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在乡村建设中的角色与功能

    2015年春节，上海大学博士生王磊光的一篇《近年情更怯，春节回家看什么》的返乡笔记，火爆微信朋友圈及微博等社交媒体。在返乡笔记中，王磊光描述了乡村的人际关系、交通设施、婚姻观念的变迁，并由衷地表达出了知识的无力感。随后，更多的博士返乡记开始出现在网络上，如署名为“古鱼”的《又一篇博士生返乡笔记：从一而终的稳定生活更可怕》。博士返乡记呈现出迥异的乡村面貌与知识分子的乡村情感，并由此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借由博士返乡记的“意外”走红，乡村建设在新世纪复杂的传媒格局之下，显现出“众声喧哗”的景象。与民国时期清晰可辨的各大乡村建设派别不同，中国当下的乡村建设路径的传媒呈现则显得暧昧模糊。本文从传媒与民国乡村建设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入手，剖析民国乡建中传媒的角色与功能，以观照当下城镇化进程中传媒的角色与功能。

    民国同人报刊的传播：聚集力量

    乡村建设是一个古老的命题，最早发源于清末民初，河北定县米鉴三、米迪刚父子在其家乡翟城村仿照日本模式创办“模范村”，是一项提倡自治、普及教育、改良农业、移风易俗的建设活动。① 

    从米氏父子开始，民国乡村建设就与媒介传播密不可分。为了倡导自己的村治思想，曾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的米迪刚于1908年回国，在乡绅父亲的支持下，创办了《中华报》《村治月刊》两份报刊，“并以这两份报刊为核心，先后形成了‘中华报派’和‘村治派’乡村自治流派，成为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重要组成力量。”② 

    自此以后，所谓民国乡村建设的五大流派——村治派、晓庄生活教育派、定县平民教育派、中华职业教育派和无锡民众教育派③，几乎都创立了同人报刊，集合一批志同道合者，宣传本派的乡建思想主张：1934年2月，陶行知以南京的晓庄师范学校为依托，创办了《生活教育》杂志，正式形成生活教育派；晏阳初以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为依托，先后创立了《新教育》《民间》；黄炎培以中华职业教育改进社为依托，创建了《教育与职业》，传播自己在江苏昆山的徐公桥的乡村生活改进实验区的实践及主张；无锡民众教育派则以民众教育院及劳农学院为依托，创办了《教育与民众》刊物，主张取法于民众教育以推进乡村建设；梁漱溟以中国乡村建设研究院为依托，在“村治派”及《村治月刊》的基础上，创立了《乡村建设》杂志，系统阐述自己的乡建主张。

    得益于民国时期多元的思想争鸣和较为宽松的办刊环境，这些知识精英关于乡村建设的思想及艰难起步的实践，最初都是由这些同人报刊率先传播，一方面它们将这些乡村建设实践作为事件进行传播，引发了一拨拨的知识精英关注并加入到乡村建设运动中去，如晏阳初的定县实验曾吸引了包括众多留洋博士在内的500多名高级知识分子，响应号召，携妻带子来到定县，参与乡村建设。

    另一方面，借由这些同人报刊的报道与讨论，乡村建设思想由模糊走向明朗并逐渐系统化，形成了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黄炎培等乡村建设的理论权威，在不同流派的争论中，为后世留下了弥足珍贵的乡建理念主张。“这些杂志成了30年代讨论乡村建设问题的主要论坛。梁漱溟的目的是要通过这些杂志促成一个全国性的运动，并把已出现的和未来十年中将继续扩大其队伍的各个乡建方案联合在一起。通过这些杂志以及他本人的著作、小册子和论文，梁漱溟逐渐成为有关乡村建设思想的主要理论家。” ④

    除了乡村建设团队主办的同人刊物之外，其他思想流派创办的同人刊物也开始关注乡村建设运动，其中最具影响的当数胡适主办的《独立评论》。自由主义色彩深厚的《独立评论》，创刊于1932年， “在其总共出版的244期文章中，关于乡村建设问题的文章共有70多篇”，⑤这些文章针对当时乡村破败、经济崩溃、盗匪横行的现状，积极思考出路与对策，包括董时进、张培刚、吴景超等在内的一批知识精英，在《独立评论》上发表见解，探讨中国现代化路径的选择。

