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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3这两个夏天，“椅子”很忙。浙江卫视播出的大型励志专业音乐评论节目（也称音乐真人秀）吸引了无数观众的眼球，创造了很多第一，比如，同类节目收视率全国第一，首次实行制播分离等。成功固然有很多的因素，比如，有强大的明星导师团队，有让草根梦想成真的舞台等等。但最值得称道的是，《中国好声音》把电视传播话语的叙事性发挥到了极致，让喜欢听故事的普通人随着音乐的节拍一起狂欢。
“叙事性”这个概念在叙事学研究中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今日诗学》的主编梅尔·斯藤博格(Sternberg)认为叙事性主要是由读者的“悬念” “好奇” “惊讶”在再现时间与交际时间互动的结果。①在电视传播话语中，电视节目制作人和节目的主持人充分利用观众对“悬念”的期待，运用各种电视媒体技术在节目的编排和制作上制造悬念，激发观众的好奇，让观众惊讶以取得惊艳的传播效果。
时间的悬念——类似电视剧的时间跨度
第一季的《中国好声音》从2012年7月13日开播，到9月30日的巅峰之夜《中国好声音年度盛典暨总决赛》，历时两个半月，共播出14期，前5期是盲选，第6期复活赛，从第7期到第10期是导师考核，第11到13期是终极对决，最后一期是总决赛。每一期都悬念重重，令人期待。第二季的《中国好声音》从2013年7月19日开播，到10月7日的年度盛典和总决赛，时间跨度与第一季相仿。这样的时间安排吊足了观众的胃口，让电视观众有观看电视连续剧的感觉。学员们的音乐梦想是否能够实现，导师的椅子为谁而转，自己所喜爱的学员能否晋级进入总决赛。这些悬念都经过时间的发酵之后慢慢地升级，变为收视率的保障。
在细节的处理上，导演也充分使用了时间悬念来增强节目的叙事性。比如，在多名导师同时为某一个学员转动椅子之后，选择权倒置，由学员来选择自己喜欢的导师。在这一环节，导师们之间的插科打诨、互相调侃等自我促销和“抢人”的情节固然增强了节目的观赏性，最让人期待的是学员的选择结果。这时电视观众的好奇心被学员们的叙述所牵动。观众越期待，学员越卖关子。而“我的选择是——”之后的那几秒钟停顿，把观众的好奇推向高潮。在导师考核等决定谁去谁留的环节，导师与主持人在宣布结果之前都有足够的停顿来渲染悬念。适时地插播广告也在时间上制造了悬念。在终极对决阶段，选手们需接受媒体陪审团的投票。投票之前，选手们有一段简短的自我表白。这既增加了选手表现的机会，也提高了观众的期待程度。101位媒体陪审团成员分10排而坐，一排排依次投票。主持人依次报出学员的得票数，等候和报数的时间都增加了比赛的悬念和紧张感。
空间的悬念——前台与后台的多元互动
在空间悬念的设置上《中国好声音》也动足了脑筋。 “转椅”的设置给人以无限的想象空间。导师坐在转椅上，背对着歌唱者。声音，唯有声音在演播大厅回荡。导师对学员的肯定通过拍、转、响、亮（点亮“I want you.”的灯）等一系列富有象征性的动作来完成。随着椅子的转动，现场观众和亲友团激情地欢呼，把节目推向一个小高潮。这时，参赛学员还在演唱。摄影机的镜头在导师的表情、观众的反应、亲友团的期待和学员的演唱之间来回切换。导师夸张的表情和音乐的感染力之间形成一个富有喜剧效果的收视空间。
