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构建

    融通中外是构建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的基本路径——在深度发掘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以国际视野充分吸收西方文化的精华，以前瞻眼光积极探寻人类共同问题的解决方案，在实践中创新运用中西方优秀文化元素，在表达方式上贴近西方受众认知图谱，力求使对方“愿意听” “听得懂” ，以提升中国话语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本文试图通过对话语、话语体系及相关要素的探讨和阐释，搭建起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的基本理论框架，为进一步探索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奠定基础。

    话语     社会语境      话语文本      中华文化     融通中外

    对外传播话语体系是一国建立国际话语权、提升国际传播力的基础，也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在国际上有理说不清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的对外传播话语体系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要加强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思想，更加响亮地提出中国主张。”①这段话告诉我们，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建设不仅是中国社会发展的迫切内在要求，也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展示价值理念、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前提条件。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社会的日益开放和与国际社会的不断融合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客观要求。这就决定了当今时代中国特色话语体系表现为对外话语体系。在这套话语体系中，中国应深度发掘和创新，利用本国传统文化的丰富资源，立足本国当代发展实际，主动吸收世界多元文化的精华，以融通中外的表达方式积极参与国际话语场域的对话和交流，有效传播中国的思想和价值。

    本文试图从话语和话语体系的基本概念出发，通过梳理话语构成的基本要素，着重从社会语境、文本建构和表达方式来阐述构建融通中外话语体系的内在逻辑。融通中外作为话语主体综合素养的体现、话语文本建构的基本手段和表达方式创新的基本要求，是构建对外话语体系的基本路径，也是社会语境影响话语体系构建的必然结果。

    “话语”和“语境”

    “话语”的概念

    自上世纪初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提出“话语”概念以来，不同领域的学者对话语的意义进行了多视角的研究。索绪尔把人类的语言现象分为“语言”和“言语”两个维度，“言语”便是后人所称的“话语”。其后的语言学家对话语的概念有所拓展。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一篇题为《话语的秩序》（The Order of Discourse）演讲中提出了话语权力论。他说，“在任何社会，话语的生产同时受一定程序的控制、选择、组织和重新分配，这些程序的作用在于消除话语的力量和危险，掌控其偶发事件，避开其沉重而可怕的物质性。”福柯进而指出，“话语是人们必争的权力。”②福柯的话语观突破了话语的纯语言分析框架，关注话语的社会实践性和话语与社会的互动性，从社会学角度探讨了话语作为权力的概念。

    梵·迪克（Teun A. van Dijk）把“话语”引入新闻领域，他在《作为话语的新闻》（News as Discourse）一书中开门见山地说：“本书旨在为分析新闻提出一种新的理论框架。这种方法的显著特征是把新闻主要当作一种文本或话语进行分析。”③梵·迪克对新闻话语的探索不仅为新闻传播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而且大大拓展了话语的实践性内涵。

    “话语”是有着时空向度的、在传播对话中的语言。话语本身兼具名词和动词的属性。“名词”指向话语的语言学范畴，语言通常只表示指涉；而“动词”意味着话语的社会实践性，指向社会文化学范畴，既指涉，又建构意义、事实和社会等。“话语同时指涉思想和传播的交互过程与最终结果，话语是制造与再造意义的社会化过程。”④

    “话语”由主体、文本、沟通和语境四大要素构成。

    话语主体是指生产话语的任何个人、群体或组织，是话语的制造者和传播者。话语主体拥有个性特征和文化素养。个性特征体现为民族性格，文化素养主要表现为与意识形态相关的思想、观念、文化和价值观等以及主体在国际社会的融入程度，即主体的社会化程度。

    文本构成话语的内容，是话语传播赖以存在的物质依据和思想载体。文本的生成受多种因素的影响，除了话语主体的文化素养和个性特征外，还受到语境的制约。文本既是主体特征的体现，也是语境影响的产物。有关语境的概念下文再作详述。

    沟通是指主体通过某种媒介传递文本的信息、思想、文化和价值观的过程，是不同话语互动和交流的过程，也是话语传播的过程。

    “语境”和“场域”

    通常认为，“语境”分为语言性语境和非语言性语境。语言性语境即上下文，体现话语的语言学范畴；非语言性语境包括情景语境和社会语境，体现话语的社会实践特征。

    本文借用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来解析社会语境。

    “场域”（field）是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社会学理论的核心概念，是社会成员按照既定游戏规则、个体习惯和拥有的资本参与社会活动的主要场所。场域内存在力量和竞争，而决定竞争的逻辑就是资本的逻辑。资本是布迪厄场域理论的核心概念，包括经济、文化和社会三种因素，它不仅是场域活动竞争的目标，同时又是用以竞争的手段。在既定场域中个体的资本越丰富，影响力便越大。⑤

