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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批判性话语分析发现，近20年间我国亲子冲突新闻出现了明显变化：话语权从亲代转向子代，主题由子代罪责转为向亲代问责，有关亲代的负面描述增多，成为失语一方。这一话语迭代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反映了文化的时代变迁。话语具有社会建构的作用，应警惕从一种话语霸权转向另一种话语霸权带来的负面效应。
关键词：亲子冲突 话语变迁 文化霸权 批评性话语分析
近年来，亲子冲突成为中国社会的突出问题：少年弑亲案时而见诸报端，新旧媒体对原生家庭的反思和讨伐更是不绝于耳。着眼于话语与社会结构的辩证关系，本研究关注的问题是：有关亲子代际冲突的新闻话语是如何变迁的？其中隐藏着怎样的代际权力关系与重构？折射出家庭与社会观念面临怎样的时代变局？话语批评研究的意义在于揭示语篇所带有的或引起的社会权力不平等或权力滥用①，追求话语的民主化，也即费尔克拉夫所说的，要消除话语权力和人类群体声望上的不平等和不对称②。本研究通过批评性话语分析和反思，揭示话语极化与迷思，增进社会对代际关系的科学认知。本文采用费尔克拉夫的批判性话语分析框架，从文本语篇、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三个向度展开分析。
本研究以慧科搜索（Wise Search）数据库作为材料来源，收集相关新闻文本进行分析。检索词为“亲子冲突”“亲子矛盾”，检索日期自2000年1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经过合并重复和多次转载的文本、剔除与亲子冲突关联较弱的内容，最终筛选出新闻文本492篇。由图1可见，亲子冲突的新闻数量总体呈逐步上升态势。2018年出现爆发式增长，2019年前4个月的文本量已有21篇。报道媒体包括中央电视台、中国青年报、中国妇女报、中国教育报等全国性媒体，也包括地方党报（如解放日报、南方日报等）和大众媒体（如北京青年报、南方都市报、成都商报等）。
文本语篇分析
通过历时性考察发现，亲子冲突新闻有个明显的话语转捩点，由前后相继的两个事件构成：其一是2007年少年弑母事件，媒体报道开始出现变化（详见后文分析），其二是2010年豆瓣“父母皆祸害”小组事件，话风进一步扭转。以下从词汇和文本结构两个层面进行对比分析。
词汇与描述
2010年以前的大部分报道中，媒体对亲代特征的描述较为简单笼统，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是“严厉”“严格”；对子代的描述则有“残忍”“冷漠”“颓废”“凶相”“弥天大罪”“食母的虎犊”“逆子”等大量负面词汇，比如标题《17岁逆子为上网费弑母砍父》。这些词语的运用，体现了对于亲代作为权威和管教者角色形象的预设或默认，冲突中的子代被置于忤逆、应被谴责挞伐的地位，其中暗含中国传统孝道伦理法则。
2010年以后亲子冲突的新闻话语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新闻报道对亲代出现了大量负面刻画，不仅有“急躁”“脾气犟”“刻薄”等描述负面性格的词汇，“狼爸虎妈”“父母祸害”亦成为突出形象。子代的形象逐渐丰富，除了原有的“惯坏了”“顽劣”“白眼狼”，还有“懂事”“听话”“优等生”等。
新闻中的现实或通过新闻所再现的现实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建构，新闻话语中词汇的选择是显现隐含观点和意识形态的一种重要的手法③，不同的词汇选择反映出意识形态的争夺④。亲代、子代形象的前后对比显示：子代大逆不道的意味开始弱化，而亲代的专制无理、亲情疏隔及其对子代的负面影响渐趋凸显并成为主导性内容，引发亲子冲突的主要责任由子代转向了亲代，子代犹如在“暴力殴打”“独断专行”下实行正义反抗的被压迫者。
