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位与客位：非虚构写作的认知实践与表述特征

    作为求知求真的认知主体，非虚构写作者对符号和话语与现实之间的距离有着清醒的认识。在实地调查中，有意识地采取主位客位的双重视角，一方面参与观察以获得内部经验与观点，另一方面不断抽离反思，对调查过程形成元认知。非虚构文本因此具有突出的叙述主体化、风格严谨真诚及开放性特征。非虚构的真实性，是双重视域融合所抵达的多层次透视与多重真实，有助于打破某些流行的符号化想象与成见。

    非虚构写作     认知实践      主体性     表述

    非虚构写作是一个非常丰富的领域。当下方兴未艾的非虚构写作热潮滥觞于美国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非虚构小说（non fiction）和新新闻主义（new journalism），它以现实元素为写作基础，通过个人独立调查、观察来深刻挖掘现实、关怀公共问题乃至叩问人性。其中的佼佼者，如普利策非虚构获奖作品，往往对重大新闻事件展开长时间调查，重现错综复杂的前因后果及隐秘人性。这些著作出版后多成为畅销书，如叶匡政所言，“直到有这么一本书出版，这个（新闻）事件才算是画上一个句号”。①

    非虚构写作在我国的蓬勃兴起给传统文类秩序（genre）带来了不小的冲击波，最激烈的冲突是文学界关于非虚构与报告文学的争论②，焦点在于报告文学何以衰落、非虚构何以应运而生，主旨归为呼吁文学创作“立足现实、重返现场”。另一方面，由于记者是非虚构写作的重要主体，新闻界是探究非虚构的另一重镇，主要侧重于如何增进新闻报道的“文学性”及叙事方法、策略方面的写作技巧。③

    非虚构写作在当代成就斐然，并非仅仅在于它的“重返现场”或者文学性表现。在对现实世界真相不断求索的行为之下，是非同一般的认知追求、认知理念，随之也有了不同的认知过程和表述实践。若仅从技巧表现层面来分析，无法把握非虚构的精神核心，在实践中也易流于皮相之学。本文从哲学认识论角度分析非虚构作者的认知观念与特征，在此基础上，分析非虚构写作过程中的主位客位双重视角及文本特征。

    作为认知实践的非虚构写作

    非虚构写作毫无疑问是求真的。求真活动，从本质上说是认知世界的一种行为，是通过对真实信息的追求达到对复杂人类社会的认知，增进知识与智识。因此，求真活动与个体的认识论密切相关：什么是求真认知的本质？如何获得真知？这些信念调节和影响着个体的知识建构与知识获得。

    《中国在梁庄》出版后，梁鸿撰文谈论去梁庄做调查的初衷。作为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大学教师，她对自己的工作充满怀疑：每日高谈阔论，实际上多“言不及义”，过着一种“不及物”的、“虚构的生活”，与现实没有任何关系；她发现，自己研究的乡土小说也是一样，小说里的乡村离现实的乡村很远，二者很少有对接的地方。④黄灯在《大地上的亲人》的序言⑤中也说，“长久以来，在知识包裹、理论堆积的学院生活中，我以为个人的日常和身后的亲人失去关联，是一种正常。事实上，在一种挂空的学院经验中，如果我愿意沉湎于概念的推演和学术的幻觉，我的生活确实难以和身后的群体产生太多交集”。在非虚构的写作群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学院派，他们对知识分子“符号化”专业生存方式产生怀疑，而又被现实感触，走出书斋追寻被“符号”“概念”遮蔽的现实世界。

    当年，人类学学生保罗·拉比诺也是厌烦了书斋和现实相比之下的无力感而打起背包前往摩洛哥做田野调查。在那本后来让他名扬天下的《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中，他写道，在摩洛哥一个发达小区，政府大楼、行政公园和宽阔的街道处处繁华，然而就在相邻的阿拉伯人聚居的小区，连一辆基础汽车都没有。因此感慨“两种文明比邻而居却彼此相隔几个时代，符号的使用具有欺骗性，社会和文化现实则完全是另一回事”。⑥

