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问政”与政府工作平台的对接

    近年来，“电视问政”在全国许多城市悄然兴起。作为一种新的电视节目样式，它把媒体监督、群众监督与行政监督有机结合，搭建了市民与政府官员对话交流的公共平台，较好地诠释了电视与政治的关系，实现了政府、媒体、公众三方共赢。本文试图结合湖北武汉、浙江丽水等地的生动实践，对这个新的传播现象进行比较分析。         

    电视问政与网络问政

    “电视问政”是指各级党委、政府及其职能部门通过电视媒介就公共事务与社会公众面对面沟通，协商解决问题的传播活动。目前已有湖北、浙江、兰州、河南、宁夏、江苏、陕西等省市20多家城市电视台相继推出电视问政类节目，大有方兴未艾之势。

    “电视问政”，作为一个具体的活动和节目名称，应该是湖北武汉2011年正式提出的。作为一档大型电视直播访谈节目，其节目框架和流程为：被问政对象对年初承诺的工作作简短陈述；大屏播放电视短片，揭露问题；主持人或现场观众发问，职能部门“一把手”回答；现场观众举牌表达态度或穿插特约评论员点评；现场观众对职能部门“打分”并记入年度考核成绩。

    此类节目创意可以追溯到2005年兰州市的《一把手上电视》栏目，时任兰州市委书记陈宝生5月份提出构想，6月17日正式开播，陈宝生第一个带头出镜。当然，还有专家提出，2002年郑州电视台的《周末面对面》也已具备“电视问政”的特征。最具影响力的武汉“电视问政”实际从2006年开始探索。2005年5月12日，武汉市纪委、市纠风办与武汉电台联合开办访谈类节目《行风连线》，节目以广播直播的方式，邀请职能部门负责人到电台直播间，接听市民百姓打进的热线电话，解答相关投诉和咨询。旨在通过媒体力量开展舆论监督、群众监督，端正政风行风，为职能部门搭建一个与百姓沟通的平台。武汉电视媒体对这个栏目进行了热情关注，尤其是广播《行风连线》每逢周年推出大型特别节目的时候，电视媒体积极介入开展现场直播，之后逐渐演变成为独特的电视节目。

    其实，通过电视直播让公众参与到地区政治生活的模式国外早有先例。比如，美国就有专门负责直播各种政务、政治会议电视节目，NBC的《与新闻界对话》、CBS的《面向全国》等节目为美国的舆论和民众提供一个监督政府的机会，同时政府也可为政策行动争取支持。目前我国的电视问政空间维度上尚为“星星之火”，从时间维度来看，播出时间不固定，问政频率不高。近两年多个城市纷纷开展电视问政，通常也只是为配合某一特定时期的政治活动而临时办起来，尚谈不上常态化、制度化。

    “电视问政”活动及其节目出现多年，却在2011年才由武汉市委领导确定名称并被普遍认可，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网络问政”。随着网络的日益普及，互联网在中国民众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成为中国公民行使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的重要渠道。2008年6月20日，胡锦涛总书记通过人民网与网友在线交流，指出互联网是“做事情、做决策，了解民情、汇聚民智的一个重要渠道，非常关注网友们提出的一些建议、意见”。2008年因此被认为是 “网络问政元年”。自此，网络问政蔚然成风。 

    由此可见，“电视问政”与“网络问政”相同，都不是一个具体的节目或栏目的名称，而是指某种媒介开展问政活动现象的概括和简称。实际上电视人给节目栏目取名时，一般都是从内容上或时间上“定性定量”界定，而不会加上“电视”两字。电视问政类节目有郑州台的《周末面对面》、苏州台的《对话苏州》、丽水台的《问政进行时》等。唯有武汉直接定名《电视问政》（还有兰州市的《一把手上电视》），前文已述这都是源自媒介外的社会的视角，是人们眼中区别报纸、网络等其他媒介的一个概念。

