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网络病夫”自我救赎的思考

    摘要：治愈“网络病夫”之途，还在治心。制止网上不文明的病习，关键在于培育媒介素养。应该开展社会化的媒介素养普及与补课，把媒介素养教育触角深入从百姓到官员，从稚童到老者，从课堂到家庭的范围，动员全民参与，做到网络平台和应用延伸到哪里，媒介素养教育就覆盖到哪里。

    关键词：网络病夫     社交传播     自我救赎     媒介教育

    一

    “网络病夫”的症状，不用细想，也可以列举很多。可以说，现在凡是上网者，皆会触及“网络病夫”的种种病态不端行为，如语言暴力、水军嘘势、谣言传播等，大家要求为“网络病夫”治病、管束其行为的呼声日渐其甚。但行为主体 “网络病夫”往往并不认为有病，反而认为自己的能力有释放权利，网上行为有些出格至多反映了炫耀其技的心态。

    分析一下，可知“病夫”之病主要不在其炫技状态，而在于其网络行为的心态。深入一步看，更在于行为心态背后的伦理意识不端。俗话说，身正源自心正，心正则无所不正。治愈“网络病夫”之途，还在治心。

    传播与交流是社会形成的基础，而网络健康者与“网络病夫”的区别，就在于健康者是以符合伦理的行为进行传播和交流，而病夫则因为受到不伦之理的感染，以不道德和不符合伦理的行为从事。拿“网络病夫”最恶劣的症状之一网络暴力来看，如果在一个面对面交流的人际交往环境中，可能不至于如此放肆。再者，如果“网络病夫”明知网上对象是自己的亲人或亲近的朋友，恐怕也难以做出那些不良之举。

    社会学家库利在观察了大量社交和传播案例后，曾经指出“初级群体”现象，他把那些成员之间有面对面交往与合作方式的群体称为初级群体，这个群体中交往最密切的对象是家人、亲戚、儿童玩伴和邻居。人对这种群体的认同感是最强的。一般来说“网络病夫”在这个层面上并没有毛病，甚至不乏孝子、贤夫和好人。一旦进入非亲缘和非熟人的次级群体，关系就转变为间接的、契约式的模式，成员之间处于有感无情状态尚属正常，而病夫状态就发展为冷漠和无礼。网络的虚拟状态，把病夫心态推向了极致，也就是连感觉也被虚化了。病夫把病态网络作为，看成是自己完全处于无伦理、无序状态之中的无责任行为，因此也无需承担行为的失伦理后果。

    网络病夫的自我救赎之途，在于重新认识网络。如果说，一个人面对大海抛污物，还可以说只是顽皮，或者是轻微的病夫行为，但是互联网既是大海，更是门对门、户对户、心对心的传播渠道，直抵他者心灵，直接影响他人安全和利益，是超级通达的交互方式，鸵鸟式地认为网络行为无责任，已不再是无知而是诡辩。

    库利把传播定义为“人类关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机制——心灵所有象征符号的穿越”。“网络病夫”之病的自我救赎途径很多，但说到底，还是要自己真正意识到，上网时，你就正面对着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就在与一个虽然庞大却仍属库利所说的“初级群体”交往。发一句脏话，就如同当面朝人脸上吐一口唾沫，你有这样的胆量在“初级群体”——你的亲人、熟人中面对面去做这样失礼无德之举吗？你不担心天谴、人怒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后果吗？

    二

    简单的道理，真正想明白，并不容易。因为，互联网的确太具有障眼的功能，在病夫的眼中，更有迷惑和鼓动的魔法，这是自我救赎的难点所在。但是，只要真正想通了，以度人之心度己，以待己之道待人，那还是回归有途的。  

    网络上的交往与沟通，需要主体之间人格上相互尊重，言语上相互礼让，观念上相互砥砺。网络发声者各有自家的特色，网络偏好各有各的取舍，“两微一端”承载各自的思想，相互尊重、相互包容，才能交换思想，收获正向信息。如果对人家不是棒杀（常常看到的所谓“恶搞”），就是捧杀（常常看到的所谓“痞赞”），或者抹杀（常常看到的是“水淹”），网民就很难长进，网络文明就很难繁荣。

