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与新闻报业、图书出版业

    清末状元张謇是中国近代实业家、政治家、教育家，但大多数人并不知道，他在新闻报业、图书出版业方面也做出了卓越贡献，并与马相伯、于右任、史量才等名家私交甚笃。

    与新闻出版业的渊源

    张謇（1853～1926），字季直，号啬庵，生于今江苏省南通海门常乐镇。他主张 “实业救国”，是中国棉纺织领域早期的开拓者，一生创办了20多家企业，370多所学校，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宝贵贡献。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在谈到中国民族工业时曾说，“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 。

    张謇先生不仅通过创办大批工业企业增强了国力，还发挥自身在新闻报刊、出版业的作用，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这是知识分子自由精神、独立人格的体现。他具有前瞻眼光、商业素质和可持续和谐发展的经营思路，改变了文人与新闻报刊业、图书出版业的传统关系，并赋予新闻出版企业以文化价值，也使得中国传统士人的历史使命感与参政豪情得到了积极的展现。

    然而以往文献中并未出现集中梳理张謇与新闻出版业关系的文章。本文意在填补这一部分的空白，梳理讨论张謇为新闻报业、出版业做出了哪些贡献，张謇都曾与哪些新闻报业、图书出版业的同仁合作过以及他们的所作所为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探讨张謇与新闻出版业的关系，首先的问题是，张謇为什么要涉足新闻出版业。对此，已有文献一般有两点认识：其一，认为是张謇有通过报业来表达其政治观点的需要；其二，这是张謇实现救亡图存的路径之一，引用张謇的话来讲就是：“夫教育权之宜巩护，书籍之宜视为重要，编译、印刷、发行事业之权不可旁落，今日所已知者也。……早自为计则上可以保国权，下可以免侵略。”

    笔者认为有更深层次的原因。第一，从内因上说，张謇是一位“由儒入商”、“儒行商界”的特立独行的人物，用他自己的话来讲，他“言商仍向儒”，骨子里依然保存着“兼济天下”的仕人梦想。这一点突出表现在张謇热心近代教育，参与创办了如今的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河海大学、上海海洋大学、扬州大学等的前身，开中国高等教育之先河。而涉足新闻出版业无疑是其梦想的一部分；第二，从现实基础上来讲，张謇结识马相伯、史量才、于右任等新闻文化圈的名士大家，具备参与新闻出版业的契机。再加上张謇在兴办实业上所获得的雄厚经济实力，更何况当时办报的大背景处于整个民营报业的发展和繁荣期，这些因素无疑都为其投资新闻出版业铺平了道路；第三，从实践经验上来讲，张謇其实十分留心新闻报业、出版业的优秀范例。例如早在1903年张謇东行期间，就特意参观了活版制造所和大阪朝日新闻社印刷所，了解造版、铅字印刷技术。

    那么，张謇到底为新闻出版业做过哪些贡献呢？

    南通第一份报纸的创办者

    对于张謇的家乡人——南通人来讲，张謇再熟悉不过，但说起他与新闻出版业的关系，却几乎无人知晓。笔者曾前往位于海门常乐镇的张謇纪念馆，发现并未有专门展览张謇与新闻出版业的板块，也并未有资料记录张謇与南通历史上第一份报纸《星报》的渊源。

    事实上，1907年9月，张謇创办了南通历史上的第一张报纸——《星报》。经查，南通博物院目前藏有一张《星报》，复旦大学内有一本《星报》合辑。《星报》的产生背景是：1906年，张謇与程德全在上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1908年与汤寿潜等在上海创办了《预备立宪公会会报》。1909年清政府在各省设立咨议局，张謇任江苏咨议局议长。作为立宪派的代表，张謇希望在老家南通发展一个宪政的雏形，并有一张报纸作为他宣扬君主立宪和地方自治的喉舌。 《星报》主要就是反映立宪运动和地方自治的情况，在表达南通新派封建士绅观点的同时宣泄新知识分子对当局的不满和官场陈腐的愤恨。这份报纸每逢星期日出版，所以取名《星报》。报纸四开两张，有光纸单面印，共分八版。每版分上下两栏，五号宋体字，竖排，基本上是文言文，间或有白话文。第一版广告，第二版“论说”或“代论”。其余各版的栏目有“谕旨”、“中国新闻”、“外国新闻”、“地方新佣”、“通属要闻”、“来函”、“琐闻”、“谈丛”等。