    发生在这些同人刊物之间的争鸣，在民国时期引发了关于“以工立国”还是“以农立国”的大范围争鸣，胡适、董时进、章士钊、张培刚、千家驹、吴景超等人都参与到了这次争论中，这次争论的触发点虽是由乡村建设运动所引发，但其深层指向却依旧是自晚清以来，中国知识界关于“中国向何处”的大问题的解答，即中国的现代化究竟是西化或工业化，还是立足于中国传统的现代化。

    最初由这些同人报刊传播的乡村建设运动，因其社会影响日渐扩散，开始进入《大公报》《申报》《东方杂志》等当时商业报刊的视野，这些商业报刊的发行量与社会影响力自是同人报刊所无法比拟的。由此，乡村建设运动开始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并进而引起了国民政府的重视，最终影响并促成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县政改革实验。

    大众传媒的介入：整合力量

    随着国民政府北伐胜利，中国统一之局面也初步显现。在此背景下，国民政府表现出了与从事乡村建设的各教育和学术团体合作的愿望，“其标志是邀请乡村建设的领袖人物梁漱溟、晏阳初、高践四、李景汉等人参加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1932年），并采纳他们的意见，通过了一系列有关决议，其结果便有河北的定县，山东的邹平、菏泽，江苏的江宁和浙江的兰溪等五大县政建设实验县的设立。”⑥而此种转变，传媒力量功不可没，其中以《申报》《大公报》等民营商业性报纸最为突出。

    《申报》《新闻报》等是民国发行量很大的报纸，但要说影响力，则非《大公报》莫属。作为“书生论政高峰”的《大公报》，发行三万五千，仅及《申报》或《新闻报》的1/3，但被赞为“最进步、编得最好的报纸”。就是这份在民国时期能够影响知识界与社会高层的报刊，从1930年后持续关注乡建运动，并于1934年与中国乡村建设学会合作，专门开设了《乡村建设》副刊，以形成乡村建设的一种“公共的组织”、“公共的讨论集会”、“公共的言论机关”，让各地的乡村建设实验相互吸取经验与教训。⑦

    除了成立专门副刊之外，《大公报》还发挥新闻报道与评论的特色，派出特派记者深入乡村建设实验区跟踪报道邹平、定县的实践情况，如对于邹平与定县的两个实验区，《大公报》派出记者调查团进行深入采访，连续刊登了《定县平教村参观记》，还配发了社评《定县之平教与村治运动》，又连载了《山东农村观感记——邹平之行》。

    民国乡建运动流派杂陈，实践各异、主张不同，社会力量与国家力量对于乡建运动也是诉求各异。经过多方呈现各流派的不同主张，弥合不同利益诉求，最终将乡村建设目标统一到谋求乡村现代化上来。在这一方面，以《东方杂志》为代表的政论杂志发挥的作用尤为显著。

    《东方杂志》是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出版时间最长的综合性杂志，1904年创刊，1948年停刊，历时45年。从1904年创刊起，就将“三农”问题作为关注点之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早在乡村建设运动高潮来临之前的1927年，杂志就已出版了《农民状况调查号》，37篇农村调查报告，从农村土地问题、农民赤贫生活到农业生产溃败都囊括其中。作为一份商业性刊物，《东方杂志》关于中国乡村建设的文章来源更多样，既有漆琪生《中国国民经济建设的重心安在——重工呢？重农呢？》这样综合性的分析文章，也有吴寿彭《逗留于农村经济时代的徐海各属》这样的专注于农村土地问题调查的文章，但更多的还是类似于杨开道《我国农村生活衰落的原因和解救的方法》、吴觉农《中国的农民问题》等寻求实用之策的建议性文章。

    得益于以《大公报》《东方杂志》等商业性媒体对乡村建设实践的持续关注与探讨，原本局限于知识精英在一县一地的个别实践，开始引起社会及政府的广泛关注，并在1933年后形成高潮。一时之间，“农村复兴”成为当时的社会焦点，更在一定程度上探索了一种“农村改造的现代性模式”：试图对旧有的农村政治、农业经济和农民素质进行具有一定现代化性质的改造，即对乡村政治进行自治化和民主化的制度改革，对农业经济推行企业化和市场化的股份制合作社建设，对农民素质实施知识化和文明化普及教育的改造。⑧ 

