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报道中的“新闻元素”

    1943年，陆定一提出有关“新闻”的定义，即“新近发生事实的报道”。而“报纸是新闻纸”的说法，更为广大新闻从业者所普遍认可。历史文化报道为读者喜闻乐见，但这一题材终究属于过去时，那么，历史文化报道是否为广大读者所接受，是否具有市场卖点？该题材报道，可否挖掘出吸引读者眼球的“新闻元素”？

    历史是新闻的“富矿”

    长期以来，历史文化报道在平面媒体中所处的地位较为尴尬，既不可或缺又难入主流，多为副刊中填充版面的文摘模式，极易给人造成“资料中来、资料中去”的严重错觉。甚至有记者认为，采写历史文化报道没有难度，无非抄书而已。其实，历史文化博大精深，需要较厚的知识储备与较高层次的解读能力，这种素养的培育非朝夕之功，而目前身处一线的记者多为青年人，要求他们在短时间内采写出高质量的历史文化报道，实属勉为其难。

    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历朝历代留下的史料浩如烟海，鲜为人知乃至不曾记载的故事数不胜数。历史又与华夏民族的血脉传承、时代兴衰的起承转合，乃至我们每个人世界观、人生观的培育建构息息相关，其深不可测的积淀内涵与无比宏大的信息外延，使得每一次对历史之门的叩响，都会引动国人心中的深沉共鸣。历史文化报道不仅不是新闻报道中的边角余料，反而是一块亟待开采、储量惊人的富矿金山！

    例如，2009年底，河南安丰县安丰乡西高穴村发现曹操大墓。消息甫一传开，立刻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曹操的名号因《三国演义》的妙笔点染，在神州大地可谓家喻户晓；曹操留下的“七十二遗冢”，更是人们津津乐道的千古之谜。河南发现曹操大墓，这本身就是最为抢手、令读者趋之若鹜的卖点。围绕河南曹操墓的真伪识别，各方人士纷纷登场自说自话，从政府的高端发声、专家的权威解读到民间的街谈巷议，短时间内迅速形成一个万众瞩目、多方参与的强大舆论场，迄今仍在扩散着它的传播热度。

    2011年11月底，笔者代表《辽沈晚报》深入建昌东大杖子考古挖掘现场，独家采写了“辽宁建昌东大杖子战国大墓”的挖掘始末，不久，这一战国大墓成功入选“2011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笔者采写的一组稿件如《五牲俱全，莫非王陵？》等代表性篇章被各大门户网站迅速转载，并成为当天的头版头条，随后的跟进报道跨度达数月之久。这组考古报道不仅满足了读者的求知欲与好奇心，还提升了报纸的文化档次，促发了一次关注家乡历史的热潮，获得了圈内外的一致认可。

    从省外的曹操墓报道，到省内的建昌东大杖子战国大墓报道，诸多实例证明，历史文化报道富有强大的生命力，拥有广泛的读者群，它不是划空而逝的流星，而是足可著之书帛经久流传的价值文字。只不过，这种报道的介入门槛高，采编人员如果缺乏必要的知识储备，没有深入浅出的读解能力，或者提升不了自身追寻历史的责任感、珍重传承的使命感及由古鉴今的人文情怀，很难在这一领域扎根立足，欲采写出高质量的历史文化报道，更无异天方夜谭。

    “三勤”与“三结合”

    目前，随着平面媒体的日趋紧缩，保留完整副刊版的国内报纸越来越少，专门从事历史文化报道并有所建树的记者更是凤毛麟角。历史文化报道沦为历史图说文摘，在网上复制粘贴便可搞定历史文化版面的不良风气令人担忧，从事历史文化报道的记者普遍存在不爱走、往哪儿去、如何采的困惑。甚至在不少报纸决策者眼中，历史文化报道也被归入不时兴、没市场、难见成效的边缘报道行列，这恰是制约、束缚历史文化报道长足发展的瓶颈与桎梏。

    在多年的历史文化报道实践中，笔者总结出采写这一报道的基本原则，即“三勤”与“三结合”。三勤指勤走访、勤读书、勤动脑；三结合指与实践结合、与史料结合、与专家结合。

    平心而论，较之其他领域的报道，历史文化报道的工作量只多不少，根本不是坐在办公室喝喝茶水、上上网就可轻松搞定的，更不是依靠若干资料抄抄改改即能圆满完成的。有人质疑，历史是过去时，有些历史事件连史书都语焉不详或一笔带过，当事人早已作古千百年，怎么采？对这种质疑，年近八旬的辽宁著名考古学者冯永谦先生说，历史文化是走出来的，不是想出来的！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述燕长城走向，仅留下“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11个字，为了完善这段虚略之语，冯永谦前后用了十几年时间，将这条千里燕长城从头到尾走了一遍，写出几十万字的长城专著，这是怎样的求实精神？这说明，还有多少历史空白点有待后人开掘？