    1911年辛亥革命后，时局剧变，《星报》于1912年1月终刊。但以《星报》为开端，张氏家族相继创办了《通报》（1912）、《新通报》（1914）、《南通新报》（1918）、《南通报》（1919），开一代报业的先河。

    除了《星报》，作为南通的第一份对开大报，创刊于1913年的《通海新报》的报头“通海新报”四字楷书竖排也为张謇所题。《通海新报》和张氏家族经营的一众报纸一起，为研究张謇和南通及这一时期长江中下游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参考。同时，作为近代地方性民营报业的缩影，这些张謇创办、支持的报刊起到了启迪民智、维护民权和锻造国家意识的重要作用。

    《申报》的最大股东

    《申报》是近代中国历史最长、影响最大的一份报纸，是中国近代新闻史上当之无愧的“中文第一报”。但却少有人知道“申报”二字是张謇先生所题，声名远播的申报总经理史量才也是因张謇先生而改名。

    张謇、史量才与《申报》的渊源要从《时报》说起。狄楚青任总经理时期的《时报》在馆内专门增设了一个带俱乐部性质的“息楼”，聚合了一批报馆以外持共同理想和政治志向的知识分子和地方士绅，借此平台让《时报》的编辑们参与到立宪派的政治活动中。时任《时报》编辑的史量才与张謇先生就是在此时结识的。有人曾问张謇为什么重用史量才，张謇回答，“量才录用”。史量才因而将原名史家修改为“史量才”。

    而史量才能够经历人生的巨大转折——接手《申报》，更是离不开张謇的领路。1912年10月，张謇为最大股东，连同史量才、赵凤昌、应德闳、陈景韩四人以12万元银价，从席子佩手中购得了《申报》的产权。史量才任经理，开始了他的办报生涯。

    不仅如此，在经营理念方面史量才也受到了包括张謇在内的民族资本家们实业救国的深刻影响。“实业总长”张謇的提携使得史量才迅速进入了实业资本家的圈子，通过加入立宪派兴办实业，参与政事的活动，史量才彻底成为了一个具有市场头脑的经营人才。由于张謇、史量才这批股东超前的发展眼光和敏捷的商业思维，《申报》在短期内飞速发展。1912年《申报》仅仅发行7000份，到1917年一下飙升至2万份，1925年就突破了10万份， 1932年达到了空前的15万份。至此，《申报》在史量才时期进入了其发展的黄金时代。

    众所周知，经济因子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处于基础性的位置，报业企业也应该充分发掘和利用对自己生存发展有利的经济生态环境因子，占据市场空白点和丰富的经济资源，才能获得长足的发展。此时的《申报》之所以能在夹缝中有所发展，不仅在于史量才个人的才能，更在于张謇等人丰富的社会阅历和商业素质影响了史量才，让他懂得通过经济手段把业务做上来的道理，打响了《申报》的品牌。

    具体说来，史量才在张謇的影响下，用商人的思维管理报业。各种新闻动作的背后都离不开老辣娴熟的经济手段。其一，《申报》开一代报业人做“广告”的先河。这背后，是张謇、史量才对自身情况的准确分析。当时的《申报》在政治背景不占优、经济实力欠缺的情况下，广告是短时间赢得巨大经济利益从而支撑整个报社的最佳手段；其二，当时的《申报》设立了发行推广科并增设了地方版。这背后是《申报》深入的消费者受众分析，用契合度高的新闻素材增加消费黏性。当时时局动荡、战火纷飞，争取更大范围的读者无疑可以稳定总发行量；其三，《申报》聘请了黄远生、邵飘萍等家喻户晓的“大腕”做特派记者。这背后是经营者强烈的“品牌意识”，利用名人效应，规避经营风险，树立品质品牌。

