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洋镜”里的末世图景

    摘要：《中国丛报》创办之初，就推出系列中国现场报道——《郭实立中国沿海日志》，该报道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具有开创性，为以后西方在华媒体提供了示范。然而，《中国丛报》报道的中国毕竟是一面“西洋镜”，其背后对应着西方的现实需要，隐藏着对中国的欲望与期待。本文从报道视点与文本建构、报道姿态与传播策略、报道动机与立场等层面，对这组中国现场系列报道进行考察分析。

    关键词：《中国丛报》     郭实立     现场报道

    《中国丛报》（1832.5～1851.12）是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C.Bridgman)于1832年在广州口岸创办的首家英文报刊，读者对象是在华西方侨民、商业团体和在南洋活动的西方传教士。特定的读者对象，加之报纸用英文出版，其报道和评论就等于西方人“在自己家里说话”，无所顾忌。《中国丛报》创办之前，西方在华外报的中国报道多摘译《京报》，或转述他人“见闻”，或记录道听途说之消息，采访者的“现场见闻”报道十分鲜见。

    1832年5月至9月，《中国丛报》连续推出《郭实立中国沿海日志》系列作品，详细报道有关中国风俗人情等社会风貌。在中国新闻史上，这组作品成为在华外报首次推出的中国系列报道，无论报道议题，还是报道形式方面都具有开创性，为以后西方在华媒体的中国报道提供了示范。为此，本文从报道视点与文本建构、报道姿态与传播策略、报道动机与立场等层面，对这组现场系列报道予以考察分析。

    一

    1831年，郭实立（C.Gutzlaff）受雇于英国东印度公司，对中国沿海进行调查。此年6月，他从泰国曼谷登上一艘中国货船，经过东南亚一些国家，到达中国海南、台湾海峡，沿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和山东沿海，最后到达天津，再沿海路返回澳门，郭实立把这次旅行观察写成了一组“日志”。为什么要写这组日志？郭实立坦言，为打开与中国自由交往的局面，“贡献个人的微薄之力，以加速这件事情的进度”。①可见，郭实立的采写意识比较明确。这组报道为“旅行者见闻”，作者以旅行者的视角，采用“移步换形”的叙事结构，通过场景再现，鲜活、直观地报道中国沿海一带的社会风貌。

    与其他“转述”中国的报道不同，郭实立置身于具体“中国场景”中，视点聚焦场景里的中国人。他由点到面，由表及里，多层面考察中国人的文化观念、精神状态和人格取向等内容，以呈现中国人的群体特性。从报道文本形态来看，正因为作者“在场”，他的中国报道似乎显得真实，观察视角和叙述立场都显得相对客观。他发现大部分中国船员出身贫寒，文化程度很低，但很喜欢阅读，郭实立就把宣传基督教的小册子散发给他们。作为一个传教士身份的采访者，郭实立对中国人的道德状况很感兴趣，船上的中国人成了他研究的对象，这艘货船也成了他报道中国的切入点。船上，除了郭实立，其余全是中国人，这就有了象征的意味：这艘货船成为缩微的“中华帝国”，船上的西方人作为观察者，船民象征着中华帝国的“臣民”，船长就是中华帝国的“最高权威”。 船上的中国人成了西方观察者眼中的“活标本”，他们浑然不觉地接受着西方的审视。

    郭实立对中国的 “现场报道”，呈现出中国人充满矛盾的精神景象。

    首先，中国人既对世界好奇，但又趋于封闭防守心理。在交往中，郭实立发现，在中国人的头脑中，西方国家是一幅渺茫而遥远的模糊图像。大部分中国人认为，欧洲是一个很小的国家，里面住着一些商人，说着奇怪的话，靠与中国的贸易往来为生。为了更正这种想法，郭实立告诉中国人一些欧洲国家的名字。但发现中国人固有的信念过于强大，根本无法撼动。他们的生活封闭太久，不了解世界的变化，观念趋于顽固。②

    其次，中国人既渴望财富又缺乏冒险精神。郭实立发现，中国人对金钱充满欲望，很想知道源源不断涌入中国的欧元、美元是从哪来的。当他告诉那些中国人更多有关欧洲的事情之后，他们对欧洲产生向往，“希望到大洋对岸去，因为那里一定遍地都是金银”。当得知要经历艰难漫长的航行才能到达时，他们就感到恐惧了，“要是遇到海上风暴，我们如何避难？”郭实立所选择的这个新闻事实，也蕴含着他要说的“话”——中国人没有冒险精神，缺乏挑战性，无法拓展更广阔的世界。