文本结构
从话语分析角度，一则新闻所谈及的“话题”的整体组织被称为“主题结构”，与其他话语类型相比，新闻话语的主题组织可能扮演着更为关键的角色⑤。通过解析新闻文本的“相关性结构”，可以发掘新闻生产者所突出的重要信息和隐含观念。
从文本结构来看，2007年以前有关子代弑亲行为的86篇样本中，体裁主要是消息，多采用倒金字塔结构，信息重要程度由高到低。这是一种迅速有效传递信息的结构形式。2007年的少年弑母案引起较大社会反响，多家媒体在报道时采用故事化的手法。如信息时报6月14日的报道《广州少年杀母砍父续 自称杀父母能释放多年仇恨》，展开了较多具体的故事叙述和背景描绘，强调人物命运和个体故事。更为典型的是12月《南方人物周刊》同题特稿《少年杀母事件》，融合了深度报道和小说两种文本形式，以文学化的写法展现了翔实的信息、客观的事实，并通过不断变换的叙说角度、多样的话语类型，将不同个体的声音和思想有机、和谐地结合起来，促进了读者对弑亲少年的理解甚至同情，客观上弱化了弑亲行为的罪恶程度。
深度报道渐成主要形式，“循环组装式”结构取代了倒金字塔结构。内容上越来越故事化、深度化，报道主题发生转移，不再将少年的罪行本身置于中心位置，子代的精神需求受到关注，同时暗示父母家庭的责任，话语立场从亲代渐渐转到了子代。
话语实践分析
话语具有互文性（Intertextuality），任何话语都是在对话、回应其他话语。因此，互文性在话语分析中是极富有意义的要素和主要侧重点⑥。以下从文本内外两个层面进行分析。
引语——明确的互文性
费尔克拉夫将新闻报道中的引语称为“话语描述”，它是新闻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关于人们所说的有价值的东西的描述。2010年之前，新闻报道中的采访对象以亲代师长为多，子代的声音比较微弱，往往被家长辈代言；此后，新闻报道中以直接引语形式描述的子代话语有逐渐增多的趋势，子代的不满情绪更多通过直接引语表达，被赋予了更多的发声空间。
在使用直接引语时，被报道者的声音和报道者的声音存在着明确的界限，而间接引语时两者的区分则会模棱两可，成为一种含混的语言形式，因而有了“双重的”表达声音。⑦一些看似客观公正的转述引语实则是文本生产者选择和分配的结果，有意无意地暗示自己的观点、影响读者对引语的理解⑧。如南方都市报2014年2月26日的报道《少年网吧弑父：曾把父亲骑着打》转述一位玩伴的话：“他爸当着很多同学和老师的面，拿一把大扫帚，在操场上打他。打得很惨，手上到处都是伤痕。”自那以后，他感觉到肖阳“人变了”：“不跟同学在一起玩，也不爱说话了。”他认为是那件事伤害了他的自尊——“不该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打他。”通过对引语进行切割、重组，并插入描述，文本生产者将自己的声音渗透到引语的内容中，形成一种客观外表下融入了自我观点的“含混”的形式，内在地反映出对文中父亲教育方式的否定。
话语关系——建构的互文性
福柯话语理论中，将“互为话语性和互文性”置于首要地位：任何话语实践都是由它与其他话语的关系来界定的，都以复杂的方式利用其他话语。⑨互文性分析，更多的是通过考察文本间的指涉、回应或结合，来发现话语主体建构/重构话语秩序的话语实践方式。
