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的实力是什么

    2014年3月间，与一场全球26国参与的对一架失联客机的大洋搜索相伴随的，是一场逐渐才被清醒地意识到的全球媒体竞争，也是中国媒体人逐渐深入的反思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大量传播于网络的媒介批评和反思文章。如《中国媒体在马航客机新闻战中为何失败》《中国媒体输在哪》……其中新华社记者袁震宇、周劼人的一篇特稿《“官媒”人眼中的MH370》，则是以反思的视角和多幕剧的结构，比较完整地反映了这一时段中国新闻人逐渐深入的实践体验。

    因为失踪的马来西亚航空公司MH370航班上的227名乘客中有154位中国同胞，全国人民心系这架飞机，全国媒体迅速积极投入，登机上天，随船入海，签证出国。但最终的实战收获,中国新闻界自我评价不高，国内外舆论的评价也不高。

    得出这些评价的判断标准，主要是新闻业的“硬”标准，也就是在整个针对马航失联客机的全球搜索的媒体影响中，中国媒体独立发现了多少新闻事实？对事件的进展起到了多大的推动作用？

    一段在国内广泛转发的微信这样写道：

    “马航事件新闻战——几乎所有的干货都是纽时、华尔街、路透、BBC等英美媒体挖出来的。CNN司法口老记找到国际刑警坐实假护照；WSJ挖掘罗罗引擎线索，后披露折返；NYT认定西拐，很可能从美政府线人处拿到雷达数据；ABC第一时间披露众包搜索；BBC等最后找到卫星公司，让我们知道了8：11。它们的报道真正对马来西亚形成了压力，体现了媒体的力量所在。反观中国媒体：除了搬运外媒， 就只会一遍遍喊着‘马航，我们等你回家，为你祈祷’等诸如此类苍白廉价的煽情。”

    这当然是事后才逐渐清晰化的一种对比。尽管影响中国媒体具体收获的因素可能比较复杂，但“干货”这个标准毕竟实在、客观、清晰，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在中外媒体的同场作战中，我们真的看到了新闻的力量，看到了新闻报道影响事件发展、决定搜索方向的重要作用，看到了当代新闻业不能被飞机、军舰和卫星所替代的作用。

    这构成了中国媒体反思的事实基础。因为，尽管安抚人心、宣泄情感在特定情况下也是新闻媒体的一种社会功能，但新闻媒体承担的基本功能，仍是寻找和传播公众期待的新闻事实，尤其是那一类可能对事件产生积极推动作用的事实。

    与外国媒体深入挖掘抓到的“干货”相映衬的是，国内媒体在事件公布之后的最初阶段纷纷传播“发现了”失联飞机的假新闻。那些假新闻集中出现在马航MH370失联消息初始公布的3月８日当天，传播较广的谣言据说有5个版本。国内媒体几乎照单全收。紧接着，媒体在报道中的情感化修辞，也受到网络舆论的集中批评。而这类现象主要表现在一些主流媒体的官方微博。

    近年来，主流媒体的官方微博的确显示出比他们的母体更为自由灵动的选题空间，更具亲和性、感性化的语言形象。这都是适应于新媒体传播环境的合理调整，也为优化主流媒体的整体形象做出了贡献。但主流媒体的官方微博在资源上的限度也是明显的，尤其是缺乏与母体资源相互联动、统一调动的机制。从近几年来的运作实践看，它们更擅长于快速传播和情感化的传播，而不适合于深入挖掘事实、谨慎确认事实的“硬传播”。以这样一种弱项和优长，突然遭遇扑朔迷离、曲折多变的马航失联事件，其表现难孚众望，恐怕是注定的。

    实际上，主流媒体微博情感化和修辞化的表达，本来就是主动适应网络环境特定需求而产生的供给，也曾经得到过舆论的好评。但他们可能没有料到的是，在此次马航失联事件中，这样一类表达方式几乎全部沦陷。这可能由于他们对特定社会心理期待的预判失误，也可能由于对于特定事件的性质预判失误。

    中国媒体的情感化语态，是从近十年来国内灾难报道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并已形成了成熟的操作范式。这类情感化语态对于新闻事实的搜寻与传播并无直接的助益，但对于灾难之后凝聚情感和人心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尽管从结果看，马航失联事件也是一个灾难事件，具有灾难事件通常具有的情感性特点。但这一事件的特殊性在于，与媒体通常遇到的结果巨大、过程短暂的自然灾害不同，它是一种真相并未一下子展开的过程性事件。这一事件中的新闻报道，首先面对的不是一个灾难的结果，不是对结果的回应，而是在过程中寻找真相，推动进展。中国媒体显然对此缺乏相应的心理准备与姿态调整，原有的报道框架和语言失效。

    马航失联飞机上有154位中国公民，这使得马航失联事件中的中国媒体呈现出整体动员的态势，而不仅是由少数中央媒体、少数驻外记者包办。这种包括地方媒体在内的整体动员的态势，近年来实际上已成中国媒体的常态，更多地表现在国际体育赛事上。或者抽象地说，国际上凡有大事，只要中国受众有足够的关注，中国媒体都会出现整体出动的态势，包括地方媒体在内的中国记者出国采访已不生疏。马航失联事件就是这样一件发生在国外、消息源在国外、且国内受众有广泛关注的事件，因此中国媒体做出这样的资源调动是不难理解的。