    再次，中国人既多神崇拜又缺乏信仰。中国人的信仰也是郭实立特别关注的问题。报道中多处写到，中国沿海不同的地方风俗各异，或者拜关公、或者拜妈祖、或者拜天神、或者拜“天主”，但都是“有求必拜”，其实中国人什么都不信，缺乏基本的宗教情感，心灵深处没有信仰根基。在郭实立看来，帝国的没落首先是国民观念的滞后。他通过描绘天津这座城市的日常生活场景，力图呈现中国人缺乏公共意识、没有政治意识、不关心公共事务的群体特性。当然，郭实立采取“用事实说话”的方式：天津人穿着漂亮得体，他们精心呵护自己的庭院，但对自己庭院之外的公共秩序一点也不关心。作为靠近首都的商贸城市，几百年来，天津竟 “没有一条专用货运通道，在某些地方，连人行道都没有”。他在走访中发现，“中国人其实并不在乎这个他们所居住的帝国的统治者，只关心如何挣钱过上好日子。好像中国人仅仅知道皇帝的名字、年号，却对这个最高统治者的性格、人品知之甚少。”③

    二

    《中国丛报》推出的这组系列中国现场报道，一方面不可否认地存在着某些“真实”；另一方面，报道者不免有某些夸大和歪曲，或者对一些问题视而不见。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就有必要考察报道姿态与文本建构、编辑意图与传播策略这两个层面的问题。

    首先从报道姿态与文本建构层面来看，作为来自西方的“观察者”，郭实立选择以“融入”与“疏离”的双重姿态来报道中国。“融入”，就是与中国人生活在一起，说中国人的话，姓中国人的姓，做“中国的一分子”，正如他自己向中国人“炫耀”的——“早在离开暹罗之前就已成为中华帝国的臣民了”。④这样，被观察者才会浑然不觉。观察者才能获得真实影像，捕捉到有价值的材料。“疏离”，是观察者与观察对象的距离选择，因为“疏离”，中国作为西方的“他者”才会清晰、完整。正因为如此，郭实立居高临下地建立了一种报道姿态，在批判中国人的“自大”与“优越感”的同时，自身也呈现了一种“自大”，并拥有了“他者”无法觉察的话语霸权。他用这种居高临下的姿态，把中国人当成了被西方“拯救”“改造”的对象，从而彰显基督教文化的理性光辉——“上帝的荣光一定要在中国显现，龙要被废止，在这个辽阔的帝国，不远的将来，基督将成为唯一的王和被崇拜的对象。”⑤这种心态，在当时的西方传教士中很有代表性。

    报道姿态也影响了郭实立的文本建构。当时，外国人在华活动受到中国官方的多种限制，加之郭实立对中国有“既定成见”，他的报道不可避免地有主观色彩，但他的倾向性和主观色彩一般都蕴含在“事实”背后，力求“用事实说话”。他报道的场景是特定的沿海区域，接触的社会层次也非常有限，无法涵盖整个中国。因此，他所报道的中国图景是不全面的，缺乏内容层次的平衡。从船上到岸上，从海洋到陆地，郭实立走马观花，匆匆一瞥，往往浮光掠影，报道不免流于印象化和碎片化，但他的报道文本注意呈现鲜活的、感性的“中国现场”，这对不了解中国的西方读者而言，很能触发他们的阅读兴趣，并给读者造成错觉——误把“印象”当“本质”，把“碎片”当“整体”。这样，郭实立的这组连续报道，就为西方读者打开了认识中国的窗口，报刊作为建构“观念现实”的特殊手段就发挥了它应有的作用。

    其次，有必要从编辑层面考察《中国丛报》的传播策略。一般说来，连续刊载自然是吸引读者目光的一种编辑方式，但前提必须有可讲的“故事”。作为叙事元素的“故事”必须置于场景中，突出故事元素的悬念和逻辑关联性，这样才可以让读者产生阅读期待。对编辑而言，讲故事的目的不是为讲故事而讲故事，而是为了讲出“故事”的“意味”，也就是故事蕴含的“理”。主编裨治文以连载的形式刊载并配发编者按，其用意在于强调西方人普遍关心的议题——中国人的群体特性。这样，编辑在重要版面陆续推出这种报道文本，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报道看似旅行记，其实是以独特的“自我视角”，以“在场”的方式建构中国形象；以系列连载的形式推出，事实上是通过强化报道场景，让读者自然认知其中的中国形象，触发读者的兴趣。正因为是系列连载，“印象式”“碎片化”场景与人物又组合成了一种相对“完整”的图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问题，自然交织在这些“图景”中，这就避免了“中国形象”建构的平面化，使不同的内容有机交叉，使其中的人物性格丰满，把更多的感性信息传递给读者，激发读者对中国形象的整体感知、激发读者对问题的深度推测与想象，形成读者对《中国丛报》持久的阅读期待。之后，《中国丛报》的发行量迅速增加；郭实立因自己的连载一举成名⑥。他的“中国沿海游记”汇集成册，被西方国家译成多种文字出版，成为欧美国家的畅销读物。这些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中国丛报》的传播策略是行之有效的。