2007年12月，《南方人物周刊》的报道《少年杀母事件》在多处细节中暗示，亲代对子代的种种伤害是造成亲子反目的原因之一，如父亲的暴力：“父亲怒了，啪啪给他两个耳光。孩子站起来，不哭不闹，含着泪水直瞪瞪盯着父亲。”母亲的贬损：“陈菊喜欢当着张明明的面对张柱良说，‘你这儿子，靠不住。’她并没意识到，这对张明明意味着什么。”类似的表述也出现在2010年中国青年报对“父母皆祸害”小组的报道中：“还没站稳，父亲的几个大巴掌就已经扇到脸上了，当时陆晶的嘴里鼻子里都是血，但是她也不敢哭。哭可能会让爸爸更暴躁。‘那时候我真希望我立刻死去。’陆晶说。”
“青少年弑亲”与“子代控诉对抗亲代”两类新闻在话语互动中产生一种因果关系：子代的极端行为，多半是遭受了来自亲代和原生家庭的伤害，责任在父母。“亲代伤害”与“子代问题行为”被建构成因果必然关系，隐藏在亲子冲突新闻话语的生产过程中。如2016年轰动一时的北大学子吴谢宇弑母案，一些媒体将其母刻画为古板、易怒、情绪不稳定、孤僻的中年教师形象，这些非正面的描述隐晦地表达出对其存在过错的揣测。
社会实践分析
话语权的逆转与社会文化语境的变迁分不开。从微观现实层面来看，亲子关系话语权的逆转有其社会基础。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及人口政策的调整，我国家庭结构迅速向规模小型化和核心化方向发展⑩。家庭内部关系趋向平等，亲子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平等，这是一个总体趋势，且为许多学者的研究所证实。
纵向的亲子轴是中国传统家庭关系的主轴，但中国传统家族制度的亲子关系的重心是向父系长辈倾斜，而不是向子代倾斜。随着核心家庭成为占据主导的家庭结构，夫妻轴重要性上升，亲密关系变得重要，但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这并不意味着亲子轴被夫妻轴所取代或者超越，对很多夫妻来说，亲子轴重要性超过夫妻轴，亲子关系重心向子代倾斜，家庭资源亦向子代倾斜。独生子女政策的实行更加重了向子代倾斜的砝码。
除了家庭结构的变迁，孝道、伦理秩序、家庭整体利益等传统观念也日渐式微，子代个体的自我意识不仅松绑、解套而且得到家庭和社会的激励和强调。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语境下，亲子冲突新闻报道话语愈加明显地呈现出对子代个体权力、欲望和需求的重视和对亲代专制和权威的拷问。
话语对社会具有深远的建构意义。福柯、费尔克拉夫、梵·迪克等都强调话语的社会建构作用。话语有助于说明、组成并建构社会现实、人际关系及知识和信仰，话语参与并促进社会变迁。亲子冲突新闻话语与社会话语的互文建构，共同促成了亲子关系话语秩序的逆转。吴谢宇案发后，在网友的想象和推测性写作中，吴谢宇甚至被塑造成一个为摆脱家庭伤害而犯罪的“悲情英雄”，吸引不少网友在他身上寻找共鸣。2018年影响很大的北大留美硕士对父母的万言控诉书，琐碎小事的叙述中不乏主观褊狭和情绪化，但新旧媒体几乎一边倒地对其原生家庭进行反思性讨伐。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04年张贴在南京大学公告栏的一位父亲心酸的公开信，彼时的舆论也几乎一边倒：不体谅父母是可耻的、孩子要有感恩心。十数年间，话语秩序完全逆转：从父亲指责孩子不懂事、舆论一边倒谴责子代，到子代控诉父母的伤害、舆论一边倒地讨伐父母对孩子的控制和不尊重，对亲代的苛责抨击和对子代的同情支持成为流行话语。网络时代是年轻人的时代，子代变为掌控话语权的一方，亲代几乎完全逆转成为“无语”“失语”的一方。“毁掉孩子的父母”“原生家庭对人的伤害究竟有多大”等话语洪流将“含辛茹苦父母恩”的传统话语淹没。
结论与反思
