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女性主义媒体研究异同之启示

    女性主义媒体研究的中心概念是权力，女性与媒体的关系——女性在媒体参与、媒体表达、媒体使用和媒体消费中的地位等往往折射出女性在现实社会中的权力地位，可以说，两者关系的变化、发展和探讨贯穿了女性主义运动的各个阶段，成为研究女性地位变化的一个重要途径。

    西方女性主义媒体研究的主要历史脉络

    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一次浪潮是争取选举权，在斗争中参与者们认识到她们在主流政治生活中被排除，“很多人认为，新闻媒体是争取女性政治平等权利运动胜利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呼吁女性应拥有属于自己的新闻媒体，媒体宣传逐渐成为第二次女性运动浪潮的一个关注焦点，并形成了如自由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社会女性主义、同性恋女性主义、黑人女性主义、后女性主义等多种女性媒体研究流派。

    20世纪60年代的第二次女性主义运动浪潮关注社会生活中权利的表现形式，其核心目标是挑战社会生活领域—雇佣、婚姻以及性取向等中的种种性别不平等现象。

    20世纪90年代起，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三次浪潮给女性主义媒体研究赋予了新的涵义，重新界定了第二次浪潮中提出的“性别政治”（gender politics）的概念，指出性别身份的非单一群体性和可变性，克里特指出，“没有一种单一的女性主义理论能够代表来自不同阶级和种族背景的所有女性”的声音;而且可以在个人层面上具有权力化的作用。该观点的代表人物朱迪思·巴特勒(Judith Butler) 认为，从生理的角度来看，人分为男性和女性；但是从社会结构性概念的角度来看，任何个体都同时具有男性特质(masculinity)和女性特质(femininity)，即具有雌雄同体性。

    显然，大众传媒在对个体的性别身份认知和塑造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众传媒是对两性特质的象征性表达，以及这种表达在社会化过程中的实际效果。”

    20世纪90年代以来，性别身份的流动性和不确定性不再是话语禁区，并且随着女性运动的发展逐渐进入公共讨论领域。

    然而，难以跨越的事实是，不但非常规的性别身份通常被嘲笑甚至作为反面教材被教导，如在美国风靡一时的情景喜剧片《老友记》中的钱德勒·宾(Chan4lerBing)的同性恋父亲就常常受到大众的嘲笑和模仿；更让女性主义者沮丧的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反女性主义的逆流一直广泛存在于大众媒体中。经过第二次女性运动后，美国性别平等基本上得到实现。然而，美国职业女性在媒体中的形象和状态却常常是“什么‘社会福利’都得到，却‘在个人生活中’悲惨万分”。《纽约时报》报道说没有孩子的女性是“忧郁而困惑”的，并且这个群体在扩大。《新闻周刊》说，没有结婚的女性通常“歇斯底里”，在一种“严重的自信危机”中崩溃。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第二次女权运动的领导人贝蒂·弗里丹也离婚了，而且对三个正值青春期的孩子来说也变得不再那么重要，加之她的女权观念和当时年轻、激进的女性主义者有诸多冲突，她个人的生活似乎陷入了水深火热，不得不到伊莎兰研究所，通过交心心理治疗、敏感性训练、心理剧等方式帮助解决她自己的问题。

    由此可见，无论是旧媒体还是新媒体环境中，女性的弱势地位都根植于社会结构中的性别不平等，如果无视女性在媒体空间被剥削被压迫的弱势地位，女性就无法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和主张，也就难以根本上从“父权—资本主义合力造成的体系”中解放出来。

    我国女性主义媒体研究的主要特征

    可以说，中国的政治实践施行的是“国家女性主义”，即：女性主义运动在一个国家内部展开，并得到国家的支持和响应。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运动形式，是通过由男性为主的政治领导制定的政策来保障女性的平等权。

    然而，由于中国从未形成过规模性的摇撼父权意识的女性主义运动，公共领域也几乎从未产生过关于女性特质和女性意识的权威讨论，因此，虽然国家层面上、法律制度中女性获得了种种平权，可是由于久远沉重的“三从四德”、“男尊女卑”、“女子无才便是德”等等诸多形式的贞操捆绑与性别束缚等父权文化传统，女性主义在文化层面上的欠缺导致了当今中国很多地区（尤其是农村）和诸多领域里依然残存着根深蒂固的封建父权意识，并导致一些有关女性的社会问题，如痼疾家庭暴力、如旧思想新乱象的“包二奶”现象等。

    表现在大众文化和媒体上，一方面，职业女性在媒体这种社会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形象是越来越自强、自立、与男性平起平坐、甚至超越传统性别认知（如超女李宇春所表现的中性形象受到很多人尤其是年轻男女的认可和跟风），女性在性别身份的表达方面拥有着越来越多的空间和自由。 

    另一方面，在一个以性别不平衡为秩序的世界里，快感被划分为主动的／男性的和被动的／女性的。男性窥视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男性将其幻想投射到女性形象上。女性形象也相应地被塑造成能满足这种幻想的样式。她们的外形被编码成能够造成强有力的视觉和情爱冲击力的符号系统。因此，女性形象的外延可以说是“被观看”。这些少数人又是男性中心的代表。两方面的原因导致了女性形象在媒介传播的薄弱程度。

    虽然存在着很多问题，不可否认的是，我们国家的国家女性主义政策对女性平权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把“妇女与媒介”确定为推动妇女发展和性别平等十二个重大关切领域之一。我国政府制定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中，为我国的妇女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就业和发展提供了契机与条件，从而能积极参与宣传媒体的管理的工作，促进了妇女对宣传媒体的了解与占有程度。

    在国家女性主义的发展与引导下，我国女性大众也应该积极主动，在文化层面上展开深入的女性主义运动，努力发挥自己在媒体中的参与和决策作用，开展媒体对社会性别和与性别有关的话题的探讨和表达，大力提升女性主体意识，改善媒体在受众社会化过程中对性别角色塑造的不良影响。

    中西女性主义媒体研究异同之启示

    从西方女性主义媒体研究的主要历史脉络和我国女性主义媒体研究的主要特征来看，中西女性主义媒体研究既有共性，又有重大差异。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其一，从女性被物化、被边缘、被刻板的共性媒体形象可以看出，世界范围内女性要达到真正的平权和两性和谐还有着漫长的道路；毕竟，各自的历史文化都构建了长久的父权文化中心的意识形态。

    其二，从社会制度层面上来看，国家女性主义起着极其重要的引领作用。我国的女性主义媒体研究发展在性别研究和提高女性话语权方面所起到的正面作用值得西方的关注和借鉴。

    最后，女性的媒体形象被物化，被欣赏，一方面是媒体的操控者在错误地引领大众；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受众并非总是不加评判地接受这些商业化的东西；研究表明，教育程度越高，越有批判和客观的接受能力，所以，提升女性乃至整个社会的教育程度，鼓励女性参与媒体与媒体评判，并且在媒体决策层面上与男性平分秋色，也是消除这一偏见的重要途径。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在读博士，河南财政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外语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