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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人民日报恢复国内地方记者站建制以来，国内驻地记者就逐渐成为报纸新闻产品的重要提供者。本世纪初，特别是党的十六大前后，更进一步明确了人民日报作为党的治国理政工具之职能与责任，也进一步促进了关于驻地记者工作发展的重视与思考。
其时人民日报国内驻地记者仅几十人，却能为报纸提供近1/3的头版头条数量和全年5000篇以上新闻的总量，成为报社发稿的主力军。其后自2003年，报社连续实施了新闻版面改革、新闻采编改革、扩大版量等一系列举措，以此不断激发和调动了驻地记者的业务潜能和工作积极性，由此也成为支持报社新闻改革的主力军。2009年，国内地方记者站统一改为国内地方分社。自此，各驻地记者人员每年逐步增加并均衡，至今已超过百人，平均每个分社约4～5人，且年龄结构也逐步以年轻记者为主。其中40岁以下，正在成为驻地记者中的主力。人数的增加和稳定以及年龄结构的变化，进一步推动驻地记者成为报社新闻业务的主力军。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对于党的新闻宣传工作又提出了提高舆论引导能力、加快新媒体融合、坚持党管媒体原则、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统一等一系列要求，驻地记者所肩负的使命愈加明晰、责任愈加重大、地位也愈加重要。从未来看，驻地分社这块阵地应成为媒体总部培育业务骨干、建设复合型人才、磨砺干部成长的重要基地。
驻地记者应成为媒体总部的一线尖兵
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正在成为国家的发展主轴。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和具体的社会生活、经济发展、城镇化进程、环境生态可持续发展等具体问题结合在一起的，国家治理的现代化通过社会实践得到展现和实现。从这个角度看，地方上的创新实践活动不仅将越来越活跃，也必将为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一命题提供大量而又丰富、具体案例的源泉。
同时，地方的具体实践对于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发展的驱动性和知识的原发性，实践本身构成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思想理论来源。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从马克思主义经典思想中深化认识和获得思想资源，需要从传统文化和西方文明中获得经验借鉴，但更为关键的则是要从具体的地方实践中获取经验、规律和理论。
由此，更加密切地关注地方创新实践、改革探索的操作与内容，应成为考量驻地记者工作的重要责任，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于发展成果的叙述；更加有效地把握地方的创新实践、改革探索的效应与意义，应成为培育驻地记者成长的重要方向。
驻地记者虽然远离媒体总部，但却具备相对自由的时间和自由采访的空间，这样的自由，也有利于驻地记者自由个性成长。把这种自由的成长和自由的时间，利用在深入一线基层、近距离观察积累，恰恰可以成为驻地记者区别于在总部成长的独特优势。也正是这样的优势，驻地记者应成为媒体总部及时准确把握、关注基层实践的一线尖兵。
近年来，人民日报驻地记者中涌现出一批关于地方创新改革的报道，成为推动地方经验上升为国家政策的案例。所涉及的内容包括生态文明、新型城镇化建设、金融改革、党的建设、区域经济发展等等。可以预见，未来在继续深化改革的进程中，驻地记者的一线尖兵作用将会越来越明显与突出。
驻地记者应成为“走转改”的常态先锋
2011年开始的“走转改”活动，是对新闻规律的一次回归。之所以称之为回归，那就是在经过了大规模信息化建设后，更印证了一个事实，无论技术多先进，鲜活的、富有生命力的新闻还是要靠记者到基层一线中“走”出来。从实践来看，“走”不仅是出好新闻的关键保障，同时也是转变文风、改善作风的坚实基础。作为一种活动，“走转改”可以在一时一地中发挥作用。但要将其作为媒体确保高质量新闻出产、实现队伍作风锤炼的有效手段，“走转改”理应成为一种常态。驻地记者就应该是这种常态下的先锋。
实际上，随着新媒体对传统媒体的冲击，如何保持在舆论场的主角地位？如何肩负起舆论引导职责？如何完成治国理政工具使命？传统主流媒体都面临着巨大压力和挑战。当然，这种冲击也愈加清晰了传统媒体的生存优势——那就是在调研型新闻领域中，作为党媒和纸媒强大的原创能力、深度的思想逻辑、准确的立场定位、平和的叙述角度、全面的观点呈现。
为此，近年来人民日报结合版面改革，各新闻版相继推出了多个为调研型新闻“量身定制”的新闻栏目。比如《一线调查》《蹲点》以及包括评论版的《一线视角》等等。在这些版面的推动下，驻地记者的深度报道数量大幅增长，成为这些版面的主要供稿者。因为这些栏目，这些深度报道也成为每月新闻好稿的主要来源。由此形成了“量”与“质”共增共长的良好局面。驻地记者长期深入基层、深入一线的独特成长环境，恰恰可以为实施开展深度报道、调研基层提供广阔的成长与发展空间。