    与网络的“草根性”不同，电视媒体在我国从来就是“极端重要”的意识形态领域，承担着“传达政令、宣传政策、服务社会、引导舆论”的职能。党委、政府特别是“一把手”当下主导“电视问政”，体现的是“新闻执政”的理念，是体制内生的力量，这种“刮骨疗伤”和自我完善，目的是转变作风，推进工作。同时契合了社会民主化的浪潮。与新媒体相比，电视媒体的权威性和表现力在问政节目中体现出了不可替代的独特优势。具有强烈现场感的电视直播问政，看起来直观、真实、刺激，所以，近年来各地问政类电视节目推出,几乎都在当地引起强烈反响,成为收视热点和关注焦点。

    “电视问政”借助电视媒介搭建起了民众与政府沟通的桥梁，是政府实践群众路线的一种新尝试。在公众参与性上，“电视问政”与“网络问政”异曲同工。“电视问政”甚至融合了新媒体，一般都开设网络平台，在节目前、中、后，供网民参与讨论，一方面补充了民众的声音，一方面借助网络，吸引更广泛的关注，无形中提升了电视媒体的影响力。

    电视节目与政府平台

    经典的武汉“电视问政”，呈现给公众的无疑是电视台的一场大型直播访谈节目，2002年还获得中国新闻奖“名专栏”。但它显然不是一档常规的电视栏目，因为没有固定的播出时间和节目时长，观众没有“约会意识”。确实，从本质上讲，它是党委、政府工作的一个平台。武汉《电视问政》总策划人——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明确指示办成：“听取民意、促进工作、转变作风、树立形象”的平台。

    武汉电视问政主办单位——武汉市纪委、监察局总结报告阐述：“电视问政是武汉市政风行风热线的一种创新形式，是一种非常态的战役性的大型活动。”其体会是：“实践证明，电视问政不只是一场单纯的电视节目，更不是作秀，问的是官员的责任心，它已成为优化发展环境，转变作风、推进工作的重要平台”。

    根据年初提出的“十个突出问题”整改内容， 武汉“电视问政”前几年一年一次，每次3-5场。从2012年开始，改为上半年、下半年各一次，每次3-5场，俗称“期中考”“期末考”。作为主办单位，武汉市纪委、市监察局、市纠风办将“电视问政”作为治庸问责的重要内容，精心策划、精心组织。按照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形成推进问责工作的有效机制。另一个引起全国关注的电视问政“样板”浙江温州，其最大的亮点就是考核成绩的运用。“电视问政”成绩占部门“一把手”年度考核成绩的40%，并直接关系其经济利益甚至是政治前途。   

    但是，不管政府官员怎么表述“电视问政”，它最终是在电视台播出的载有声音、图像信号的节目，即使在业界称不上常态节目，至少也是“电视特别节目”范畴。“电视问政”既然是一个电视节目，就必须按新闻规律和电视规律办事。作为“电视问政”活动的承办者，各地电视台充分发挥专业智慧，激情创意，创新传播，在实践中探索形成了鲜明的节目特色。

    尽管电视现场直播会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和风险，但现场直播的快捷性、真实性、不可复制性是录播无法实现的，因此，“电视问政”依然“冒着风险”选择了直播。“电视问政”采取直播形式，是传播手段的创新之举，一切都是“原生态”，这也是直播的魅力所在。

    “电视问政”属新闻访谈类直播节目，涉及的内容都是非常真实、具体的，是舆论监督类的话题。但直播中没有过分强调时政色彩，追求“四平八稳”，总体形式上，它是面对面地互动、有交锋、有火药味，能够吸引人。而且巧妙融入了一些电视综艺元素，增加了传播效果和感染力。如环环相扣的流程设计、具有冲击力的视频短片，戏剧化的矛盾冲突，观众举的“笑脸”、“苦脸”牌，键盘手现场即兴弹奏的音乐、片尾曲，各种精心制作的小道具等，在庄重中带着幽默，在笑声中令人回味，在具象表达中发人深省。

