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路

    在央视工作19年，我走了很多路，一次次启程出发，最终，都变成一篇篇报道，怀揣一颗敬畏之心呈现给观众。什么样的记者才能成为“大记者”？裤脚上永远沾着泥巴、始终在思考、怀有一颗悲悯心的人。驻站9年，我努力兑现着做一名“大记者”的承诺，此后的每一天，依旧如此。

    前辈钱钢说，“新闻工作，是活泼的人从事的严谨事业，炽热的人肩负的冷静使命，浪漫的人从事的艰辛劳作。”活泼与严谨、炽热与冷静、浪漫与艰辛，没错，这就是记者这个职业。

    没有路的“路”

    2010年年底，央视在浙江设立了应急报道点。浙江是我父亲的家乡，通过激烈竞聘来到杭州，原因很简单——我想当个百分之百的记者，驻站必须完全在新闻一线。那张机票是拉萨贡嘎机场飞杭州萧山机场的，来杭州前我刚刚参与了台里策划的“打开墨脱——嘎隆拉隧道贯通”特别直播节目。我的任务是作为前方特别报道小分队，在隧道开通之前翻越4800米的嘎隆拉雪山进入墨脱。

    墨脱，是中国最后一个通公路的县，而嘎隆拉隧道是墨脱实现全年通车的最后一个节点性工程。隧道不通，每到冬季，墨脱就是一个孤岛，进出只有徒步翻越嘎隆拉雪山这唯一的方式，如果遇到雪崩，性命难保，很多人死在这座雪山上。前方报道小分队一共有5名央视记者，我是唯一一位女性。20天之后，结束报道返回时，隧道已经被打通，我们可以坐着车出来。所以我们也成了最后一拨翻雪山进入墨脱的人，当然这番经历也成就了日后可以自我“卖弄”的资本，说自己是最后一位冬季翻雪山进入墨脱的女记者，的确是，因为没有后来者了。

    去杭州前，一位同事送我一句话——“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什么是驻站记者？我想，就是走的路比别人多吧。“行万里路”，驻站记者应该走怎样的路？

    8年前，我跟同事汪成健、李欣蔓、谢岩鹏一起徒步走了一条路，80多公里，攀悬崖、过冰河，手攀脚爬走了两天两夜，这是一条孩子上学的路，一条没有路的“路”。这条路的故事后来在央视新闻频道播出了，叫作《新疆塔县皮里村蹲点日记》。这条路的危险程度和艰苦程度让人震撼。那些天我每晚睡觉，会梦见从悬崖上掉下来的场景，这是白天所见所感的生理反应。

    难忘的除了这条路，还有这条路上的人，孩子们的纯真，对外界世界的渴望，超越同龄人的善良和明亮、乐观和坚强令人感怀。走这样的路，对我们只是一次采访经历，但对他们，是日常生活。在这样的艰苦面前，孩子们依然昂首挺胸。7集节目连续播出后，怎么结尾？我们纠结着。最后，我提议把抓拍到的孩子们在险途中的笑脸全部找出来，用一张张笑脸配上孩子们的歌声结尾。

    这个结尾，代表我对这些孩子发自内心的敬意。有一句解说词这样写：“大人们的双手成了孩子们的路”，帮助孩子们走过这条路的大人中，有他们的家长，有乡镇干部，有乡村老师。皮里村让我们看到了我国发展的不均衡，我们需要正视这种不均衡。只有正视，我们才会踏踏实实扑下身子精准扶贫。

    节目播出后，新疆台一个记者采访我：“你这次走基层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我脱口而出：“认识了皮里村的孩子们”。这个刚参加工作一年的女孩愣住了：“真没想到你会这么回答。”“那你以为呢？”“我以为你会说，最大的收获是这个节目播出后产生了巨大反响，那些孩子得到很多人的帮助。”我正在琢磨自己的境界是不是有点不高，她接着说，“你这个回答特别让我感动，你真的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孩子了”。

    人都会有“顿悟时刻”，皮里村是我职业生涯的顿悟时刻之一。那个记者还问我走基层该怎么走？这次我认真地想了一会，我说出四个字：“用心去走”。

    从那以后，我知道我该做一个什么样的记者—— 一个裤腿上永远沾着泥巴的记者。

    绿皮车里的路    

    行万里路，驻站记者要走最远、最偏的路，要走没有路也要走下去的路。行万里路，我们更应该知道怎么去走这一条条路。

    怎么走? 