    符号是人类的本质特征，卡西尔将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⑦。人类生产出意义和符号，并藉由符号形成对世界的认知和理解框架。某种意义上，专业知识就是一套符号体系和话语体系，它虽然是我们理解和掌握世界的框架和概念工具，但也会导致与现实世界的隔离，甚至在符号的世界里越走越远。个体在其社会化和专业化过程中，习得各种符号，并潜移默化为理解世界的方式。当个体用自己的符号投射和打量世界时，符号之光投射不到的地方就成为我们的认知盲区，而符号投射到的地方也可能已经歪曲了现实。一旦抽象概括的符号接管了复杂多样的现实，它就拥有了遮蔽和欺骗性的魔力。尤其对某些专事符号生产和堆砌的学院派知识分子。所以，梁鸿痛感知识分子的“专业化”将自身局限起来，“对人类整体精神的表达隔离开来”，也同时迷失了自我。走出书斋走进现场，就源自于打破符号对现实遮蔽的认知渴望。

    从符号生产角度来看，法国思想家巨擘米歇尔·福柯认为，“话语之外无他物”。在现实的社会语境中，话语是社会、文化、政治等建构的主导模式，许多具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都是通过话语表征的⑧。话语作为一种有规则的言说方法，主导了主题被谈论与被实践的方法⑨。话语“先在”于写作者主体，有其存在、流通和运作的特征，作者则被主流话语和机构所塑造，作者的主体性因而被话语功能性所替代，成为话语实践的承载者和聚合器，而不再是写作者的个人。在这个意义上，福柯说“作者已死”。“作者”虽然看起来是一个主体，但其主体已埋没于社会意识形态和话语构成中，实际上蜕变为“作者功能”。⑩

    面对纷繁的社会事件，媒体往往固化了某些报道框架（frame）和对新闻价值的判断。英国记者安·露西用“throw-away story”来指某些司空见惯而平淡无奇的社会新闻——写完就扔，她和同事们惯常此道。直到有一次，当事人是她的一个朋友，震惊之余她对媒体的报道框架开始了深刻反思。林珊珊的《少年杀母事件》是一篇优秀的新闻特稿。作者在手记中写道，“这个少年，这个悲惨的一家，曾经被媒体写成干巴巴的符号，然后不留痕迹地消失在大众的视野中”，成为千百万宗少年暴力事件中的一则。现代社会中，作者、文本乃至读者之间的关系已经被语言和主体间的符号关系所替换。

    正因为有被符号话语吞噬而失掉现实认知甚至失掉自我主体的危险，非虚构写作强调进入现场实地观察访谈。进入现场是对人的观念和行为加以直觉认知的必由途径，其认知品质包含了两个重要的方面：

    一是确立自我作为认知主体，力图从“功能作者”复原为主体性的“作者”。梁鸿在谈及《中国在梁庄》的写作时说：“我始终是以我的眼光在看待这个乡村”，我“不能脱离个人这个维度”。“梁庄系列”和乔叶的“拆楼系列”、李娟的“牧场系列”等非虚构作品虽然题材不同，写法各异，但一个明显的共同点是，都有一个突出的、重要的叙述人“我”存在。学者张文东指出，非虚构写作的作品大多都是作者自己在场，“用‘我’的眼睛来观看，用‘我’的身体来感受”。应该看到，“我在场”不仅仅是为了让作品呈现一种现场感，它更是写作者作为“认知主体”的本质所在。

    二是对符号和话语保持清醒的认知和敏感，在“去符号化”过程中获得真知与心灵成长。不是将自我消弭于话语的洪流中沉湎于符号之游戏，而是对“符号”和预设立场保有警惕、检讨和反思之心，在追问和自我纠正中逐步破除符号之蔽、还原现实。《如果可以这样做农民》的作者绿妖对非虚构写作过程的描述非常到位：我觉得做非虚构最大的难题是，在预设方向不成立时，你要放弃对整个采访的控制，忍受写作的“失控”。你可能需要等很久，做大量的采访，让素材重新组合，并拼出一个能够自圆其说的小宇宙。面对始料不及的现实，非虚构创作者需要保持开放之心，调整和改变既有观念和预先设计。如此，非虚构的调查和写作也成为一段心理历程的记录，是写作者自我认知、心灵自省和自我重构的过程。