    社会语境存在相互竞争、相互牵制的力量和影响这些力量强弱的因素，我们视这些力量为话语主体，或场域中的社会成员，他们的行为受到规则的约束，实力取决于各自的资本数量。但布迪厄的资本概念需补充政治资本这一因素，即各话语主体拥有不同数量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本。他们在遵循场域规则时利用各种资本互相竞争、博弈，形成自己的地位和权力，这种地位和权力就是话语权。

    对外话语体系的文本生成

    文本是由一系列语句串联而成的连贯序列，是语言的实际运用形态，是话语的核心要素和得以传播的内容依据。所谓“文如其人”，说明文本是话语主体个性特征和文化素养的体现，其生成受到主体的性格、身份、地位、心理背景、文化素养等因素的影响。国家话语文本生成既具有内在逻辑性，又受到社会语境的制约。中国对外话语文本生成的内在逻辑主要体现在中华文化和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实践中。

    文本生成的内在逻辑

    中华文化是中国对外话语体系文本生成的母体

    中华文化包括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入发掘中国文化遗产，对其进行时代转换和创新并融入到文本，是构建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规定性要求和逻辑基础。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不同学者从各自角度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给予阐述。叶自成和赵宇认为，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方面，老子道治、孔子德治、商鞅法治的思想，就是其中最深刻、最有生命力、最有现实意义的部分，它们包含了许多不仅具有中国特色而且具有普世意义的核心价值，可以成为重构社会文化价值认同系统的思想资源。⑥

    陈来对中华文化作如下总结：崇德尚仁、利群贵和，是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广大悠久、一统多元，是中华文明的特征和特性；刚健不息、厚德载物，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协和万邦、世界大同，是中华文明的社会理想和世界理想。⑦虞崇胜认为，“和而不同”是中华民族政治文明的精髓。⑧李宗桂认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及其在当代的主要表现是：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谐统一的博大胸襟，崇德重义的高尚情怀，整体为上的价值取向。⑨

    构成中华文化的另一主要成分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一战略任务，党的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明确了24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即“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植根于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也来源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

    实践是文本生成的活水源头

    实践是话语形成的基础，话语是实践的思想体现和提炼。任何思想的形成都来自现实实践。话语作为人类思想的一种载体，自然也来源于实践。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在经济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在部分最新应用科技领域走在世界前列。同时，正在实施的国家创新战略和永不停歇的改革开放政策都使中国在新一轮的世界科技发展大潮中处于并不落后的地位。社会层面，中国颁布了“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通过实施大规模的精准扶贫政策，计划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通过这些实践，中国不断解决新问题，发现新问题，提出新概念，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体系。这些实践既是中国对外话语体系构建的立足点，传统优秀文化传承和创新的平台，也是话语文本生成取之不尽的活水源头。

    社会语境是文本生成的调节器

    沟通是话语最基本的功能和属性。作为沟通物质依据的文本，如何构建和呈现最佳效果，不能听凭话语主体“意气用事”。“文如其人”，是指个性特征和个体素质对成文留下的深刻烙印，这里的特征应该包含个体社会化的结果，而非未经雕琢的自然特性。话语主体须深刻分析和把握社会语境的复杂因素和其他话语主体的特点，以良好的社会学习能力和高度的社会化参与国际话语场域的对话和竞争。可以说，社会语境是话语主体不断适应社会和作用于社会的话语环境，是文本生成的调节器。

    在国际话语场域，西方话语凭借其强势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本成为主导力量，中国话语在竞争中只能调整自己的文本策略，争取通过寻求多方利益共同点加强对话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另外，为了加强平等对话的能力，争取陈述的事实和观点得到理解和认可，需采取贴近对方认知图谱和文化习惯的表达方式。这种表达方式上的贴近正是社会语境对文本生成的客观要求。

    对外话语体系的表达方式

    表达方式本属文本生成的范畴，但由于表达方式对文本传播效果至为重要，故作单独阐述。

    我们的话语在对内传播中自有一套完整的符号体系，其中政治口号是一个明显的特征。如果把概念和思想强力浓缩的政治口号运用于国际话语场域，这样的话语既不会引起他们的兴趣，也令人费解。这就要求我们改变话语的表达方式，用融通中外的风格、措辞帮助他们阅读和理解。

    关于融通中外，习近平指出，要创新对外话语表达方式，研究国外不同受众的习惯和特点，采用融通中外的概念、范畴、表述，把我们想讲的和国外受众想听的结合起来，把“陈情”和“说理”结合起来，把“自己讲”和“别人讲”结合起来，使故事更多为国际社会和海外受众所认同。