    7年前的春运，我在路上。起点是宁波，终点是重庆。我和摄像所上的绿皮车——K1245次列车，全部行程44个小时。在这趟超员的绿皮车里，从第一节车厢走到最后一节要花40多分钟，走一趟下来汗湿透衣服。我在前面走，听见身后的摄像一边走一边道歉：“对不起，我太胖了；对不起，我太胖了……”在这趟挤满了回家人的绿皮车上，我发自内心地想跟这些回家过年的农民工兄弟们聊聊心里话。

    遇到一位四川籍小伙子，我问他新的一年有什么愿望？他脱口而出：“找个女朋友。”“你是想早点结婚安定下来吧？”“不，我是想带她去非洲大草原看狮子。”这样的回答如果在大学校园里听到，我可能不那么吃惊，然而这个很有想象力且浪漫的愿望，出自于一个90后农民工之口，在挤得脚都没地儿站的车厢里，我一下子愣住了，接不上话。他给我上了一课：如果没有44个小时跟他们挤在一节车厢里，我是听不到这样的愿望的。基层在哪？既在遥不可及的远方，也在随时随刻的身边。如果我们只完成片子，那完全可以这一站上车，下一站下车，只要画面、采访拍够就行了，没必要耗两天两夜跟他们一起挤车。但是我们坚持到了终点，因为只有用心体验，才能捕捉到采访对象最真实的一面。

    通过这次采访我告诉自己，过去对农民工群体的认识太概念化、太笼统了，我们给他们贴了标签。除了农民工，过去被我们贴上标签，被笼统、概念化宣传的群体还有多少？所以我更珍惜走基层的机会，走进之后发现，这些基层群体是一个个鲜活的个体，他们的梦想、愿望，他们的幸福、痛苦跟我们没有两样，我们该“去标签化”。

    K1245次列车到终点时，我在站台上站了好久，目送这些好不容易到家的农民工兄弟。突然，一个我在车厢里采访过的农民工大哥下车后直奔我来，握着我的手说，“感谢中央电视台对我们西部农民工的关心，给你们拜年了”。那一刻我差点哭出来，不是因为这句话多感人，而是觉得这份感谢太重，承担不起。我们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事。农民工大哥的这声感谢，激励我用水滴石穿的坚持，不管是在各种灾难现场，还是在老百姓、特别是困难群众需要我们的时候，和他们真正“在一起”。

    我们为什么出发？每一次采访都是走过的一段路，爬过的一座山丘，借助采访，我们可以登上别人人生的峰顶，看到不一样的风景。作为记者，我们的人生注定与众不同，别人的精彩和不凡充盈了我们。

    我读到过一段话并深表认同：“我深信最伟大最高尚的创作动机应该是出于‘关心人’，对‘人’本身的终极关怀——关心人的情感，关心人的精神世界。只有这样的作品才能成为历史的记忆，把那些曾经存在于人类生命中的珍贵情感和价值永远地保留下来，帮助我们了解我们是谁。”

    关心人，关心大时代中的人物命运，是我们出发的理由。

    “摩托车大军”的回家路

    6年前的春运，我又出发了，跟着“摩托车大军”体验他们的回家路。从广东到四川，起早贪黑，披星戴月，沿途跨越5个省，近2000公里，经历冻雨、迷路、翻车、疲惫……感受临走前的期盼、到家后的悲喜交集。每一辆摩托车上都有一个故事。

    如果说摩托车是他们回家的交通工具，是个载体，那么，我们不是仅仅拍骑摩托回家的人路上经历了什么，我们想借着跟拍他们的机会，借着春运这个中国人极致情感被释放的特殊情境，在回家途中认识这些采访对象。他们只是普通的个体，在长三角、珠三角遍地都是这样的农民工，可只有真正认识这几个，我们才能撕开一个口子去认识当代农民工群体的生活状态、精神世界及他们的所想所愿。