    “网络病夫”常常自恃一种心理偏见，认为现在社会上伦理规约失效现象常见，“吾自清何奈众之浊”，何妨“以浊混浊”。其实，公平正义在某些场合的缺失，并不能说明公平正义已经无足轻重，或者为人伦理已经成为摆设。人们对公平正义的殷切呼唤，反而说明了道德底线和人性羞耻心的托底价值和弥足珍贵。古人云，守正之心，义之端也。秉持伦理之心，人才能明辨善恶是非，举止得体。英国文豪萧伯纳曾经说，一个人感到害羞的事越多，就越值得尊敬。制止网上无端寻衅、挑事拨非、挖苦讽刺等不文明的病习，关键在于培育媒介素养，把“知耻”二字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现代行为学研究表明，在人际交往中，“底线意识”体现了一种基本的伦理素养。因为，人的交互是以信息交互为先导的，交互的过程当中，潜存着行为的底线，这些底线虽然很难用一些具体的法规或者条例予以约定或者裁定，但是，只要人和人的交往是利益观念的直接、间接交融或者博弈，如果不遵守交融或博弈的公序良俗，交往的持续过程就会陷于紊乱，这种紊乱不仅导致整个系统的功能退化，而且对行为主体也会造成反身损害性回馈。

    三

    “少年强则中国强，少年弱则中国弱”，应该正视的是，“网络病夫”中有相当比例的涉世不深的青少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上的讲话，提出师生都要培养“理性平和”的心态。

    “理性平和”四个字，从伦理方面有很宽广的可探之境。仅就疗救“网络病夫”而言，一方面对大部分处于青春期的这些“病人”，社会不要将其视作“罪人”，毕竟错与罪有着质的分野。对于网络犯罪（如敲诈勒索）当然应该依法严厉打击。而对于“病人”的行为，则要以理性平和之心予以救赎，包括鼓励和引导其自我救赎。另一方面，把“理性平和”融入自我网络行为，这是一个很接地气的心理切入点，直抵病者心理可塑区域。我国老一辈伦理学家罗国杰先生认为，伦理学是一门研究善的学问，它教会人什么是庄重。而帮助有过涉网病状的人，从抱持“理性平和”之心的点滴做起，就是一种庄重训导。

    “网络病夫”的自我救赎过程，也可以看做是心理上的自我价值重建过程。自我价值，是一个人立足社会的身份设定，是人生态度的本钱。一个人如果没有自我价值，就谈不上人生的快乐和意义。自我价值又可以细分为三项基本的心理素质，那就是自信、自爱和自尊。这三项是基础，有了自信、自爱和自尊，才能发展出其他的心理素质。

    协助“网络病夫”重建正确的自我价值观，就是要教会其既不离“自我”又要顾及“他人”的对立统一观，在行为平衡中取得心理效能。网络自信者不仅要有IT技能，还要有网络道德才能获得他人信任；网络反射的镜像是自爱资源，但如果不施爱人之举也难获资源回馈；自尊是不犯人与被犯时有能力维权，但如果自己轻薄待人收到的将是自辱。这样的对比教育，要从小抓起。

    在社会上出现比较普遍的“病夫”现象时，在更大范围内施行自我救赎——社会自我救赎，是一个严肃的命题。如同孩子得了病，病因并不能全由孩子自担，因为可能是“遗传病”或者是“传染病”。当代家庭内这种现象已司空见惯：在孩子被要求认真学习之时，家长却在一边用手机发无聊段子，甚至用脏话传递信息，这种身教怎能带出下一代的网络优良品行？因此，对症施治的思路理应扩大到“网络病夫”以外更大的群体，乃至于开展社会防治。

    防治举措已被理论界和教育界有识之士提出，即开展社会化的媒介素养的普及与补课，从青少年抓起，各社群参与。应该像普法教育一样，把媒介素养教育触角深入从百姓到官员，从稚童到老者，从课堂到家庭的范围，动员全民参与，一届一届连续开展。如同面对浩如烟海的法律，公民记住“依法办事，违法必究”就具有了基本法律意识一样，媒介素养教育建立起“理性平和”理念，也就做到了具有基本的媒介素养意识。这样的意识教育，理应做到网络平台和应用延伸到哪里，媒介素养教育就覆盖到哪里，这也可被看做是一种根本的社会救赎。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

    责任编辑：冷  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