    但是，马航失联事件又并不只是一件发生在国外、消息源在国外、且国内受众有广泛关注的事件，它还是各国媒体共同关注、同场竞赛，且关注目标同一的突发性国际事件。这与国际重大体育赛事中各国记者各自关注自己的目标、各自为自己的受众负责的常态报道，有着根本的不同。这是各国媒体之间少有的、真正比拼挖掘硬新闻的情境。中国媒体也可能对此缺乏心理准备和清醒的判断。于是，正如新华社记者袁震宇、周劼人在《“官媒”人眼中的MH370》一文所提到的，就在国外记者在冒用护照、飞机折返、机师行为等越来越多的线索上纷纷突破之时，“中国媒体也到达了一个又一个新闻现场——丽都饭店、越南富国岛、搜救舰船、吉隆坡。中国新闻人的努力，让公众第一时间看到了搜救画面，听到了发布会声音。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的媒体确实在关键信息的挖掘、证实、证伪上几无所获。”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一方面当然有对这一特殊的新闻事件思想准备不足、框架设定不准的原因，更重要的原因则是调查性报道所需要的长期积累的经验和长期资金积累的资源。

    有一位刚刚进入新闻界的年轻朋友问我：“马老师，对于说中国媒体在马航事件中全盘输给外媒的论点，您是怎么看的？”

    我理解他这个问题背后复杂的心理纠结——可能是一种不甘心，也可能是一种在心理的挫败感中重新确认职业信心的意志。

    作为一个离开新闻一线十多年的人，我对此并没有很成熟的看法。我的看法只是：不管新闻记者自己是否有更高的追求，在某些特定的新闻情境中，关键在于媒体体制机制及传媒资源和记者的资源，而不在于他们的志向。

    马航失联事件的全球搜寻，既是国家力量的展示，也是媒体力量的展示。军机、军舰、卫星，甚至包括南极的雪龙号科考船——我们的国家动员了世界上很少有人能够比肩的强大的实力资源。这种国家实力也把中国的新闻记者带到了搜寻的前沿现场。然而，如果把这些媒体背后的国家实力、社会经济实力与媒体自身力量的评价标准区分开来的话，那么，我们也许在此次事件中就能清楚地感受到中国媒体自身力量的明显不足。也正是在马航失联事件中的媒体实战，为中国媒体人提供了一个思考机会：哪些是国家的、社会的实力，哪些才算得上是媒体自身的实力。

    所谓“媒体的实力”，应当包含体制、机制、经验、资源等几个方面，这几个因素相互涵育而发展，在实战中才能够积累。对于中国媒体而言，日常承担着较大的宣传功能，在面对突发性事件的临场判断和资源调动时，自然不免瞻前顾后，难下决断，也难以积累日常的经验与资源。尤其是专业性的经验与资源，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不是仅凭国家的军事实力和媒体经济实力“到达新闻现场”那么简单。实际上，对于马航失联事件这样一个特殊的、可能极具标志性的事件而言，把到达吉隆坡的新闻发布会现场叫做“到达现场”，或者把登上在海上巡航搜索的飞机叫做“到达现场”，在别人挖出的影响事件发展的重要新闻面前，都会显得黯然失色。尽管站在打开舱门的直升机上航拍大洋搜寻，具有很好的画面感。

    马航失联事件的新闻现场在哪里？在茫茫大洋？在吉隆坡的新闻发布会？还是在你因为没有相应的知识和资源而无法到达的地方？马航失联事件作为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也许根本打破了灾难报道新闻现场的一般概念。哪里能够发现突破性的信息，哪里就是新闻现场。正如《“官媒”人眼中的MH370》一文写的那样，“现场，不仅是发布会或搜索队，更是国际刑警组织、飞机制造商、卫星组织、机师住处。‘挖不到信息’的背后，其实是‘不知向何处挖’”。

    当然，在反思中国媒体不足的同时，也有一种观点认为，西方媒体之所以在马航事件中有所贡献，主要是因为失联客机及其发动机的制造公司都在西方国家，发送电子脉冲信号的主要部件厂商和接受信号的国际海事卫星组织也在西方。因此“对西方媒体而言，获取这些本国机构的信息，实质上还是‘本土作战’。”

    这种解释中包含着这样一种逻辑：新闻媒体的力量依附于自己国家科技、工业乃至政治实力。这当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事物之间的相关性。但我并不完全认同这样的逻辑。因为这样的相关性并不就是确定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国家科技、工业乃至政治实力，它们作为新闻报道的消息来源，并不一定能够成就强大的新闻媒体。上述逻辑等于把新闻报道的消息源当做新闻记者能力的一个部分，等于把消息来源与新闻记者的关系简化为近水楼台的关系。打个比方，就是把间谍刺探情报的机构的实力算作是间谍自己的实力。这本身并不是新闻业自己的生存发展逻辑，实际上反映的还是中国媒体的一种依赖心理。

    新闻媒体的力量，只能在自身的发展中积累，只能在新闻传播的特定规律中获得，只能在更为开阔的活动空间和实战经验中砥砺。从马航失联事件开始，中国新闻界应当从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留下一些可圈可点的经验和印痕。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