    融通中外要求话语主体植根于中国这片土壤，又置身于国际话语场域，以国际视野研究受众的习惯和特点，在文本生成上融合中外多元文化的精华，在表达方式上采取有别于传统话语传播的风格和措辞，贴近西方群体的认知图谱，勇于提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前瞻性概念、范畴和表述，在参与全球治理中努力解决人类的共同问题。从传播学角度来看，融通中外是传播致效的基本手段，也是构建对外话语体系的根本路径。

    表达方式的风格，在梵·迪克看来，是说话者社会特征的具体体现，是在各种可供选择的话语形式中做出选择的结果，是语境对文本发生作用的主要表现形式。

    措辞是指人们在说话、行文时精心选用恰当的词语、句子，有效表达自己的思想，并让受众易于理解、接受、相信的一个互动过程。关于措辞对沟通和传播效果的重要性，美国传播实践专家弗兰克·伦茨在其著述中称，恰当的措辞是成功的基础。伦茨对措辞在生产有效话语的作用上可谓击中要害，该书的原文题目“Words That Work——It’s Not What You Say. It’s What People Hear”更是直接表达了作者的核心观点：措辞的力量不在于你说什么，而是人们听到什么。⑩

    由于措辞的精心选用旨在“让受众易于理解、接受和相信”文本表达的主题，因此，在以多元文化为主要特征的国际话语场域，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在风格和措辞上应以“得体”为取向，以“让对方愿意听、听得懂”为原则。这里的“得体”不仅是指社交礼仪上的恰当性，更重要的是指风格和措辞贴近他们的认知图谱和文化习惯。这就要求话语主体具备学贯中西的跨文化素养。 

    需要指出，尽量运用西方话语熟悉的风格和措辞，这并不违背对外传播中“以我为主”的原则。“以我为主”是指话语文本在题材选择或主题表达上的“以我为主”，或讲中国故事，或讲与中国有关的国际故事，或世界话题中国视角。而在风格和措辞上贴近西方话语的思维习惯，则是表达方式上融通中外的体现，不仅不会改变话语文本的主题思想，而且助推传播效果的实现，提升话语传播力和影响力。比如，成立于2016年12月31日的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肩负着向全球传播中国的重大使命，从它的呈现方式来看，基本上沿用了诸如CNN、BBC这些国际大牌电视台的套路，主持人选用、主持风格、语言风格、栏目设置等都非常国际化，但风格的贴近只是进一步助力其对中国声音的传播。相反，那种不顾国际语境的特点，不顾国际受众的认知图谱和文化差异，在表达方式上坚持“以我为主”的话语是封闭的，不具备参与国际话语场域对话的基本条件，遑论传播力和影响力。

    融通中外话语体系的生成路径

    话语体系的构建离不开话语的基本要素。表达方式是话语主体为适应社会语境对文本呈现作出的一种选择。上文对融通中外的表达方式作了具体的阐释，以下将从话语主体和文本等角度进一步考察话语体系的生成路径。

    接受知识和信念命题是个复杂的过程，这个过程要求受众接受的知识和信念与他们既有的认知框架和价值理念有着最低限度的一致性。在中西方基本意识形态大相异趣的前提下，我们须在文本上寻求人类的共同话题，在方式上贴近他们的思维习惯。

    话语主体需具备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传播能力

    国际视野是指在对待和处理国内事务时具有的国际思维能力。这种能力要求主体在思维上以国际语境为背景，正视不同话语的文化特征和现实诉求以及国际话语场域的种种挑战；谙熟国际场域规则，了解多元文化特征，善于平衡自身和其他主体间的利益。国际视野，是一个人在全球化背景下具有的意识、知识、能力的综合体现。从知识维度来讲，熟悉各种国际规则、了解其他话语的各种资本状况和多元文化特征，是主体具备国际视野的必要条件。从能力来讲，拥有国际视野的主体善于利用既有的知识储备分析厘清复杂的国际局势，在遵守规则的同时主动参与修订规则，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平衡各方和人类共同利益。作为在国际场域中与主导话语博弈的中国话语，必须在倡导多元文化的基础上深入研究国外受众的习惯和特点，使我们的话语文本有的放矢。

    与主体的国际视野素养密切相关的是跨文化传播能力。简单地说，跨文化传播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群体和组织间的沟通交流。熟悉“他者”的语言文化习俗是进行跨文化传播的基础，所以良好的跨文化传播能力要求传播主体具有学贯中西的学识和宽广的国际视野。不同文化背景的话语主体间的沟通其实就是跨文化传播，对外话语体系实质上是跨文化传播话语体系。

    文本构建需寻求全球公共话题，提供中国方案

    在文本构建上，要善于从中西方利益交汇点、话语共同点、情感共鸣点寻找话语交流的公约数，使中国的发展理念与世界的发展潮流相呼应。同时要从中国传统文化精华中提炼出新概念、新表述，以回应这些公共话题。这些表述内容应为不同制度文明下的人们所共享和认同，成为国际共识，就如同18世纪之后逐渐风靡欧洲乃至世界的“科学话语”体系，它正是突破了不同历史传统、民族气质甚至文化性格，才被不同国家的民众广为接受。

