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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知识女性不仅成为报刊媒介的参与者，有些还成为报刊媒介的实际掌控者，使得女性话语逐渐从男性话语中剥离开来。本文以女性报刊的言述文本为具体研究对象，深入探析知识女性身份认同与主体建构的过程以及她们对其传统女性身份的艰难反抗，进而展现她们试图重构社会性别主体身份的种种努力。
关键词：知识女性 身份认同 主体建构 女性报刊
在近代中国特定的社会背景下，受西方新思想与新文化浸染的新型知识女性群体逐渐涌现。这些得风气之先、接受过新式教育的知识女性在当时报刊媒介所建立的公共空间的影响下，渐渐开始了对自身传统女性社会身份的不断反思与突破，表现出对重塑女性社会角色的强烈意愿。这些知识女性纷纷投身报刊的实践活动开始了由不自觉到自觉、由被动到主动的身份认同与主体建构过程。她们利用手中所掌控的女性报刊主动“发声”为女性“立言”：一边大声呼唤并踊跃参加救国革命运动；一边又努力张扬女权，培养自尊自立属于女性自己的思想意识，积极争取独立的“人”的资格。因此，透过对近代女性报刊的研究，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知识女性从传统角色到现代身份蜕变的轨迹，即她们从个体走向群体、从闺房私人空间走向社会公共空间以确立身份认同与建构主体身份的历史进程。
借助报刊主动“发声”，确立女性自身的身份认同
在中国漫长的由男性精英阶层把持话语权的封建社会中，强调的是男尊女卑。无论在婚姻关系、家庭关系还是在社会关系中，“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分工严格限定了妇女的具体行为和活动空间，“父权”与“夫权”使广大妇女沦为非“人”的男性附属品。正如1904 年丁初我在《女子家庭革命说》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女子在旧式家庭中至少受到四重压制：“一、父母：灌输三从四德，无才是德，禁识字，强婚姻，施缠足。二、兄弟：无父母之恩，而有父母之虐。出入必禁限，言论必防闲，结婚必得全权之承诺。三、翁姑：其禁遏自由之权利，且不逊父母兄弟而过之。四、丈夫：俨然有第二君主之权威，杀人无死刑，役人如犬马，对称贱曰妾，自号尊为天。”①妇女一方面受“三从四德”的严苛束缚，另一方面在“女子无才便是德”思想的灌输与训诫下，几乎没有属于自己独立的个体身份，其个人生活自古以来就一直处于父亲、兄长、丈夫等男性话语垄断的阴影中。女性话语表达更是受到严格地限制，她们没有任何权利更没有任何能力建构属于女性自己的话语空间和主体身份。
在西方女权思想与妇女解放思潮的共同推动与影响下，这种状况到了近代时期，逐渐开始出现了一些实质性的变化。部分受过新式教育而具备西学新知识的先觉女性在思想观念以及生活方式等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她们积极控诉禁锢妇女思想观念与具体行为的封建纲常和伦理道德，倡导个性解放和人格独立，进而逐步从遭受封建传统压制作为“他者”而存在的“哑言”主体变成为有独立思想意识的、并且能够自己言说的“发声”主体。对于自由独立的追求与向往成为此时先进知识女性话语表达的主要议题，也是其拓展女性话语空间的重要方式。在传统社会角色发生变化的形势下，为了摆脱“父权”与“夫权”的双重控制，走在时代前列的部分新兴知识女性发出了要自由、更要独立的声音，并且勇敢地走出封建家庭的禁锢而积极寻求一种属于自身的全新身份认同。身份认同（identity），是指对主体自身的一种认知和描述，主要包含两层含义：一是被译为“身份”②，指个人或群体出身、特质、自我想象与社会地位，突出不同个体间的差异；二是心理学术语，被译为“认同”，或者在很多相关著作中直接用“身份认同”③，即个人或群体为确认自己的社会身份而在文化上如价值、信仰、民族、国家认同等方面所做的追寻，突出的是自我确认及别人对自己的认可。因此，身份认同既包括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角色定位，又包括自我认同以及他人对自我的认同，指个体获得一种新的社会身份。