    6辆摩托上有4对夫妻，李明两口子是最恩爱的一对儿。李明1987年生，妻子赖海凤比他大两岁，孩子3岁了，在四川老家由爷爷奶奶照顾。上路后的第二天晚上，我采访李明，海凤一直躲在卫生间，门一半开一半掩，她似乎总忍不住要插话，我让她也一起聊，她却红着脸往房间外躲。第三天，李明的拼装摩托闹脾气了，为了帮他减轻负担，我们让海凤坐采访车。那天，贵州下起了冻雨，出奇的冷，路上大车也多，骑一段就要停下来找些土办法让冻僵的手暖和过来。

    上车后，海凤兴奋得像个孩子，跟我们讲各种经历。我问她昨晚采访时为何不肯说？她说没有告诉家里人是骑摩托回家，李明是独子，怕说了父母会担心，她以为我们采访了同时就播出去了，所以一直躲着镜头。她和李明同在一家自行车厂打工，工作是给车圈上辐条，计件工资，36根辐条的上好一个赚5毛，140根的上好一个赚1块1。小两口一个月只有3000块钱的收入，租房子要花300多元。除了日常开销，剩下的钱都省着寄回家里。

    她说，上个月花销最大，因为租住的楼突然塌了，家当全在里面，幸亏老公勇敢，在最后一刻推出了摩托车，要不这个春节就回不了家了。讲到女儿的时候她最开心，她是广西人，女儿跟着爷爷奶奶说一口四川话，女儿的话妈妈经常听不懂。“听不懂也没关系，我老公可以帮我们翻译”，听着这些，我心里有说不出来的滋味，妈妈跟疼爱的女儿之间说话还需要翻译！可她一直乐呵呵的，不停地说，不隐藏也不埋怨。她说，“辛苦一年就是为了这个春节”，说话的时候一直盯着前面，一脸甜蜜，我顺着她的视线望过去，两支雨刮器勤勤恳恳地一遍遍刮走车窗上的雨水，每刮一下，风雨中李明骑在摩托上的背影就清晰一阵。

    快到家的最后3公里，我们陪着“书记”（另一个农民工）在泥潭里一步步走。一尺多厚的泥辙一道一道混着泥水，他的摩托根本开不起来，只能两只脚踮在泥里推着摩托走。天色全暗了，尾灯的一点点微光映着摩托上绑着的那辆给女儿的小红车，特别扎眼。一路上一直给大家当引路大哥，凡事自己都能扛的书记突然连车带人倒在泥堆里，他试着自己爬起来，没成功，上去扶他起来的那一刻，看到他满头的大汗珠。

    阿华的最后一段路也是这样泥泞，他摔的次数更多。我们跟拍的这几个主人公家不在同一个镇，甚至不在同一个市，回家后的感受竟那么雷同。“书记”一路2000公里带回的自行车并没有得到女儿的热情回应，甚至没有换来女儿喊一声“爸爸”；阿华用了一晚上的努力才让女儿把眼前的陌生人和3年来一直只在电话里冒出声音的爸爸联系到一起。这些留守的孩子，他们记忆中关于父母的那部分内容最少也最不连贯。孩子是他们离家打工的最重要动力，是他们最深的牵挂，可一年一次甚至几年一次的相见却不相认，又成了他们最无奈的心痛。

    让我们震撼的，还有他们心存的对美好生活的希望。“书记”骄傲地说，房子是十几年前父亲用种地攒下的三万多块钱盖的，他现在也在攒钱，十年后他会把老房子推倒，像当年的父亲一样重新再盖一栋更好的房子。我问他为什么不留在打工的城市，他说这才是他的家，这里有的东西那里找不到。我问他是什么？他说是人情。

    阿华说他的新年愿望是给父母买一个热水器，以后一点一点让家里的条件变好起来。阿华的爸爸说，今年春节特别开心，因为两个儿子都回来过年了。我问海凤，好的生活是怎样的？她说，现在这样就挺好，跟老公天天在一起，不分开。沉默了一会儿后，她低声得像是在对自己说，“如果想让生活更好一点，我们还要再努力一些。”