    当下乡建的传媒呈现：机遇与挑战

    进入新世纪之后，随着全面实现小康社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目标的提出，掩盖在GDP高速发展下的城乡差别及割裂开始显现，新农村建设开始作为国家战略出现在各种报道中。

    与民国时期社会先行、政府跟进不同，新时期的乡村建设或曰新农村运动，是在政府明确的倡导下进行的。得益于传媒的高度发达，尤其是互联网传播技术的快速发展，一批具有理想色彩、以个人或社会团队形式介入到乡村建设的社会实践涌现，例如以杜晓山等的小额贷款实验项目、茅于轼等的龙水头模式、山西柳林县前元庄实验学校、寨子村“农民协会”实验等。而温铁军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中国农大的何慧丽的兰考实验、高战的苏北农会实验等乡村建设实践，在精神气质上更接近于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的实践。

    与民国时期清晰可辨的各大乡村建设派别不同，中国当下的乡村建设路径的传媒呈现则显得暧昧模糊，即便是主流媒体，也是不断摇摆在“城镇化”、“城市化”、“新农村”、“城乡一体化”等概念之中，从最初以城市化或城市化率作为衡量现代化的主要指标，到现今的新型城镇化与美丽新农村相提并论，乡村建设究竟应该走何种道路，迄今未有定论。

    当代多元而复杂的传播系统显然给了乡村建设更多的机遇与挑战。与民国时期各乡建团队的同人报刊相比，当下便利的新媒体给了乡村建设更大的传播便利性。如何将传播便利性转化成谋求现代化目标上的一致性，是梳理乡村建设与传媒关系的意义所在。

    首先，传媒如何厘清各种暧昧模糊的相关概念。

    民国的乡村建设运动经由媒体的传播而成为民国思想史的重要构成。当下传媒该厘清的概念有：小农经济、半工半耕、过密型农业、产业化农业、小农家庭农场，而如何看待这些概念的历史变迁，则需传媒做更深一层的回溯与前瞻。

    其次，传媒如何弥合而非撕裂社会力量与国家力量在乡村建设上的合作。

    作为社会改良的民国乡建运动，其倡导者一直面临着双重矛盾：如何调节社会力量与国家力量在乡村建设中的关系。但最终还是留下了这两大难题：高谈社会改造而依附政权；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⑨当下中国，国家稳定而统一的局面早就奠定，而国家权力的广泛渗透与动员能力早被证明，但与民国乡建团体的痛苦相比，如何有效发挥社会之力量，弥合日渐撕裂的社会与国家、城市与乡村、不同利益群体的任务却愈发艰巨。

    第三，传媒如何更深度参与乡村建设实践与理论总结，以期形成清晰的当代中国乡村建设理论主张。

    民国乡村建设的先行者，从谋求农村特定问题的解决，如合作社、水利建设等，扩大到特定区域内的环境改造，如从地方自治与乡村自治入手，留下了珍贵的乡村建设经验。而当下在谋求乡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上，更需传媒在充分挖掘历史实践、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凝聚共识，因为“在整个现代世界上，特别是在不发达国家里，要动员起来为民族目标而行动的人民意愿，对现代化事业具有重大的意义。”⑩  

    （作者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2012级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武艳珍

    注释：

    ①②李帆主编：《民国思想文丛》，长春出版社2013年版，第2页。

    ③曹天忠：《乡村建设派分概念形成史考溯》，《广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

    ④【美】艾恺著，王宗昱、冀建中译：《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年版，第171页。

    ⑤王欣瑞：《民国媒体与乡村现代化道路探索——20世纪30年代〈独立评论〉乡村建设文论解读》，《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⑥郑大华：《关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几个问题》，《史学月刊》2006年第2期。

    ⑦《乡村建设副刊》发刊词，《大公报》1934年。

    ⑧虞和平：《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的农村改造模式》，《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4期。

    ⑨梁漱溟著：《乡村建设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02页。

    ⑩【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