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时代城市新型社区社会资本重构

    20世纪下半叶开始，以新技术为支撑发展起来的新媒体，以自己的方式深刻地改变了整个社会结构以及人们的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社区作为城市生活的基本单位和细胞，也被新媒体深深地影响着。

    当新媒体用海量、高清的信息将人类包围，打破了原有时间和地域的限制，让处在不同物理空间中的人们拥有共同的体验和认知，极大地扩展了人们的社交范围，在虚拟世界中建立起一个新的公共空间，社交开始从“熟人社会”扩展到“陌生人社会”，新媒体中信息的共享和言论的自由，以及受众主体性的增强，打破了精英阶层对话语权的垄断，提升了公众参与社会的能力。新媒体通过影响社会的组成结构和人的思维与行为方式改变整个社会，也改变着中国的新型城市社区。

    被媒介包围的新型城市社区

    中国新型城市社区主要是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住房商品化和私有化改革的产物，居民拥有住房完全产权，并通过付费方式获得市场化或准市场化的物业管理和服务的城市居住单元。这些社区同传统的城市街坊社区相比，居民来自四面八方，通过对住房产权的拥有形成明确的居民资格，排他性地共享社区内的配套措施，从而形成独特的“共同体-社会二元性”。

    “共同体”和“社会”这两个概念都是由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所提出。“共同体”与“社会”是人类共同生活的两种表现形式。共同体是通过血缘、邻里和朋友关系建立起来的人群组合，以“本质意志”为基础，人们的相互联系是建立在亲密的、排他的、纯朴的自然感情基础上的有机联系体。社会则是以个人的目的、利益动机为纽带的一种生活形态，以人的理性权衡即“选择意志”为基础，建立在外在的、利益合理基础上的机械组合的群体。

    在滕尼斯眼中，“共同体是古老的，社会是新的”，随着市场化、城市化和个人主义的普遍发展，天然形成的“共同体”不可避免会被人为设计的“社会”所不断取代，但是在中国的城市社区中，“共同体”和“社会”呈现出一体双面的二元特性。一方面社区居民基于实际居住的身份，通过日常交往、兴趣爱好，组织起自发的邻里网络和兴趣爱好团体，以此形成新的信任和互惠关系，以及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另一方面居民基于住房产权和户籍身份，在住房利益的一致(或关联性)和集体消费的基础上，形成了包括业主组织、居民组织等在内的正式组织，并以此形成了彼此之间的权利约束和契约关系，以及权责意识。

    在新媒体时代，城市新型社区的“共同体-社会二元性”得到了进一步强化，一方面新媒体中话语权的分散和用户自主地位的提高，使得社区内居民能够以新媒体为纽带提升社区凝聚力，形成更强力的共同体，另一方面，国家可以通过新媒体宣传社区相关管理制度，提高社区正式组织的工作效率和效果，强化社区的社会性，而这些最终体现在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的构建中。

    社区社会资本

    社区社会资本主要是指潜藏于社区结构之中，由社区行动主体在互动过程中，基于信任和互惠关系而建立起来的社区关系网络，社区行动主体可以从中获得便利和支持的一种资源性力量。社区社会资本主要包括社区规范、社区信任以及社区社会网络。社区规范是保障，社区信任是前提，社区社会网络是基础，这三者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了社区社会资本系统。社会资本的培育和构建是推动社区发展的关键力量。

    传媒产业作为社会的信息系统，必须与各类利益相关者包括受众、广告商、政府、供应商以及社会公众形成一个互动互惠互信的生态网络才能保证自身的生存发展，因此传媒产业的本质就是一种社会资本经济。在社区社会资本的构建过程中，传媒的传播活动不仅可以直接影响和塑造社区社会资本，而且作为社区社会资本构建的背景，它对社区社会资本的形成、累积和消减有着重要影响，在新媒体时代，这点表现得尤为突出。

    城市新型社区社会资本的构建

    在新媒体时代，结合我国城市新型社区的“共同体-社会二元性”，社区社会资本的重建过程中，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以新媒体为依托，构筑社区规范

