志愿者组织的服务高度重合，同质化现象严重，进而导致慈善公益资源的错配与浪费。

　　最后，社会基础不实。从现有情况看，尽管不少机构身影较为活跃，但社会影响力有限，品牌认识度不足。从活动开展看，虽然有不少机构进入社区开展活动，但尚未常规化、细致化、深入化。不少组织政府公务人员兼职多，具有典型的“二政府”特征，社会组织经常被扭曲成为业务主管部门的“小金库”。这导致市民与政府部门对社会组织的认知度、评价均不高。不少部门反映，“向社会组织转移政府职能和购买公共服务确实是大势所趋，但现在谁能接的上？”

　　社会共治体系的形成，需要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与公民个体等主体的共同努力。目前，要让社会组织更好地参与城市治理，助推城市多元融合，实现政府、市场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政府的改革与助推仍是首要因素。

　　（第一作者系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副教授；第二作者系义乌市委党校培训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