    在路上，我们看到了艰辛、危险、疲惫、省吃俭用，也看到了相互扶持、仗义、守信，甚至苦中作乐，唯独没有看到抱怨和叹息。当社会把他们视作社会的底层时，他们自己却没有底层的哀怨。他们及家人诚实、知足、乐观，付出最多，索取最少，有这样的“底层”，是国家的福分。有幸认识他们，也是我们的收获。

    采访开始时，我“心怀诚意”，采访结束时，我“心怀敬意”。我们希望，讲述的故事不光跟摩托有关，不光跟春运有关，而是一个个关系3亿中国农民工的故事，用个体命运和个体表达反衬出这个庞大群体。数日来风雨同路，采访结束时，他们在我们眼里已不只是一群回家的人，每个采访对象一脸风尘、一身泥泞推开家门的那一刻，让我们意识到，采访是为了认识社会、认识人。任何改变，都得先从心怀诚意的“认识”开始。

    “大记者”的路

    驻站9年，我走了很多路，或是路途本身的艰险，或是心路上的辗转，最终，都变成一篇篇报道，怀揣一颗敬畏之心呈现给观众。相信，是因为愿意相信。我们每做一个节目其实都是在净化或者丰富自己。平和专注、不计得失，时间会让我们收获很多。

    9年前，我曾在竞聘的演讲词中这样说：

    “站长要成为一名‘大记者’。

    什么样的记者才能成为‘大记者’？裤脚上永远沾着泥巴的记者才是‘大记者’。

    什么样的记者才能成为‘大记者’？一个始终在思考着的记者才能成为‘大记者’，他既要成为当地问题的专家，也要认识和研究当下中国。

    什么样的记者才能成为‘大记者’？怀有一颗悲悯之心的人才能成为‘大记者’。”

    驻站9年，我一直在努力兑现着当年的承诺，此后的每一天，将依旧如此。而我们的受众永远都是评委。

    眼下，媒体格局、传播方式发生了深刻变革，作为主流媒体如何让报道更有效地抵达受众？作为媒体人，我们要从自己做起，转换新跑道、迎接新挑战。这条转型之路更需要披荆斩棘。

    我问自己，新时代已经到来，新闻界的新气象和新作为怎么开拓？思考这个问题时，我想到了采访过的两个人，虽然行业跟新闻离得有点远，但是备受启发。

    十九大召开前夕，我采访了马云，其中一个问题是怎么看待“创新”？马云想了想，用3个“看”字回答我，他说，创新就是“用未来的眼光看今天，用世界的眼光看中国，用行业外的眼光看自己”。

    另一个人是王澍，他是目前唯一一位获得建筑界最高奖项普利茨克奖的中国人。我问他建筑中什么最重要？他说了两个字——“尺度”。那什么是“尺度”呢？他说了8个字——“小中见大，大中见小”。

    如何开拓我们自己的“新”？我想，如果做报道时也能够用未来的眼光看今天，用世界的眼光看中国，用行业外的眼光看自己，我们一定也能在新闻宣传领域做出“新作为”。如果我们也能像造一座房子一样去对待每一篇报道，把握好“尺度”，做到“小中见大，大中见小”，用作品连通“天线”和“地线”，报纸、大屏和小屏上必定也会是一番“新气象”。

    文学家沈从文先生曾经训导学生说，“你手中有一支笔，怕什么！”我们都是手上有一支笔的人，要怀揣一颗敬畏之心用好这支笔。在下笔之前，要先下好三种功夫——学懂弄通、做实宣传、凝心聚力。只有这样，才能通过我们每个人手中的这支笔把中央精神和新思想真正“讲清楚、讲明白、讲到位”。

    14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首次提出“红船精神”，将其概括为“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细细品味这段话，它不光是每一名党员的精神财富，同样也可以作为我们新闻工作者的座右铭。

    今年是我大学毕业进入央视工作的第19个年头，我已经习惯了一次次的启程出发。这一次的出发，愿能守住信念、昂首阔步、焕然一新。借用北大钱理群先生说过的一句话“以建设我们自己，作为建设社会的开始”。

    （作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浙江记者站站长）

    责任编辑：杨芳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