    当前中国城市社区的形成大多是住房商品化的结果，对内他们以居民身份为基础，实现空间上的聚居和日常中的互动，强化彼此的身份认同，对外他们以产权和户籍身份为基础，划分同外界的空间范围和象征性的边界，由此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网络。正如科尔曼所认为，社会网络的封闭性会增加系统内部行动者之间的依赖程度,减少了内部行动者对网络外部行动者的依赖性及资源的可替代程度,从而为有效规范的建立创造了前提条件，在此基础上，新媒体可以成为社区居民重要的交流平台，通过对社区事务的自由讨论和发表意见，逐渐在社区居民内部构筑起成文或不成文的互惠规范。同时新媒体可以为社区居民提供关于产权制度、社区管理规范和社区正式组织运行的相关政策等方面的海量信息查询，让社区居民在了解这些制度、规范的同时，也能通过新媒体对相关政策的落实情况和社区正式组织的运行情况进行有效监督，真正实现社区居民的参与和社区的规范化管理。

    以新媒体为载体，重建社区信任关系

    中国社会传统上是一个熟人社会,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就认为中国的社会结构就“好像把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此即“差序格局”。但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大规模流动，打破了原来由“血缘”、“同事”为纽带结成的信任关系，一群陌生人聚集在了同一个小区中，重建社区信任成为当务之急。

    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把现代社会中的信任危机同现代性的主要来源——“时空延伸”、“脱域机制”和“知识的反思性运用”联系起来：在现代社会中时间在全世界范围内标准化，空间边界被打破，“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关系中，从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把社会成员的相互交往方式从在场转化为缺场，而现代知识体系的急速更新和不确定性以及对知识的反思性都对信任产生了极大冲击。对此吉登斯提出的对策是培育“对话民主”，尤其在个人生活领域建立起抛开外在标准和条件，人与人之间基于开放、平等、诚实的对话建立的纯粹交往关系。以新媒体为载体，不仅能够让社区居民在微博、微信、社区论坛等平台上，围绕着住房装修验收、房产权益维护、社区内外事务、兴趣爱好活动、子女抚养教育等诸多主题开展平等、开放而积极的探讨，共同寻求问题的解决和居民之间横向联系的重构，促进居民的自我认同和相互协作，从而培育人际间纯粹的关系和积极的信任，而且还能在居民同社区正式组织、政府之间建立起直接对话的桥梁，推动政府、社区、居民之间信任关系的重建。

    以新媒体为平台，重建居民社会网络

    人们在构筑社会网络的过程中往往更倾向于选择同阶层的人。在城市新型社区中，通过房地产价格的筛查机制和业主个体的自主选择，同一住宅小区内的业主大多经济地位、价值观念、乃至所处生命历程阶段彼此相似，这为社区居民之间的交往奠定了基础，而新媒体则可为居民提供一个包括业主论坛、社区网站、业主QQ群、微信群等在内的虚拟公共空间，并以其开放性、互动性和及时性，帮助互不相识的小区居民在虚拟世界中打破紧闭的防盗门和高高的住房造成的人际交往障碍，建立起新的交往关系，而地缘上的亲近则鼓励社区居民从线上走向线下，在现实生活中建立起彼此日常交往关系，共同参与社区活动，从而构筑起新的居民社会网络。

    新媒体对社会资本的建构也存在负面影响，如过于依赖新媒体，会将部分不会使用新媒体的人群例如老年人群体排斥在社区网络之外，致使其社会资本受到削弱乃至消减；比如新媒体的匿名性所导致的谣言问题，可能会使社会信任受到冲击，社会网络遭受破坏，从而导致社区社会资本存量的减少；再如新媒体受众的碎片化，可能致使社区居民社会网络的固化和窄化，导致社区社会资本总量偏低等。这些问题需要国家、社会、居民共同行动，采取建制或非建制的手段加以解决，只有这样我国城市社区才有可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本文系2013年河北省社科联项目“城市社区管理创新与发展研究”(项目号：201303175)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河北联合大学）

    责任编辑：易  方

    参考文献：

    ①肖林：《现代城市社区的双重二元性及其发展的中国路径》，《南京社会科学》2012年第9期。

    ②燕继荣：《社区建设与社会资本》，《21世纪经济报道》2014年7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