近代特定的社会环境为知识女性群体谋求新的身份认同开拓了话语空间。在整个社会从政治层面讨论女性作为国民对国家责任的大背景下，女性自身的生存状况、自我感知与价值判断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关注，部分男性精英提出了“女国民”概念。所谓“女国民”，即是敢于冲决网罗、勇于接受“新文明”，具有“新知识”“新思想”的名副其实的“国民一份子”④。“女国民”的提出，第一次赋予了女性以独立的国民身份，强调其作为国民组成的一分子，要有国家、民族意识，要求女性“爱国”，履行社会职责，既要承担义务，又能享受权利，要能做一个人格独立、思想自由以实现自我价值的现代社会的个人。它希望女性“以主体身份直接服务于国家，在无性别差异的个人与国家之间构建充分的权利和责任空间”⑤，也显示出当时社会对女性独立人格和个体尊严的尊重。
知识女性群体表现出对其自身具有个性尊严与独立人格的“人”的全新身份——“女国民”的积极认同，并主张“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匹妇亦有责焉”，强调女子的天赋之权。陈撷芬在《女界之可危》中称：“吾中国之人数也，共四万万，男女各居其半。国为公共，地土为公共，患难为公共，权利为公共……国既为公共，宁能让彼男子独尽义务，而我女界漠不问耶？”⑥胡彬夏、曹汝锦也在《论中国之衰弱女子不得辞其罪》中呼吁：“夫二万万女子，居国民全数之半者，殆残疾无用，愚陋无知，焉能尽国民之责任，尽国家义务乎……自今而后，凡我女子，苟人人以中国之患难为己之患难，中国之腐败为我之腐败，抱此思想，达其目的，则中国兴如反掌耳”⑦，反映了知识女性希望以承担国家重任来获得国民主体身份的急迫心情。燕斌则在《中国新女界杂志》发刊词中强调：“本社最崇拜的就是‘女子国民’四个大字，本社创办杂志的宗旨虽有五条，其实也只是这四个大字，本社从第一期以后，无论出多少期，办多少年，做多少条，也只是反复地解说这四个大字”。⑧在知识女性的大力倡导下，中国女性前所未有地被赋予了属于国民待遇的权利和责任，她们以崭新面貌重新进入历史视野和社会发展进程，进而改写了男性附属品的历史，成为女性自我发声的开始。
张汉昭、唐群英、吕碧城等知识女性更是以积极主动的姿态投身到女性报刊的创办工作中以表示对“女国民”全新社会身份的积极认同。她们大多从女性自身与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关系入手，强调承担国民责任义务与享受公民权利之间的相互对等来启发广大妇女的思想觉悟，撰写介绍中外杰出女性人物传记的稿件进行话语示范，并通过身体力行的行动垂范，为众多女性树立了可以效仿的榜样，借此来影响社会上其他女性。《中国新女界杂志》曾连续刊登多篇人物传记来介绍在教育、新闻出版、医护等领域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女性典范的具体事迹，成为引领当时女性思想与行为独立的表率。⑨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公共传媒，近代女性报刊开创出了一个属于女性的话语空间，成为社会大众传递信息、表达意愿、交流知识、沟通思想的言论工具，也使那些长期处于闭塞境地中愚昧无知、思想受禁锢的妇女“可调古今，可审中外，可瞻风俗，可察物理，可谙时变，可稽敌情，可新学术，可调智慧” ⑩。
此外，知识女性还通过直接参与报刊的选题策划、组稿编辑以及出版发行等具体报刊活动，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其言论取向折射出初步觉醒的女性在试图重建传统性别关系与探索新的社会身份方面的尝试。在国家民族话语的具体语境下，她们发出了属于女性自己的声音，诉说着属于女性自身的体验，大声表达出属于女性自身的感受。
“盖天生男女，未始有异，同具耳目，同具手足，同赋自由之权，同赋主人翁之责任。是故男子当尽爱国之责任，女子亦当尽爱国之责任；男子当尽国民之义务，女子亦当尽国民之义务也”，“女子亦国家之一分子，即当尽国民义务，担国家之责任，具政治之思想，享公共之权利。盖中国者，非尽男子之中国，亦女子之中国也。”她们努力谋求为国家担负起责任的“女国民”角色的身份认同：在思想认识上，经常检视自身存在的种种不足，以试图重新塑造女性的全新社会角色；在社会实践中，以“巾帼不让须眉”的豪迈气概号召女子要和男子一样能够承担起拯救国家的重任，强调女性自身的独立自主，呼吁女性在国难当头的重要时刻要挣脱一切束缚而走出闺门，主动承担起作为国民的义务。
利用报刊为女性“立言”，建构女性主体身份