    2012年8月，笔者采写“大辽五京”，出行近一月，走访了辽阳、北京、大同、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内蒙古宁城等地，最后成文15万字，拍摄了数百张极有价值的现场图片，形成一个长达30期的大型历史文化系列。见报后，以其文字的厚重、采访的扎实、所述人物、事件的鲜活、图片的灵动多姿，博得广泛好评。

    为探寻连史家也无法确定的北魏击败后燕的著名参合陂之战，笔者采访4个月，连续两次赴山西大同，租车深入内蒙古乌兰察布，从内蒙古凉城岱海镇、到呼和浩特、包头，一路探寻，终于搞清了这一曾改变中国北部历史走向的魏燕之战的因果始末与战场遗址的准确地点，工作量之大超乎想象。

    在不断出差走访的同时，笔者还大量搜集、阅读各种相关资料，以史家倡导的“孤证不立”的严谨治学态度，对各种史料记载予以仔细的筛选与甄别。

    此外，笔者还与相关的权威专家保持密切沟通，对一些地方学者的经验所得也给予足够的重视。比如采访“大辽五京”时，就采访了契丹文字权威刘凤翥先生和精研辽史几十年的冯永谦先生，对巴林左旗、巴林右旗的金永田、青格勒等地方学者的实践成果也予以消化吸收。在采访三燕系列时，对辽宁的三燕专家如田立坤、孙国平、周亚利，民间研究三燕的学者如冯立民、邵恩库等予以全面采访，并邀请冯永谦先生与笔者同行，现场指导。这种采访，其成文厚度与见报效果，与单纯扒资料的采写方式，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

    独立思考与锲而不舍

    对相当多的记者而言，所谓的历史文化新闻，似乎只有那里挖出了墓葬、遗址，出土了什么价值连城的宝物等，才算是新闻，这种认知非常不利于历史文化报道的深加工，极易将历史报道做窄甚至做死。历史文化报道不是简单的跑腿新闻，它需要记者有自己的独立思维与举一反三的再创造能力，而只有这样，才能将历史文化报道做宽做活，把似乎陈旧的历史“过去时”转化为焕然一新的时代“现在时”。

    在采写建昌东大杖子战国大墓时，在墓葬棺椁尚未开启前夕，笔者与辽宁省考古所副所长华玉冰老师探讨墓主的神秘身份。笔者依据自身的知识储备与对辽西历史的理解，分别提出了“东胡王说”“燕太子丹说”“燕将秦开说”等一系列假设，得到华玉冰老师的赞赏与认可。这种假说不是子虚乌有的杜撰，而是对历史悬疑由表及里的深入解读，这种解读会吊足读者的胃口，是对东大杖子战国大墓历史背景的有益补充和积极的外延扩展。

    笔者曾三次途经朝阳县境内的一条不起眼的小河：西小河子。听朝阳县文管所副所长张振军说，西小河子是北魏郦道元煌煌大作《水经注》中的“自鲁水”。于是，笔者就查询相关资料，对这条自鲁水的前世今生、历史沿革做全面调查，并由此破解了《水经注》不是一本单纯的地理著作，而是一本用于战争目的的“军事指南”。如此一来，就全面升华了文章的主题，破解了一个千古之谜。

    又如，通过对本溪博物馆展出的一柄越国青铜剑的多方解读，笔者找到了司马迁《史记》中的一处硬伤破绽。这种解读，必须有相当的知识储备，尤其是必须有独立思考习惯与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

    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出生地的问题，始终是国人关注的焦点。笔者通过走访牛河梁实地，通过阅读苏秉琦、郭大顺、冯永谦等权威考古学家的著作，通过对红山玉器内含信息的破译，提出了“黄帝生于辽河边”的轰动论点，立刻引发海内外的如潮热议。

    可见，旧闻之中有新闻，历史文化中富含信息元素，只要不断地学习、积极的思考、始终保持对历史文化动态的敏锐关注，就一定会大有收获，并在激烈的新闻竞争中，独树一帜、脱颖而出。         

    （作者单位：辽沈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