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学的科学主义范式

    在主流的新闻学教材中，新闻学的科学主义范式源于文化大革命的自反性：“‘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遗留给中国新闻界的是一些空洞的政治口号和一些不科学的观点。长期以来，新闻学的绝大部分概念、范畴、原理既没有明确和稳定的质的规定性，又缺乏必要的严密的科学论证，这导致不少人怀疑新闻学是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①这是上世纪80年代知识分子阶层主体性苏醒的结果，其中隐藏着一个对于西方彼岸“正常”世界的想象在其中。

    在当时环境下，也有相应的马克思主义资源为新闻界话语体系建构提供话语资源——马克思曾经论述过：“要使报刊完成自己的使命，首先不应该从外部施加任何压力，必须承认它具有连植物也具有的那种为我们所承认的东西，即承认它有自己的内在规律，这种规律它不能而且也不应该由于专横暴戾而丧失掉。”②考虑到在马克思那个时代的特定语境中，报刊是新闻业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形态，他的这段话从普遍意义上说，实际上强调的是要遵循新闻本身运行的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

    从已有的话语资源中，寻找新闻学突破的可能性，本身就是知识分子重构新闻学的主体性体现。李良荣指出强调新闻规律的原因所在：鉴于林彪、江青集团都是践踏新闻最基本的要求来实施他们的阴谋,新闻界试图把新闻规律作为维护其自身纯洁的最后一道防线;并且也想以客观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真理之光来阻止不讲新闻规律的长官意志任意干预新闻界的行为。③因此，党报实践中一直被压抑的知识分子的主体性在科学、规律等语汇中开始建立起来。正是这种学科意识，使得学者在界定新闻学的时候，尤为强调其科学性和规律性，只有这样，才有学科安全感。如李良荣的《新闻学概论》中，定义新闻学“是以人类社会客观存在的现象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研究的重点是新闻事业和人类社会的关系，探索新闻事业的产生、发展的特殊规律和新闻工作的基本要求。”④方汉奇在给新闻史下定义的时候说：“新闻史是一门科学，是一门考察和研究新闻事业发生发展历史及其衍变规律的科学。它和新闻理论、新闻业务一样，都是新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闻史又是一门历史的科学。”⑤这些科学主义的定义，对规律推崇备至，将新闻放在社会科学位置上。如果套用格尔兹的话来说，定义的背后隐藏着一张“由他们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⑥。

    事实上，唯有在新闻是科学主义范式，有一整套职业的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和技术化操作方式的时候，其方能建构出学科的壁垒，有专业的门槛存在，而反对之声也更容易归入“反科学”的范畴之中。这样，新闻改革以及市场化的阻力才能够减少。从新闻理论与社会互动的角度来看，媒体走向市场，新闻职业化，也要求专业主义范式建立：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知识分子主体性张扬的时代，对西方新闻实践中强调个人主体性的新闻专业主义和本土土壤相契合，提供了媾和的可能性。个人英雄主义的新闻专业主义实践，在上世纪90年代成为中国新闻媒体人对新闻的职业想象。按照陆晔教授与潘忠党教授的观点，新闻专业主义是“一套论述新闻实践和新闻体制的话语，强调的是新闻从业者与新闻工作的普适性特征；它又是一种意识形态，是与市场导向的媒体（及新闻）和作为宣传工具的媒体相区别的、以公众服务和公共利益为基石的意识形态；它还是一种社会控制的模式，是与市场控制与政治控制相抗衡、以专业知识为基础的专业社区控制模式”。新闻专业主义具有“重构媒体和新闻从业者社会角色与功能、改变新闻从业者群体结构的作用”。⑦而新闻实践中新闻专业主义中对媒体角色、社会功能、专业素养、技能等的要求，反过来要求新闻学更强调操作和技术层面、实践层面，乃至要求进行相关体制的变革，以期满足市场的需要。

    在媒介市场化的游戏中，媒体成为市场主体，为盈利、生存奔波。在这种视野中，受众的角色是消费者，媒体的衣食父母，新闻成为消费的一部分，服务于其定位的那批最有消费实力的读者成为市场细分后媒体重点所在。这样一来，“媒介一旦商业化便不可避免地变成‘自利’的经济动物或至少会更多地考虑利润动机，难以自发地产生公益动机”⑧。在这种科学主义的范式之下，新闻不再是群众性的活动，而是一种需要长期培训才能掌握的专业技能，可以进行科学的管理，是信息社会中的生产者。新闻传播领域国家逐渐退出，减少对媒体单位的财政补贴，而媒体面向文化消费和广告市场，市场化步伐加快。媒体与资本媾和变成一个顺理成章的过程，新闻改革方才能够走向媒体人和研究者们所极力向往的“市场化”。与新闻科学主义范式相连接的，还有“现代人力资源管理”以及形形色色的“科学激励机制”。媒体在市场化过程中采用合同制、聘用制等人事管理方式，建立起一整套严密的成本分析、利润导向等商业性管理机制，并积极建构起自身的“商业模式”，按照消费社会的逻辑进行建构。学术生产也积极推动媒体市场化操作，为市场化的运作辩护，并在知识生产中将现实的状况进行合法化。

    建立在科学主义范式基础上的新闻在这么多年发展之后，本身也孕育了发展的危机：一方面，在引入传播学的某些理念后，有研究者指出新闻学有必要转向大众传播学⑨，并指出之前的新闻研究是“小新闻”，有必要在更广阔的视野中发展以探索信息传播与社会治理、国家治理、全球治理之间关系等为核心问题的宏观研究⑩，本身有传播学消融新闻学的意味在其中，新闻主体性消融在信息统治术之中。另一方面，随着科学主义范式的新闻学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昔日媒体所具有的广泛代表性已经断裂，被市场理性取代，呈现一种分裂的状态。

    在当代，科学主义范式的新闻学已经成为主流，新闻成为科学话语的一部分，拥有自身的规律。在对新闻是阶级斗争工具的观念进行批判和摒弃后，“按新闻传播规律办事”成为官方的共识，习近平总书记更在此基础上提倡“互联网思维”，提出要建立“现代传播体系”。然而，科学主义范式的新闻学本身无法遮蔽其中隐藏的代表性窄化到中产阶级而带来的代表性的断裂，以及资本带来的媒介垄断。而冷战后哈贝马斯提供的公民社会以及公共性的方案亦不符合中国国情。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应对新媒介环境下最广大人民群众物质文化需求以及表达需要?这是当下中国新闻学发展不得不面临的挑战。要解决问题，则需要对当下新闻实践现状以及理论体系进行更为透彻的分析，站在历史的角度进行定位和审视，发挥人的主体性来改造世界。

    （作者王曦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李飞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冷  梅

    注释：

    ①方汉奇等：《中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07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90页。

    ③李良荣：《中国新闻改革:20年的三次跨越》，《新闻界》1998年第6期。

    ④李良荣：《新闻学概论》（第五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72页。

    ⑤方汉奇：《方汉奇自选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36页。

    ⑥格尔兹:《文化的解释》,纳日碧力格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⑦陆晔、潘忠党：《成名的想象：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新闻学研究》（台北）2002年第71期。

    ⑧林晖：《未完成的历史——中国新闻改革前沿》，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74页。

    ⑨王维佳：《作为劳动的传播——中国新闻记者劳动状况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页。

    ⑩李良荣、李晓林：《新闻学需要转向大众传播学》，《新闻大学》199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