    创新是构建融通中外话语体系的思想动力

    首先，创新要求话语主体在思想上保持时代性。时代性是话语体系的一个基本属性，是指话语能准确反映时代发展的特征。时代性话语既符合时代发展潮流，又能及时挖掘并呈现反映时代特性的新思想、新理念、新措辞。时代性最能体现社会语境对话语的影响，一套过时的话语体系既缺乏生命力，更没有与其他话语对话的实力。话语的“时过境迁”，即是表达不合时代要求和社会语境的话语。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阶级斗争为纲”即是不能准确反映时代发展要求的话语。

    其次，创新要求在文本构建时适时转换传统文化，赋予传统以新生，给民族性的话语注入时代性和国际性的血液。十八大以来不少新理念新表述的提出和运用对创新运用传统优秀文化提供了鲜活的案例。“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丝绸之路”是两个经典表述。“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下大同”理念，如各国不能以平等合作、互利共赢为宗旨，人类的命运将受到极大威胁和挑战。可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源自中国传统理念，又正视当今世界的问题，也为人类未来发展提供了方案。

    2000多年前为东西方商贸往来开辟的“丝绸之路”，如今被洗去历史的尘埃，转化为当今中国进一步实施改革开放、参与全球治理、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部件——“一带一路”。这些概念之所以能重焕光芒，被赋予新使命，是因为准确把握了当今人类社会发展所面临的挑战和问题。“文艺复兴”般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掘和再生产，是中国话语文本生成和融通中外话语体系构建的关键举措。

    最后，创新要求我们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是中国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话语体系的丰富内涵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提供理论上的支撑。而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创新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永恒主题……如果不能及时研究、提出、运用新思维、新理念、新办法，理论就会苍白无力。

    创新不是概念上的凭空想象，而是要立足实践，从中国的发展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构建新理论，加强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提炼出有学理性的理论。

    西方人文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生成、流行和主导的历史和现实表明，任何学术大师的诞生、标识性概念的提出都源于理论上的大胆创新和突破，这些理论的提炼均基于丰富的实践。自文艺复兴运动以来，尤其是欧洲启蒙运动以来，西方在社会人文科学领域群星闪耀，诞生了大量声誉卓著、影响深远的学者和著述。他们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深入探究社会现实，在各个领域为社会发展和不同学科的建设贡献自己的思想和智慧。比如，启蒙运动时期洛克的《政府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伏尔泰的《哲学通信》、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等著作的出版和传播为资产阶级革命奠定了思想、理论和舆论的基础。进入自由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各种学术上的“主义”和学派层出不穷，如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等，还有法兰克福学派、芝加哥学派、伦敦学派、维也纳学派等。在当代，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约瑟夫·奈的“软实力”话语等无不对国际学术、政治、经济、社会等各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流行话语。

    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迅速提升中国特色话语权的过程中，应以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把自己的政治价值和执政理念贯彻到国际规范中，以积极的姿态参与全球治理。为此，一方面，我们可以在借鉴和汲取国际规范、国际规则和国际程序合理因素的基础上，适当对国内的一些规范、规定和制度进行调整和完善，以赢得国际社会的普遍接受和积极认同，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权的生成奠定国际合法性基础；另一方面，我们还应通过双边或多边手段积极参与、调整与建构符合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国际规范和国际制度，并确保其他国家对于该规范和制度的认同和遵守不是迫于“压力”的权宜之计，而是出于理念、价值和信誉的考虑，且真正相信该规范和制度对于维护国际秩序、促进世界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这种国际规范一旦建构，必然会为社会主义中国在国际社会赢得前所未有的影响力，并迅速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话语权。

    （作者系英文《深圳日报》常务副总编辑）

    责任编辑：武艳珍

    注释：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433页。

    ②R. Young. Untying the Text: A Post-structuralist 

    Reader. Bost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1.52-53.

    ③（荷）梵·迪克著，曾庆香译：《作为话语的新闻》，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④（美）约翰·费斯克等编，李彬译注：《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第二版），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85页。

    ⑤P. Bourdieu, L. Wacquant.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2.97.

    ⑥叶自成、赵宇：《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及其当代意义》，《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4年第4期。

    ⑦陈来：《论中国文化的价值理念与世界意识》，《船山学刊》2013年第3期。

    ⑧虞崇胜：《“和而不同”：中华民族精神中的政治文明精髓》，《唯实》2004年第1期。

    ⑨李宗桂：《优秀文化传统与民族凝聚力》，《哲学研究》1992年第3期。

    ⑩（美）弗兰克·伦茨著，王晓鹂译：《说话的力量》，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