知识女性在被赋予国家责任、积极认同自己“女国民”身份的同时，更多的是利用报刊的大量言说来为女性同胞“立言”，并以此建构属于女性自我的主体身份。所谓女性主体身份建构，是指“女性在认清男权制压迫本质的基础上，以思想或行动突破男权文化强加的障碍，以独立自主的姿态展现人的尊严，变客体为主体的自我身份认同过程”。20世纪初期，随着我国女子教育进一步普及与发展，越来越多的妇女从新式教育中受益而逐渐成长起来。她们由最初被动接受者慢慢成长为教育的获益者乃至变革者，开阔的视野、丰富的学识以及越来越强的行动能力为其主体身份的建构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原动力。其中，部分女性的主体意识开始逐步觉醒，这为其主体身份的建构提供了必要的舆论空间和社会支持。她们在报刊上发表论说、诗歌、小说等各式作品，从过去被书写对象成为书写者，借报刊勇敢发声。“今日恢复女权，还我自由之声遍天下。女界同胞，正宜当此国家多难危急存亡危在眉睫之秋，与男子奋袂争先，共担义务，同尽天职，则不失天职，即能得自由之先声。今日义务，即他日权利之张本，可断言也”。此外，西方女权学说的兴起也成为妇女解放可资利用的思想资源，进一步促进了女性自我主体意识的觉醒。受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的影响，知识女性逐渐意识到家庭不再是生活的唯一，贤妻良母﹑相夫教子也不再是其全部社会角色，而应该拥有自己独立的社会身份。于是，她们走出家门，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接触外面宽广的精彩世界。1903年4月，林宗素等留日女学生在东京发起成立“共爱会”，宣称“以拯救二万万之女子，复其固有之特权，使之各具国家之思想，以得自尽女国民之天职为宗旨。”
在女性报刊宣传的影响下，知识女性渐渐成为传播者，开始自我表述的历史，为女性培养独立自主人格开拓了新的话语空间。她们初步觉醒并浮出历史的地表，以独立自主的人生姿态，从女性自身角度与立场出发追求与男性一样的自由﹑平等和独立。例如，出生于天津官宦之家的周仲铮就是近代女性中勇于建构主体身份并以具体行动付诸实践的一个典型代表。在五四“出走”风潮的影响下，她为自己能够争取到接受新式教育的权利和个人独立的自由，从封建旧家庭逃离而走向广阔的社会空间。在从家庭步入学校、再从国内到国外的过程中，她通过向报刊投稿、加入天津青年问题讨论会、从事妇女运动、远赴海外留学等方式，不断发现自我的存在，拓展了一个新的生存空间，最终确立了自己的主体身份。周仲铮的经历极具代表性地体现了当时女性不断挣脱束缚、在社会公共空间持续追求独立人格的过程，完整再现了女性在近代社会公共空间里争取自由、实现自主以及建构自我主体身份的过程。与困守于家庭生活与封建伦理道德之中的其他中国传统女性相比，以周仲铮为代表的知识女性们更加关心自己的身心感受，也更为关注与强调自己的人生价值和人格独立。她们认识到妇女是国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对自身主体性权利的认知与争取的基础上，以责任话语开始建构主体身份的历史进程，希望铸就出新一代的“女国民”，并和男性一起并肩走在时代的前列，同尽义务同享权利。如秋瑾在《勉女权歌》里指出“男女平权天赋就……国民女杰期无负”，大声疾呼女子不要忘记自己身上所肩负的重要国民责任。何香凝在《敬告我同胞姊妹们》中高声喊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此固男子之义务……然则天下兴亡，吾二万万同胞安能漠视哉？”唐群英更是明确提出要女性作为社会一分子与男子平权平责，“共担义务，同尽天职”。
在女性自我主体身份建构的过程中，女性报刊的不断涌现也给知识女性提供了“立言”的绝佳平台，不仅使其获得了发声的场域以传播女性的自我声音，也给其他女性提供了一个交流意见与思想的公共舆论空间。以《中国新女界杂志》与《女子世界》等为代表的女性报刊成为她们发表言说的重要载体，呈现出知识女性不同于其他阶层妇女的主体意识和追求。她们关心社会发展进程中与妇女相关的各种议题，既参与公共话语的制造，也通过女性报刊来表述话语，强调女性独立自主，指出女性要靠不断努力来获取各种权利的重要性，从而不断建构着属于女性自身的主体身份。在《女界之可危》中，陈撷芬指出“吾中国之人数也，共四万万，男女各居其半。国为公共，地土为公共，患难为公共，权利为公共。我辈既有公共责任，宁能袖手旁观，甘亡其国，甘失其财，甘弃责任，甘抛利权，甘为亡国之奴隶……泣血以告同胞，而尤以告我女同胞。”在《女界钟》序言里，林宗素指出“特欲以自鞭策我二万万之女子，使之由学问竞争进而为权利竞争。先具资格而后奋起夺得之，乃能保护享受于永久”。唐群英、张昭汉等在民国初年女子参政运动期间更是成为女性报刊的实际掌控者，以激进态度评判时局，要求男女同享政治权利，显示出知识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程度以及建构自我主体身份的种种努力与尝试。