    非虚构写作调查中的主位与客位

    对非虚构写作来说，获取深度信息的能力尤为关键。非虚构写作者往往采用人类学社会学的方法收集、分析和研究资料，经过长时间沉淀打造出切入社会生活肌理的深度作品。身处复杂多样的人类社会场景收集信息材料，新闻记者要调动一切感官像摄像机一样记录下各种环境细节。人类学田野调查虽然也希望像“墙上的苍蝇”将场景尽收眼底，但更强调一种“结构性”的观察，形成结构性观察的重要途径是主位和客位研究法形成的“双重”视域。

    主位（emic）和客位（etic）原本是语言学里的一对概念，后来成为文化人类学进行族群文化及人类行为研究的两个重要研究维度，影响到许多学科领域。主位研究，即从当地人（局内人）的角度去研究；客位研究，是从旁观者（局外人）的角度进行分析。

    主位研究主要运用参与观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的方法，参与当地人的生活、学习当地语言，努力像本地人那样去思考和行动：“钻进他们的心灵”，以达到从文化内部去认识和理解其意义世界，包括其知识体系、分类系统以及概念、话语和意义，从而避免用自己的文化观念去裁剪和衡量他人的文化，或做价值判断。主位研究体现出了对文化差异的理解和尊重。现代人类学之父博厄斯指出，并不存在人类文化发展的普遍法则，任何一种文化只能从该文化内部去研究和理解，不能用一个外族的观点和价值体系去衡量。 他提出的“文化相对观”（culture relativism）在当时盛行的“欧洲中心主义”和“白人种族优越论”环境下显得尤为可贵。

    客位研究法，是研究者以文化观察者的角度来理解文化事项，以科学研究的标准对其原因和结果进行解释，用比较的和历史的观点看待实地调查提供的材料。这就要求研究者具有较为系统的专业训练，并能够联系研究对象实际材料进行理论化的思考，得出科学的认知结论。客位观点同样重要：它是使用从科学的数据语言中总结出的类型和规律，而这往往是当地人不了解的；理论化的视角还能为实地观察配备一双“有准备”的眼睛，或者社会学家米尔斯所谓的“社会学的想象力”，使得观察聚焦且更有效。而且，局外人的视角可以为写作带来整体性与复杂性，将社会环境作为相互联系的整体来看待，避免肢解、孤立与片面。

    许多优秀的非虚构作品都具有主位客位的双重写作视角。如梁鸿所说：“好比你走在中国大地上，矿山、小镇、城市、原野，你不只是个思考者，你还应该是他们，试图以他们的眼睛来看待世界，然后反观自我”，“不仅感同身受他们的生活、疼痛和黑暗，还要准确把握这些疼痛与黑暗的点位在哪里”。李敬泽对乔叶《拆楼记》的分析很好地说明了非虚构作品中的双重视角。他说，“一直有两个乔叶在争辩”，一个是“乖巧的”、懂得安慰人的小说家，一个是“立志发现人性和生活之本相的小说家”：前者是主位立场的作者，后一个是客位立场的作者。卡波特写作《冷血》耗时6年采访追踪和记录，除了“六千页的笔记、成箱成夹的文件”外，还自己花钱将凶手的逃跑路线重走一遍，为的是让自己从凶手的角度去体会逃亡途中的所看所想，以避免仅仅局外旁观带来的局限视角。林珊珊在写《少年杀母事件》时，因为无法采访到杀母少年，就想方设法与少年的72个网友在网络上建立信任关系、从他们身上感受这些少年的生命状态，进入对方的“语言系统”。尤其是，她特意顺着少年每日必经之路、那条阴森寂静的巷子来回走过。她在手记中写道：站在阴暗的巷子那一刻，“我似乎突然感受了张明明的想法”——觉得很压抑，想到一个人（那个梦想写小说的少年）就要这么过一生，会产生一种绝望感。体验和浸入情境是获得主位认知的必要途径。

    要准确把握梁鸿所说的“点位”，写作者通常应做到以下方面：

    首先，写作者应与对象之间建立平等信任的关系。这是参与进入现场的前提，也是从内部获取信息的关键，亦是获得“同情式”理解的心理基础。

    其次，不断在融入——抽离之间进行切换思考。为获得主位客位双重视角，写作者既需要立足原点（还原到具体情境、现场），又须能抽离旁观，以便在局内人的观点与分析的框架之间来回转换。非融入无法获取最有价值的一手资料，不抽离无法建构理性科学的认知。在对现场经验进行抽离旁观和冷静分析的基础上，研究者方能澄清自己的社会文化、阶层和语言中的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假定与盲点以及符号化、简单化的刻板认知，从而为理解现实事件提供新鲜的知识增量。