空间的悬念在学员初次登台之前就已开始营造。播出VCR，学员在家人陪同下走向舞台，用外景来营造观众的期待气氛，拓展节目的空间。其间，还有主持人对家人的采访，挖掘学员们追求音乐梦想的故事，拉近观众与学员之间的心理距离，激发观众对参赛学员的演唱期待。最后，在学员告别舞台之时，空间切换到后台，学员与家人亲友共同庆贺或发表感言。通过空间的悬念渲染和传播亲人之间相互鼓励和感恩的积极向上的情感，赢得观众的共鸣。
前台与后台多元互动的传播模式为《中国好声音》空间悬念的营造提供了保障。前台与后台是叙事语境的两个空间。戈夫曼认为“前台是一种制度化的社会存在，个体在前台表演的是理想化、社会化的自我，相反后台则是与表演场所相隔离的、观众不能进入的场所，表演者更多地表现出自发性的主我。”②《中国好声音》共设置了26个机位，其中场内16个，场外10个，全方位地拍摄场内外发生的一切。因此，通过电视的镜头，电视观众能够及时看到在前台演唱的学员和倾听的导师，在后台加油的亲友团、主持人和现场观众的表情、气氛，甚至连导师们的小声议论都能听到，极大地满足了电视观众的“好奇”。场内导师们时而陶醉、时而开心、时而纠结的表情和那只欲按又未按下的手都使节目更加紧张刺激；场外亲友团紧张的表情和激动的呼喊声与场内的紧张气氛遥相呼应，使节目情节的戏剧张力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互动的悬念——导师与学员的权力逆转
在盲选过程中，若有多位导师同时转身，则权力逆转，由学员选择导师。在此环节，导师们往往使出各种招数吸引学员加入自己的战队。这个环节最好看，最扣人心弦。每一个导师都有自己的招牌式话语，如第一季的那英：“如果你来我的小二班，我会让你在情感和细节的处理上更细腻”。杨坤是：“我有32场演唱会”。哈林的标志性话语是：“我们一起Rock!”刘欢会说：“我会让你的音乐更丰富。”但是，不管导师们用什么样的话语来“抢人”，他们都是专业的音乐人，也是性情中人。一些即兴发挥的互动插曲往往会调动现场的气氛，激起观众的兴趣，使节目妙趣横生。如，第二季那英和汪峰同时为张恒远转动了椅子，汪峰为了让张恒远选择自己的战队，提出与张一起合唱《像个孩子》。当歌声响起，正如歌中唱到的那样“我真的需要你来理解我，像个孩子一样。”选择的悬念便弥漫开来，张同学会选择汪峰吗？用献歌的方式来赢得学员，让人觉得很温暖，很感动。学员选导师环节最有悬念的恐怕要属第二季那英和汪峰抢夺全职妈妈常颖的那一期。常颖先说了许多她喜欢那英导师的话，说她无数次在梦中梦见导师为她转动椅子，每一次那英老师都是第一个转身的。那英老师是她最喜欢最崇拜的导师等。让人仿佛觉得她选择的导师非那英莫属。弄得那英老师为常颖忽视了汪峰而不好意思，并提醒汪峰赶快表达。汪峰却出奇地冷静，只说了一句“该是我的就是我的。”他坚持多说无益。正当所有的人都认为汪峰没戏的时候，常颖说她与丈夫有个共同的偶像，那就是……突然之间，对汪峰来说，可能是峰回路转。而对那英来说，却是一种得而复失的危险。在这一来一去的互动中酝酿了悬念，增强了节目的戏剧性和观赏性。当常颖最终说出这个偶像就是汪峰老师的时候，斯藤博格所说的叙事性的“惊讶”效果便顺理成章地产生了。
观众的好奇——学员们的音乐梦想故事
作为大型的励志类音乐节目，《中国好声音》最成功之处也许在于它讲述了普通音乐人梦想成真的故事。参赛的学员们大多是草根一族，来自各行各业。他们的故事平凡而动人。他们的形象各异，与超女或超男之类倾向于年轻人的节目不同，走上好声音舞台的有60岁高龄却坚持玩摇滚乐的钟伟强，也有刚走出校门的大学毕业生，有单亲爸爸，有火车司机，有农民，还有经历过脑瘤手术、自称是用生命唱歌的人。他们为爸爸、妈妈、妻子、孩子、情人、同学而唱。他们或坎坷或幸福，但都是怀揣着音乐的梦想走向舞台。因此，歌声中饱含着深情和岁月与生活的情感积淀。