    “电视问政”活动的后起之秀浙江丽水，市委书记王永康希望“一箭双雕”，既是实践群众路线的改革创新之举，又要办成在全省乃至全国有影响力的电视品牌节目。所以，该市在考察借鉴武汉、温州等地经验的基础上，大胆改革创新，从今年7月份开始创办每月一场的《问政进行时》与每年一次（3至5场）的《问政面对面》两个节目。月度《问政进行时》以省、市重点工作、民生工作为题，解决突出问题，改善民生难题，年度《问政面对面》围绕“全市十件大事”“全市十件实事”展开，以公开评判部门履职情况为重点，使日常问政“精准点穴”与年度问政“重拳出击”双管齐下，形成全国首个常态化、制度化的“电视问政”节目。

    议程设置与公众参政

    “电视问政”以政府部门转变作风、履行承诺为背景展开，以新闻短片反映问题为基本元素。新闻短片所反映的问题，都是“应该解决、可以解决、还没有解决的”，力图以小见大，以点带面，通过市民与官员的直接对话，让市民百姓真正感到“电视问政”的成效，更看到政府部门关注民生践行承诺的诚意，实现“电视问政”从传媒议程到公众议程再到政策议程的良性互动。

    议程设置是大众传播的重要社会功能和效果之一。美国传播学者麦克姆斯和肖上世纪70年代提出了议程设置理论，该理论认为大众传播往往不能决定人们对某一事件或意见的具体看法，但可以通过提供信息和安排相关的议题来有效地左右人们关注哪些事实和意见及他们谈论的先后顺序。大众传播可能无法影响人们怎么想，却可以影响人们去想什么。

    目前，浙江丽水电视问政的选题都是市委主要领导审时度势确定的，再由媒体围绕主题实施。节目选题虽然由高层确定，由于“电视问政”本身就是“顶层设计”，逻辑上并不相悖，事实也都是社会的热点难点。比如今年7月份第一期主题创建国家卫生城市，8月第二期主题城市交通治堵，9月份第三期主题确定行政审批制度改革，10月份第四期主题“母亲河”治理，年底围绕全市10件大事进行。可见都是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关乎民生，主题重大，新闻性强，这是政策议程。

    由于“电视问政”的特性决定，每一场“电视问政”节目的策划运作都是以问题为导向，不回避矛盾，不掩盖真相，强调“动真格”，体现传媒的议程设置。正是从这一个层面上理解，许多人在“电视问政”与舆论监督之间画上了等号。事实上，每场“电视问政”直播结束当晚或次日，接受问政的部门对所揭示的问题马上部署整改。“电视问政”中曝光的问题基本上实现“件件有回应，桩桩有落实”。

    “电视问政”毕竟不是简单的舆论监督，而是地方治理的平台，重要的是让公众与职能部门“一把手”和专家直接对话，解决问题。因此，问政的主体应当是市民，是市民通过电视来问政。武汉、丽水都旗帜鲜明地提出“百姓参与、百姓评说、百姓监督”的口号，并将这一理念贯穿节目全过程。问政过程中，市民们提问不留情面，没有虚话套话，不满和批评直截了当，这让台上的官员们不光是“额头冒汗”，甚至有点“下不了台”。

    “电视问政”也给节目的组织者提出了一定的要求，那就是怎样能够真实、全面、客观地把握民意，切实把民意当做考核政府及其官员的标尺。节目尽量采用直播形式，利用多媒体，例如热线电话、微博、官方网站留言等形式，提高人们的参与度。现场的调动也应该更注重电视观众的参与，如采用更多的电话、短信参与。而现场观众的选择，应该精心组织，注意选取一些有“意见领袖”特征的观众，这样才能让现场为数不多的观众更具有代表性，把公民分散的、单个的政治参与聚合起来，以满足各种社会利益群体参政议政的要求。武汉在《电视问政》直播的一个多小时内，《百姓连线》的新闻热线每场都有400多个参与电话、300多条微博转发或留言。

    “电视问政”依托传统电视媒介，形成了特定互动关系的动态过程，为公民表达政见提供一个全新的空间。

    （作者系丽水广播电视总台副台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