    再次，保持内省与反思，形成“元认知”。“元认知”（Metacognition）是美国心理学家弗拉威尔（J.H.Flavell）提出的概念，指个人关于自己认知过程、结果以及为完成某一具体目标或任务对认知过程进行的主动监测和连续的调节和协调。

    “元认知”的本质是一种“内知智力活动”，在实地调查形成认知的过程中非常重要。拉比诺曾指出，无论一个人在参与的方向上走多远，他依然是个局外人和观察者；“无论‘参与’能推动人类学家在‘不把他人当他者’的方向走多远，情境最终仍被‘观察’和外在性所决定”，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外来者身份或多或少都意味着对叙述对象的“权力关系”以及将之“他者”化的可能。葛丽娅对非虚构农村文本的分析就揭示出农村的“他者”形象是如何被知识精英、权力精英和资本精英以不同的方式叙述和塑造。所以，在非虚构研究和写作中，保持对调查过程的反思内省是影响作品质量的关键。这些反省包括：对心智层面的先入之见的反思，对自己情感与感受的反思，对与调查对象的互动关系的反思以及在不同现场的策略与过程的反思等。

    非虚构作品的表述特征

    非虚构写作者突出的认知主体性以及在实地调查中有意识运用主位客位双重视角来认知叙述对象，这使得非虚构写作形成以下表述特征：

    或隐或现“我”叙述主体

    非虚构写作立足于写作者的认知实践，强调以个人视角进行完全独立的写作，不可避免地要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除上文提到作品外，何伟的《寻路中国》三部曲、张彤禾的《打工女孩》等，都直接将自己的经历和故事作为写作材料。在一些作者隐身的作品中，也不难体会到与书写对象起伏共鸣的作者身影。阿列克谢耶维奇《我不知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隐匿弱化作者自己，选择口述史这种“让人类自行发声”的体裁让读者直接面对和倾听，效果更为强烈：“喷薄而出的是讲述者的情感，更是写作者的立场”。

    坦诚平等的叙事风格

    自我作为叙事主体会带来亲切真实的阅读感受，非虚构写作由于有主位客位双重视角的审视——将自我作为审视的对象，而显得尤其坦诚真诚。如黄灯《大地的亲人》序言：

    作为整个家族唯一获得高学历的人，我的成长，隐喻了一种逃离乡村的路径……无可否认，当我不得不目睹亲人的不堪和不幸时，在无能为力的同时，我内心也隐隐升起一种逃离的庆幸。

    这种“主体化”的表述，不会让人觉得主观，这种理性冷静的反思反而会让人产生一种难得的信赖和敬意。

    尊重审慎的叙事态度

    作为自我认知过程的表达，非虚构写作过程中隐含着与叙述对象的互动关系与叙事伦理、自我呈现等复杂因素。梁鸿在文体选择的时候，曾想采用一种“沉思式的抒情体”，但后来发现，这样的书写极容易陷入鲁迅《故乡》的启蒙模式里，即有心灵距离的审视和居高临下的意味，造成与叙述对象之间深不见底的隔阂。于是，她抛弃“高高在上”的姿态，而采用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文体来书写。黄灯在序言中也坦陈：

    我决心书写这个群体……我意识到，在进入他们的生存肌理时，首先要从心底避免介入式的冒犯，而要尽量采用浸入式的交流。我特别害怕不由自主的优越感，凌驾于他们的讲述之上，更害怕他们不经意中讲出的人生经历，在我的笔下，经由文字被轻佻地包装成他者的故事。因为对我的信任和爱，亲人们在讲起各自的南下经历时，甚至都带着笑意，哪怕最悲惨的事情，他们也不懂得煽情。我提醒自己，必须意识到他们讲述背后的情绪过滤，和我文字背后情绪膨胀这两者之间的客观差异。

    可见，非虚构写作者对自己的“符号权力”时刻保持警惕之心。交织着主位客位审视的“元认知”过程为写作赋予一种尊重平等谨慎的叙事风格，即便是在感情膨胀时也有一双自我审视的眼睛。