综上，新闻话语对亲子冲突和代际关系的构建出现了明显的转变。在文本层面，微观上对亲代的负面描述增多，宏观上文本结构渐趋多样、子代立场凸显，新闻主题由子代罪责转为向亲代问责。在话语实践层面，话语描述越来越放大批评亲代的声音，而“青少年弑亲”与“子代控诉对抗亲代”两类新闻更是将亲代伤害与子代问题行为间的因果关系隐藏于话语生产逻辑中。子代出现极端行为，必然来自父母的伤害或缺陷，这成为其内在逻辑，隐藏在亲子冲突新闻话语的生产过程中。经过亲子冲突新闻话语（包括社会话语）的建构，亲代由“含辛茹苦”转变为“操控专制”“心智有缺陷”的形象，成为孩子心灵的戕害者；子代的形象则由不孝逆子转变为反抗控制、追求自我意志的抗争者。亲子双方的话语权发生迭代逆转，这一转变折射了社会家庭与文化的时代变迁。
作为一种社会实践，话语对社会主体和社会身份具有建构性。在代际关系的动态建构中，新闻话语包括其他媒介话语深刻影响着社会大众对亲子关系、代际教育等的认知。因此，媒体尤其需要谨慎话语极化与话语霸权的出现，警惕避免一种新的话语霸权取代旧的霸权。
就亲子冲突话语关系来看，青年一代已然打破了老一辈掌控的“文化霸权”，但时下，对父母的苛责、对原生家庭的讨伐、对亲子冲突的渲染，成为相关文本中的常规内容。亲代哑然失声或湮没无闻，亦是话语极化和不合理的话语生态。加之互联网极易发生群体极化现象，这些都可能导致非理性的代际关系或更激烈的代际冲突，遑论构建和谐健康的亲子关系。
话语极化和话语霸权导致一种迷思，即让亲代为子代的所有成长发展问题“埋单”。任何问题都能被“倒推”“追溯”到父母和原生家庭身上，用某一结果来追讨原因，不仅主观任意，而且会助长子代的不负责任。如此，非但不能发展出子代独立自主的精神，还会更加依赖和责怨亲代，一边啃老、一边抱怨。
新闻报道对亲子冲突背后的社会问题思考不深入。当下我国的亲子冲突并非仅仅是代沟或父母教育方式的问题，不少社会问题也折射在家庭矛盾中，甚至成为冲突之源。这其中，社会阶层分化和阶层固化对家庭代际的影响最为突出。根据弑亲新闻中透露的信息，这些家庭多为中下阶层尤其是下层，以技术或劳动力为主要资本。贫富差距和拼爹拼妈观念的流行给社会普通家庭带来的无形消费压力和比较劣势，是不少家庭代际冲突的深层原因。将原生家庭作为口诛笔伐的靶子、为所有的教育问题背锅，不仅有失客观理性，也无益于问题的解决。
因此，警惕冲突报道中的话语极化、深入思考社会冲突与话语冲突背后的社会问题原因，给失语者以权力，消除话语权力和人类群体声望上的不平等和不对称，构建健康良性的社会关系，是机构媒体应该反思的问题。
（作者王琛系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严文玮系该学院研究生）
责任编辑：武艳珍
注释：
①施旭：《什么是话语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第47页。
②[英]诺曼·费尔克拉夫著，殷晓蓉译：《话语与社会变迁》，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187页。
③[荷]梵·迪克著，曾庆香译：《作为话语的新闻》，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182页。
④熊伟：《话语偏见的跨文化分析》，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2页。
⑤同③，第32～33页。
⑥同②，第93页。
⑦同③，第97页。
⑧辛斌：《新闻语篇转述引语的批评性分析》，《外语教学与研究》1998年第2期。
⑨同②，第52页。
⑩刘宝驹：《现代中国城市家庭结构变化研究》，《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6期。
康岚：《论中国家庭代际关系研究的代差视角》，《中国青年研究》2009年第3期。
沈奕斐：《个体化与家庭结构关系的重构——以上海为例》，复旦大学2010年博士论文。
同②，第6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