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来讨厌听人谈论托人“投稿”的话题,可是近读一则文人轶事,写夏衍参加文艺工作之初曾托人“投稿”,深感他的做法高人一筹,敬意油然而生。
夏衍在公费赴日本留学期间,曾以学生代表身份谒见孙中山,孙中山指定李烈钧介绍他加入国民党。“四·一二”政变后,受国民党右派通缉,夏衍被迫由日返沪。两个月后,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党组织委派他参加筹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他领导上海艺术剧社,写剧本,参编戏剧杂志《艺术》,也写些报告文学、杂文,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等。当时有些人不认可他写的东西是“作品”,还有人说他是“空头文学家”。
不久,时局原因,夏衍在上海一位朋友处隐蔽了一段时间,利用这个机会写出了小说《泡》,拟将其投给“左联”机关刊物或其他朋友编的报刊。夏衍请人将小说《泡》抄一遍(怕熟人认出他的笔迹),不用他的本名沈乃熙,而是署上一个新起的笔名夏衍,托人带到杭州,由其表兄寄回上海,投给由傅东华、郑振铎编辑的《文学》杂志。不久,小说《泡》在《文学》上刊出。
1935年,还是时局原因,夏衍在上海卡德路的一家小公寓隐居了三个月。这段时间,他创作了一部多幕话剧《赛金花》。第二年年初,他将剧本润饰后,仍然找人抄写,托人从北京寄给《文学》杂志。《赛金花》在1936年第4期《文学》刊出。
夏衍隐名埋姓托人“投稿”,是为让编辑在不了解作者个人信息的情况下,完全按稿子质量定取舍,由是考验他的作品是不是真正达到了采用稿水准,以此来逼自己不断提高写作多种体裁文艺作品的水准。
说夏衍这种投稿“高人一筹”,就高在他这样做旨在保证发表作品的质量。别人托人“投稿”是希望能降低用稿水准,追求的是发表稿子的数量。夏衍之所以那么做,是因为他在日本学的是机电专业,回国后党组织要他以文艺工作者身份开展革命工作。他深知必须学好写作文艺作品的十八般武艺,并多多写作有影响力的作品,才能合理合法地活跃在文艺阵地上,他是把提高作品质量作为更好为党服务的途径来苦心经营的。而现今为数不少的文艺和新闻工作从业人员,是把发表作品数量作为保职业(饭碗)的手段来对待的,他们热心于追求发表作品数量,不太用心苦追发表作品的质量,还心安理得。
显然,这是缺乏责任心和事业心的表现。这种精神状态不改变,文艺界就难以改变作品“有高原无高峰”的状态,新闻界就难于写出《谁是最可爱的人》《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那样的新闻作品,这就辜负了党与人民的期望,对此岂允小觑?看来现今还很有必要提倡学习夏衍追求作品质量的做法,说白了就是提倡发扬“党叫干啥,就下决心干好”的精神。
党组织还叫夏衍干过新闻工作,他曾任《救亡日报》总编辑、任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代总编辑。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担任宣传和文化部门的重要领导工作,但仍笔耕不辍,最终成为大家公认的杰出剧作家、电影理论家、作家……实现中华复兴大业,还多多需要像夏衍这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