    历来文献对“史量才是商人还是文人”这个问题讨论颇多，大部分的文献都赞赏史量才的经营策略。但笔者认为，不能用绝对的二分法来判定，甚至有史料表明史量才还犯过一些商业错误，认为史量才是“社会改良者”的观点笔者较为认同。我们只能说已有文献没有看到史量才背后的张謇——这个大商人对史量才的深远影响。大量的“史量才时期的《申报》研究”忽视了该时期《申报》其他投资人的社会身份和人脉资源。把一个名报的宏大改革和经营战略归功于一个人或者说只局限于一个人的研究视角是不恰当的。

    除了政治、经济维度，技术维度也是必不可少的考虑因素。同当今的新闻媒介变革一样，新媒体出现的关键要素就在于计算机技术的飞跃。近代报业的变革也在于不断引进先进技术。张謇、史量才时期，《申报》花重金建成了一幢一百多间的五层报馆大楼，为《申报》现代化奠定了基础，报馆的高效运作有了高端的技术环境作支撑。同时，从美国进口先进的新式印报机，10万份《申报》可在2小时内印完。馆内的铸字机、制版机、铅版机以及制铜版锌版等相应设备，也全部更新。《申报》为了保证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报纸送到读者手中，还自备了运输车，研究报纸的发行路线，以此提高报纸的发行速度。这样，《申报》在初步积累资金的基础上，更新设备，扩大再生产，使《申报》的技术生态环境进入良性循环之中。因此，《申报》竞争实力大大提高，成为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大报企业。

    图书出版业的贡献者

    复旦大学的创始人马相伯、于右任等对大众来讲并不陌生，但却少有人知道，当时复旦公学的建立同样离不开张謇的支持。除此之外，张謇与马相伯还一同组建了中国图书公司。

    1905年，由席子佩发起，计划仿照企业制度建立一个联合公司保全旧书业的利益，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席子佩离开另组图书公司。此时实权转入曾少卿等人手中，延请实业家张謇（时兼任江苏教育会长）任董事长，张謇与马相伯就是在此时成立了中国图书有限公司。该公司以“巩护我国教育权、驱策文明之进步、杜绝外人之觊觎、消弭后来之祸患”为宗旨。可以看出，张謇并没有完全用“企业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人思维来考虑发展，而是兼顾了社会责任和文化信仰。

    除了中国图书有限公司，早在1902年张謇就创办了翰墨林印书局，早于中华书局8年。《星报》就是由该局编辑出版的。

    关于“翰墨林印书局”有两点值得一谈。一点是张謇创办的大昌纸厂、通成纸厂等文化产业实际与其实业一脉相连。张謇创办的大生纱厂名扬中外，但却少有人知道张謇纸厂的灵感就来源于纱厂。当时，众多纱厂生产时都有一种“飞花”的废弃物产生，对空气和环境都有污染，但它却是造纸的重要原料。张謇于1908年收购了通州竹园纸坊的旧式造纸设备，办起了以纺织厂飞花为原料的大昌纸厂。加上通海地区随处可见的稻草和芦苇，造纸厂既可以为大生纱厂提供包装纸又为翰墨林印书局制印账册、报表、图书和报纸提供了纸张。从这个侧面，不难看出，张謇的环保理念和效率最大化的经营理念的确走在时代前列，值得我们后人学习。

    翰墨林印书局和大生纱厂的关系还不止于此。很大程度上来讲，翰墨林印书局就是依靠大生纱厂生存的，书局相比于大生纱厂的利益来说微不足道，但张謇还是不断将大生纱厂的利润拿出来贴补翰墨林印书局。这一点充分表现了张謇对文化企业的支持，也表现出前文所提到的“言商仍向儒”的文人情操。

    中韩文化的友好使者

    有关翰墨林印书局，另一点特别值得一提。在建设印书局之初，张謇建议聘请外国学者和遴选中国文笔优长且能通外语者到书局工作。韩国著名诗人金泽荣就是当时书局聘请的人选之一。可见，中韩之间的友好交流不仅仅是当代的潮流，张謇与金泽荣的合作就是中韩文化交流的生动见证。