为了突出节目的励志性、传播正能量，学员们的音乐梦想故事通过多种途径不断地传播与强化。出场前的VCR短片简单地介绍了学员的家庭、学习和工作的背景以及音乐之路。导师为学员转身之后，在师生互动的环节，导师通过点评和提问引出学员的音乐梦想故事和人生的经历。自己的叙述和导师对所唱歌曲的阐释，让这些学员的人物形象变得立体、丰满和感人，让他们走进观众的心，激发观众对他们下次演唱的期待。在导师与学员的对话中，不仅有导师对学员音乐造诣和歌唱技能的评价，更有对音乐的理解、对人生态度方面的引导。大大拓展了一个纯娱乐节目的外延，传播了正能量。激励普通人不断地向前奋斗，相信梦想，也相信奇迹。通过相关的节目不断地强化和深化好声音学员们的音乐梦。比如《四强成长之路》《直通好声音》等围绕着《中国好声音》的一些节目，通过采访、回顾等手段不断地把学员们的音乐梦想故事传递给电视观众，加深观众对学员的印象。作为节目的衍生产品，《中国好声音》栏目组编写出版了《梦响:2012中国好声音写真集》，帮助我们重温了舞台上耀眼璀璨的56位学员背后的感人故事。栏目组一方面借助网络宣传好声音学员的成长故事，扩大影响；另一方面，面对网络中出现的对一些学员的议论、质疑和批评都尽可能地做出正面的回应，从而营造一个释放正能量的舆论环境。
惊奇的效果——音乐的叙事性
《中国好声音》与同类音乐选秀节目最大的不同就是评判学员的唯一标准就是声音。只要你的歌曲足够打动人，你就能赢得导师的转身。音乐是第一位的。
动人的音乐是有生命的。它是发自于人类灵魂深处的声音，表达了人的喜怒哀乐。这就是音乐的叙事性。它的美妙不仅限于声音本身，而是声音所传递的情感以及情感背后的故事。不管是小情歌，还是摇滚歌曲，它都在叙说。因此，当单冲峰唱出汪峰的《存在》时，阿妹老师说在他的歌声中听到了“生命”。确实，《存在》唱出了单冲峰与众不同的生命轨迹，让人动容。当钟伟强以60岁的高龄唱响阿黛尔的《Rolling in the Deep》，那英说她听到了一种精神，非常让人感动。哈林评论说，只要心年轻，Rock & Roll never die（摇滚常在），汪峰评说钟伟强如同一首歌名《For Ever Young》（青春永驻），永远年轻。歌曲的感染力还不仅如此，它能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走进人的心里，使人感同身受。这就是音乐的魅力。
有人说电视媒体是当今“最多产的叙事媒体”③。《中国好声音》通过制造时空和互动的悬念、讲述学员们的音乐梦想故事以及展示音乐本身的叙事性等手段激发和满足了电视观众的好奇，为浙江卫视打造了一档高质量的音乐节目。它的成功既满足了大众对故事的嗜好，同时，也顺应了电视节目故事化叙事的一种趋势。
（作者单位：浙江工商大学外国语学院）
注释：
①尚必武：《对叙事本质的探索与追问——评〈叙事性的理论化〉》，《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
②张宏亮：《传播情境下的戏剧冲突与多元互动——〈中国好声音〉风靡背后的传播学解析》，《东南传播》2013年第1期。
③屈斯薇：《用“好声音”讲述一个“好故事”——探析故事化手法在〈中国好声音〉中的应用》，《当代电视》2013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