    非虚构文本的开放性与真实性

    意大利符号学家艾柯将文本分为开放性文本和封闭性文本。开放性文本蕴含多种含义，可提供丰富的解读意味，封闭性文本则相反，力求意义显明、指向唯一。文学性的文本具有开放性，如艾柯将《尤利西斯》列为“开放性”作品的最高典范。新闻纪实类的文本通常具有较强的封闭性。

    非虚构作品作为求真求实的纪录性文本，其开放性并不是“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式的、可做多种理解和阐释的“开放”，而是指一种包纳多方观点与信息的开放。诺贝尔奖获得者阿列克谢耶维奇曾将自己的作品称为“文献文学”，许多严谨的非虚构作品都是建立在长期、广泛搜集文献资料和访谈的基础上，这种“文献”品质赋予非虚构作品以开放多元的阅读体验。普利策非虚构获奖作品《巨塔杀机：基地组织与“9·11”之路》的作者劳伦斯·赖特为了写出真实的拉登，花足足5年时间走访11个国家，采访拉登的家人、朋友、司机、保镖、部下、邻居和孩提时代的玩伴计600多人。他说，“从一开始，我就想把它写成一本关于人性的书，而不仅仅停留在揭秘的层次。”写作者尊重事实，不用预设立场裁剪事实，读者便可以从中看到不同立场和视角，甚或是相互抵牾的“真实”、观点、思维与信息。

    在这个意义上，“非虚构”写作与传统文类的区别，也许并不在于现象层面的真实或零虚构或轻虚构，也不能在形式技巧等层面形成有区别性的界定。应该说，非虚构是主位客位双重视域融合所抵达的多层次透视与多重真实。它刷新了读者简单而符号化的想象与成见。藉由非虚构叙事，人类将不断扩大自身描述和解释事物的认知结构和叙事话语。

    （作者单位：深圳大学传播学院）

    责任编辑：冷  梅

    注释：

    ①叶匡政：《非虚构写作繁荣，报告文学应该死亡?》，人民网，2014-08-20 http://culture.people.com.cn/n/2014/0820/c172318-25502982.html。

    ②张弘：《零票：聚焦报告文学与非虚构》，《社会科学论坛》2014年第12期。

    ③芮必峰：《论新新闻学》，《潍坊学院学报》 2002年第1期；范以锦、匡骏：《新闻领域非虚构写作：新闻文体创新发展的探索》，《新闻大学》2017年第3期；周逵、顾小雨：《非虚构写作的新闻实践与叙事特点》，《新闻与写作》2016年第12期；等等。

    ④梁鸿：《一种谦卑的写作行动》，《中国图书评论》2012年第12期。

    ⑤黄灯：《大地上的亲人：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见《理想国》，台海出版社2017年版。

    ⑥[美]保罗·拉比诺著，高丙中等译：《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

    ⑦[德]恩斯特·卡西尔著，甘阳译：《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

    ⑧陶国山：《批判性话语理论：福柯的人文学科话语型研究》，《文艺理论研究》2011年第6期。

    ⑨[法]米歇尔·福柯著，谢强、马月译：《知识考古学》，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33～35页。

    ⑩[法]米歇尔·福柯：《什么是作者？》，选自王岳川编《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87～305页。

    [英] Ann Luce：The Bridgend Suicides: Suicide and the Media， Springer，2016。

    林珊珊：《我让一个人重温了一遍悲剧》，《南方传媒研究》（第11辑），广东南方日报出版社2008年版。

    张文东：《“非虚构”写作：新的文学可能性？——从〈人民文学〉的“非虚构”说起》，《当代文坛》2011年第2期。

    [美]博厄斯著，刘莎等译：《人类学与现代生活》，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

    [美]Harris, Marvin：History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Emic/Etic Distinction，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1976年5月，第329～350页。

    李敬泽：《拆楼记·序》，见乔叶《拆楼记》，河南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美]弗拉威尔、米勒等著、邓赐平译：《认知发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美]保罗·拉比诺著、高丙中等译：《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

    葛丽娅：《作为“他者”的农村形象：“非虚构”农村文本的写作之反思》，《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李志锋等：《以情感书写历史：〈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的情感表现艺术》，《长江论坛》2016年第6期。

    [意]安伯托·艾柯：《开放的作品》，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