    三

    《中国丛报》初创时期连续刊载有关中国报道，其背后的动机究竟是什么？笔者认为，首先，中西关系的长期对峙格局是重要因素。以中英关系为例，当时，英国东印度公司与中国贸易关系将近两个世纪，但中英之间一直没有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和商贸关系。清帝国仍以“天朝”自居，把与亚洲国家的“宗主—朝贡”外交体制强加给西方国家，贸易集中在广州口岸。而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了获得在华利益，急于打开中国的门户。其次，西方在华侨民发现，中国民间同样存在抵抗西方的强大力量。天朝意识形态渗透在中国普通百姓观念中，在西方人面前，处处表现出优越意识。第三，中国的官方与民间，在对待西方的态度上完全一致，在精神特质、价值观念、人格取向方面呈现出一些共同特质。

    西方人不得不反思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源何在。主编裨治文发现，西方对中国缺乏真正的了解，“大部分用欧洲语言写的中国人的著作，都充满了错误的内容”，因此“整个关于中国的领域都需要重新审视”，中国形象需要“重新建构”。裨治文指出，“直到现在我们没有成功地与中国人接触，主要原因之一在于我们对他们的性格茫然无知”⑦。他意识到要想解决西方面临的问题，必须了解中国。而了解中国，必须从了解“中国人的知识特性”（Intellectual Character of the Chinese）入手，裨治文使用这个概念，表明西方人已意识到文化传统、思想与知识体系与中国人群体特性塑造的关系。裨治文的思想在西方侨民中很有代表性。他们认识到，欲打开中国的对外开放大门，必须了解中国，而了解中国须从研究中国人着手。人，是现实社会关系和历史文化塑造的主体。搞清了中国人的共性特质，也意味着把握了中国的文化与现实问题。然后，按照西方的意志，改造中国人的精神特质和观念形态，从而改造中国的文化，虽然道路漫长，但可以悄悄推进中国对外开放的进程。这种逻辑，当然是西方传教士、商人、外交官的一厢情愿。事实上，历史的进程远比他们想象的复杂。

    西方在华媒体所报道的中国毕竟是一面“西洋镜”，其背后对应着他们的现实需要，隐藏着西方对中国的欲望与期待。他们对“中国形象”的建构是一种主观建构，受到历史传统、文化视野、现实环境等因素的制约，对中国的报道不可能做到“真实客观”，甚至出现认识上的盲点和误区。但有一点可以断定，在文本建构和传播过程中，报道者和报纸编辑都把中国当成确认“西方”价值的“他者”。报道呈现的是一幅晚清帝国的末世图景，这使他们更加确信，西方是文明的、进步的，进而确立西方的文化优越感；这样，中国就他们被重新定位：陶醉于昔日辉煌的中华帝国是一个停滞的、半开化的国家。而对于古老的帝国，“倘若不尽快唤醒她，我们如何阻止她的堕落”⑧——传播者顺理成章地扮演了“拯救中国”的角色。在他们看来，中国必须顺从西方的意志，接受西方的全面“改造”。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9世纪在华外报与中国形象研究”（项目编号13BW00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武艳珍

    注释:

    ①Gutzlaff’s Journal, Chinese Repository,June,1832.

    ②③Gutzlaff’s Journal, Chinese Repository,September,1832.

    ④C. Gutzlaff: 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8 and 1833,p71.

    ⑤Gutzlaff’s Journal, Chinese Repository,August,1832.

    ⑥马克思在《国际述评》系列文章里谈到，“有名的德国传教士居茨拉夫（郭实立）从中国回来后，宣传有关中国的新奇的事情”（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64页）。

    ⑦E.C.Bridgman,“Intellectual Character of the Chinese”,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1,p.3.

    ⑧E.C.Bridgman, “Introductory remarks”， Chinese Repository，May, 18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