“晚清西学东渐，外国女杰的姓名、事迹亦竞相传入中国。在外来新价值观的冲击下，传统的女性典范骤然面临空前未有的挑战，重构理想女性的形象已势在必行。处此新旧交替的时代，一批中外妇女专辑以及各地女报的‘史传’专栏纷纷出现，及时为晚清女性提供了众多取向不一的榜样”。女性报刊通过话语示范、女性杰出典型示范以及图片示范等多种方式对女性受众进行了新思想的传播与启蒙。报刊上出现的各种女性新身份，如“国民之母”“女国民”“新妇女”“新女性”等，打破了一直以来都生活在男性话语中、受到中国传统文化所建构的传统女性的固定身份意义。
作为国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女性主体身份的建构代表了女性在国家中的地位、与地位相对应的权利和义务，以及享有权利与义务时应具备的素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具有独立人格和自立精神的“女国民”身份已经超越传统社会一直以来对女性冠以的贤妻良母的角色定位，体现了社会对女性由家庭走向社会的期望，也是女性在由传统向现代转换过程中社会角色蜕变的生动写照。
结语
在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历史背景下，知识女性群体勇敢步入社会，登上历史舞台，借助女性报刊直陈以男性为中心的传统封建社会对广大妇女的压迫和奴役。她们由过去被启蒙的对象逐步转变为启蒙者，开始演绎并谱写真正属于女性自己的历史。与此同时，知识女性也在践履着自己作为国民一分子的责任和追求，以实际行动建构其主体身份，彰显出属于女性自身的主体性与能动性，深刻体现出女性主体意识的不断确立和加强。
基金项目：淮阴师范学院高级别科研项目培育基金《女性话语空间的媒介建构：以女性报刊为考察中心》（13HSGJBS14）。
（作者系淮阴师范学院传媒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武艳珍
注释：
①丁初我：《女子家庭革命说》，《女子世界》1904年第4期。
②《英文大辞典》，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870页。
③参见张静主编：《身份认同研究——观念、态度、理据》，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陈清桥编：《身份认同与公共文化》，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页。
④蒋美华：《辛亥革命时期女性政治角色的生成》，《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⑤乔以钢、刘堃：《“女国民”的兴起：近代中国女性主体身份与文学实践》，《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⑥⑦全国妇联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840-1918)》，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年版，第203、223、939、203、186-187页。
⑧《发刊词》，《中国新女界杂志》1907年第1期。
⑨李春梅：《女性主体建构的初步尝试——论〈中国新女界杂志〉的女权思想》，《社会科学家》2010年第3期。
⑩《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四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535页。
松江女士莫虎飞：《女中华》，《女子世界》1904年第5期。
万琼华：《近代女子教育思潮与女性主体身份建构——以周南女校（1905-1938）为中心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页。
蒋薛、唐存正：《唐群英评传》，湖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0页。
《共爱会章程》，1903年5月4日。
金冲及、胡绳武：《辛亥革命史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90页。
何香凝：《双清文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页。
夏晓虹：《晚清女性典范的多元景观——从中外女杰传到女报传记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