    金泽荣（1850～1927），原籍朝鲜开城，曾任议政府遍史局主事、中书院参书官兼内阁参书官、正三品通政大夫等职。早在1882年（光绪壬午，韩光武帝十九年），清政府应朝鲜国王李熙之邀请，派遣庆军统帅吴长庆率部下赴朝协助平定军乱，张謇随军出征。来华请援朝鲜吏部参判金允植和张謇在谈论诗词时，介绍金泽荣与张謇结识，两人自此成为莫逆之交。23年以后，金泽荣对朝鲜一步步沦为日本的殖民地而痛心，于是来到中国寻找知己张謇。张謇原本希望金泽荣担任沪报社的主笔，但金泽荣推辞。时值翰墨林印书局初创，张謇便安排金泽荣在翰墨林印书局做编校。

    这位韩国友人没有辜负张謇的期望，1905～1927年间，金泽荣在翰墨林印书局出版了《申紫霞诗集》《韶堂集》《沧江稿》等卷帙浩繁的诗文和史学著作。金泽荣十分尽心地梳理了朝鲜的历史，1915年由梁启超作序，朝鲜人王兴淳出版了金泽荣编写的《丽韩十家文钞》。同时，在金泽荣的主持下，一大批有关中国、韩国的文化典籍相继出版。这些朝鲜汉文文献的问世，对于弘扬和保存朝鲜民族文化精华，振奋爱国精神，促进中韩人民的交流，提供了宝贵的精神力量和重要的思想资料。

    虽然这些中韩文化著作张謇先生并没有亲自参与，但他领路人的作用和他创建的书局这个良好的平台无疑是中韩文化交流不可忽视的大背景。也正是有了张謇，书局才能人才汇聚，迅速发展成为南通影响力最大的出版印刷机构，仅从书局能够与商务、中华、大东、开明等七家书局联合组成的教材印刷发行机构相抗衡而垄断南通地区学校教材这一点来看，即可想见当日书局事业的繁盛。

    根据史料，张謇不仅结交了许多如金泽荣一般的朝鲜有识之士，就连朝鲜国王都对张謇赞赏有加。壬午之役之后，朝鲜国王不仅以酒馔赐赏张謇，还赐以三品官服，张謇将其作为朝鲜礼制文物加以珍藏，回国后交由南通博物苑陈列，作为中韩友谊的象征。

    除了上文提到的，张謇与王国维、包天笑、罗振玉等这些新闻文化圈响当当的人物都有过深入的合作。正是这批兼具文化素养、社会良知的有识之士，正是这样一种文化与资本有效配置的模式，使得文人与新闻报刊业、图书出版业的传统关系得以改变。企业更富文化价值却也深谙经营之道，中国传统士人的历史使命感与参政豪情也得到了积极的展现。

    （作者沈晓静系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新闻传播学系主任、教授；袁闻笳系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新闻传播学系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武艳珍

    参考文献：

    ①李鸿敏：《文人与企业：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在民初的竞争与合作》，南京大学2012年硕士论文。

    ②杜新艳：《〈申报〉的过渡时代》，《汉语言文学研究》2011年第2期。

    ③金惠风：《南通报业鼻祖》，《新闻通讯》1994年第9期。

    ④冯剑侠：《辛亥前后报人的政治动员与政治参与——以〈时报〉为中心》，《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⑤朱季康：《论清末民初苏中地区报刊事业的起步与发展》，《江苏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⑥何秋红：《民国时期江苏地方性商报特征分析——以〈通海新报〉为例》，《中国出版》2013年第18期。

    ⑦张宇航：《史量才与中国现代报业经营》，吉林大学2007年硕士论文。

    ⑧肖凡：《江苏近代新闻事业梗概》，《新闻大学》1995年第1期。

    ⑨谭泽明：《试析士子转型与民初办报高潮的内在关系》，《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

    ⑩李煜秋：《旧中国民营大报经营策略初探》，《青年记者》2009年第18期。

    11邹振环、李春博：《中韩翰墨林书缘——金泽荣与南通翰墨林印书局》，《韩国研究论丛》2003年（第十辑）。

    12张华：《张謇，一个伟大的背影》，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