2015年，人民日报又正式推出以地方部为主的整版《记者调查》，平均每周一期。与以往相比，不仅承载量显著加大，而且为了确保质量还采取了很多创新的工作机制。比如课题制：打破行政区划的限制，由报题人自主从各分社中选调人员，组成调研小组；分工绩效制：打破单一计分体系，对于报题成功人与实际写稿人，采取分别计分制，以此鼓励更多人参与。这些举措有效保障了《记者调查》版从诞生以来质量的稳定。至今已有多期先后获得报社领导和地方党政的高度认可，并在这块阵地上正培养出一批极具业务潜力的驻地记者。
驻地记者应成为突发事件的“第一采写人”
从多年的实践来看，提高媒体舆论引导能力建设，除了思想理论与新闻业务能力外，还有一点格外重要，那就是需要对地方政情民情与发展历史的熟悉了解。少了这一点，就很可能陷入“隔窗看景”“人云亦云”的困境。从这个角度看，驻地记者不可或缺、不可替代。
近年来，各种突发事件频频出现、各种舆情应对时时考验。从自然灾害到重大安全事故、从暴恐案件到社会公共事件、从个案纠纷到涉外国际矛盾……种种舆情、种种矛盾、种种冲突在深化改革的背景下，不仅频频涌现，更不断通过舆论关注寻求破题的答案。而这一切，不仅是各类新媒体市场竞争的热点空间，也是主流新闻宣传阵地必须面对的舆论战场。
不失语、不失声；早发声、会发声；敢亮剑、不盲从。身处舆情源头的驻地记者，自然也理应成为突发事件的“第一采写人”。以往“等待上级统一部署和统一发声、等待总部派出专业部门记者赴地采访”，显然这种做法已经根本无法适应当下舆情引导工作的需要。完成这项工作的重任，也只能由驻地记者提纲主角。
“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艺术如此，新闻也是如此。做好不可控的舆情报道工作，要禀持公心、带有善意，从化解矛盾出发、以解决问题为落地。而要做到这些，很关键的还在于对于所驻地区的政情、民情的长期关注、了解、积累和把握。如果缺乏这样的工作背景，不仅很难在第一时间准确把握对于舆情报道的合理视角，而且也很难在激烈的新闻竞争中清醒地把控大局。由此，不仅有可能丧失最佳的引导时机和主动权，而且也最终有可能沦为众声喧哗中的一角。
仅以2014年初为例，云南鲁甸地震、“威马逊”台风横扫海南、新疆发生数起暴恐事件等等，在这些突发事件发生后，人民日报云南、海南、新疆分社记者都是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第一时间组织了多篇报道，第一时间展示了突发地现场的真实面貌和社情民意，为党中央和国务院及地方党政部门处理突发事件的后续工作，提供了良好的舆论环境。作为突发事件“第一采写人”的驻地记者，虽然人员条件有限、远离总部和家庭，但也正是在这一突发舆情的战场上，快速成长为业务的骨干、版面的主力、报社的中坚。“第一采写人”的身份，不仅培养了他们的责任意识，也为媒体总部储备积累了人才厚度。
驻地记者应成为媒体融合的“前沿探索者”
媒体融合正在成为当下媒体形态发展的主流趋势，然而融合发展的根本目的是借助新技术、新载体、新手段，创新新闻生产和信息传播方式，让传统主流媒体成为拥有广泛受众和强大社会动员能力的新兴主流媒体。融合发展不是不假思索地跟风发展新媒体，而是有针对性地提高传统主流媒体的传播能力和舆论引导能力，将传统主流媒体的公信力和影响力拓展到新兴媒体，激发和凝聚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形成推进改革发展的强大正能量。
从“内容为王”和“渠道建设”双轮驱动下的角度观察，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离不开驻地记者，驻地记者仍应该是融合发展过程中的前沿探索者。
近年来，不少主流媒体人在微信、微博等新媒体领域开设公号，借助这一媒介平台，不断探索信息传播的新方式、新表达、新视角。这种探索，为增强主流媒体的沟通表达能力、舆论引导能力、凝聚共识能力，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尝试、丰富的案例和新的思考。在这其中，通过依靠大数据为支撑，提供更为丰富的背景信息、多元信息为当下主要的一种方式。
实际上信息服务的方式还有很多种。加快渠道建设、丰富信息内容以外，在未来，媒体融合的下一步方向应该是从“提供信息内容”向“提供信息服务”转变。从这个角度来看，驻地记者的工作优势与环境特点，理应将在这个领域得以充分发挥。2012年初，在进行对春节前农民工骑摩托返乡这一内容采访报道时，福建分社与福建频道联手整合各自资源与优势，进行了一次探索与尝试。不仅全程报道了返乡经历，还利用网络后台的资源，为返乡者提供了包括天气、道路状况、沿线交警力量调整以及后方家庭家属情况传递等大量信息服务。这篇报道打破了报纸、网络的空间间隔，有效发挥各自优势，进行了有效的探索，由此也获得当月人民网新闻特等奖。
当然，加强媒体融合建设、增强信息服务功能，在未来还会有多种实现形式需要探索。但毫无疑问，这种探索必然会以驻地记者不断推进自身改革、不断提高自身能力、不断拓展业务领域中逐步积累、逐步丰富、逐步获得更多的成效。
（作者单位：人民日报福建分社）
责任编辑：祝晓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