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是明日的历史”辨析

    真实地报道了当时社会现实的新闻作品，尤其是那些报道重大社会事件和反映民众心声的新闻作品，经过时间的沉淀之后，就可能成为记载或了解这段历史的第一手资料。许多记者以时代的忠实记录者、历史的见证人勉励自己。2002年，在纪念大公报创刊100周年会上，季羡林这样评价它：“大公报的一百年可以涵盖中国的20世纪，从第一期到现在就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中国现代史。”新闻界有一种说法：今日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①这一说法有一定的哲理性。但细细品味，还有辨析之必要。

    新闻是构成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从新闻业产生后，新闻就成为史料的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治史传统。也许是由于这种传统的影响，关于新闻与历史的关系，人们早就注意到了。

    史量才认为“日报负直系通史之任务。”章太炎则称史氏为“史家办报”。史量才认为报纸是将历史事件如实地记录下来，传诸后人，因此他把报纸称为“史家之别裁，编年之一体”，又言“此戋戋报纸，或将为修史者所取材乎？”不仅如此，他还强调报纸要评论和剖析历史，要求报纸记录高于历史记录。史量才说，“日报者，属于史部，而更为超于史部之刊物也。历史记载往事，日报则与时推迁，非徒事记载而已也，又必评论之，剖析之，俾读者惩前以毖后，择益而相从。”②

    谭嗣同先生对报纸与历史的论述也有独到之处。他说，“报纸即民史也。彼夫二十四家之撰述，宁不烂焉，极其指归，要不过一姓之谱牒焉耳。于民之生业，靡得而详也；于民之教法，靡得而纪也；于民通商惠工务材训农之章程，靡得而毕录也，而徒专笔削一己之私，滥褒诛于兴亡之后，直笔既压累而无以伸，旧闻遂放失而莫之恤溢之曰官书，官书良可悼也。不有报纸以彰民史，其将长此汶汶暗暗以穷天，而终古为喑哑之民乎！”③谭嗣同认为报纸应不同于以往历朝历代的官书，应刊登民生民事，成为“民史”。它反映了谭嗣同的平民办报思想。

    国外学者也谈过对新闻与历史的看法。马丁·沃克说：“一家报纸的历史是出版这家报纸的国家的历史”，“一家报纸就是一个国家的文化的一部日记”。④

    在上述前人有关论述中，史量才所言“此戋戋报纸，或将为修史者所取材乎？”更准确地点出了新闻与历史的关系——它为历史提供史料。社会越发达，新闻活动越活跃，新闻的史料价值就越重要。

    比如世界史上著名的海难——泰坦尼克号失事。记载这个历史事件的纽约时报的报道是必读的史料。在报道这次海难过程中，纽约时报充分显示了客观、准确、迅速报道独家新闻的能力。1912年4月15日凌晨1时20分，该报收到了美联社的简短电文：“从英国驶往美国作处女航行的豪华客轮泰坦尼克号，在纽芬兰湾与冰山相撞发出SOS信号。”接下来报社同纽芬兰的无线电台联系再无音讯后，报社断定“不沉之船”已经沉没。第二天，该报做了文字表现十分客观的报道：

    新试航邮船泰坦尼克号与冰山相撞，深夜自船头开始下沉。妇女已乘救生艇避难。零时27分无线电联系中断。

    此后，纽约时报冲破重重封锁，及时采访了部分幸存者，后续系列报道全面细致。甚至一期24页报纸中有15页是对泰坦尼克号的报道。由于这次报道翔实、准确，它理所当然成为史家记载这一历史事件的重要依据。

    新闻史上那些著名的新闻报道，诸如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等，都成为人们了解那个时代历史的重要史料。《中国的西北角》“第一次真实、公正、客观地报道了红军长征的行踪和影响，比较正确地反映了红军发展和成长的过程”；《塞上行》“出色地向全国公开报道了西安事变的真相，传播了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方针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政策，反映了陕北根据地红军和人民的生活，描绘了共产党领导人物的风貌。”《红星照耀中国》的问世，被评价为“标志着西方了解中国的新纪元”，“这本通讯报告，内容丰富，文笔优美，并附有大量照片，不仅被人们赞誉为报告文学的典范，而且被看做是灿烂的历史篇章。”⑤

    上述那些著名的新闻报道为人们了解当时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资料，但它们本身还不能构成完整的历史文本，史家还要通过对包括这些新闻报道在内的所有史料进行整理、分析、考证等后，才能形成较为完善的历史文本。后人在了解某段历史时，会感谢那些为这段历史留下真实记录的新闻记者。没有这些新闻记者的出色工作，历史可能会出现某些空白。

    新闻尚不能构成完整的历史

    明日的历史，除了由今日的新闻构成之外，还有许多今日的新闻所不能包容的内容。如果明日的历史全部由今日的新闻构成，那明日的历史也就太简单了，明日的历史学家也就太容易当了。构成今日之新闻的是由今日的新闻价值观所择取的社会新近发生的事实。历史表明，每一历史时期成为时尚的价值观都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化，真正能在历史上留下深重痕迹或具有相对稳定性的仅是其中的一部分或一小部分。

    以当今的新闻看，新闻报道中大量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员的活动占据了广播、电视和各大报纸的重要位置和相当篇幅，再加上政治时尚所要求的诸如“满负荷工作法”经验之类的大量报道，成了新闻的主体。明天的历史在筛选材料时，肯定会不留情面地将其中的大部分舍弃。

    再比如，“文革”中的许多新闻报道，其史料价值就极低。研究“文革”史时，当时的许多新闻报道除了留下一些重大事件的粗浅线条外，除了让人们感受当时的社会氛围外，真正有史料价值的新闻报道并不多。当时的新闻媒体都以“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的口径出版和广播。许多真正具有新闻价值的事实，被新闻媒体“拒之门外”，无法记录事实。比如，那个年代像吴晗等一些重要历史人物的生活轨迹，当时新闻报道绝少涉及。我们能指望从这些“新闻”中得到当时丰富的历史资料吗？因此李辉在引述了一个当年的红卫兵关于揪斗吴晗的回忆《吴晗同志，我向您道歉！》后写道，“在疯狂和冷酷的历史场景面前，似乎所有能想到的描述和议论，在对‘文革’浩劫的揭示上，几乎都无法与当事人的真实回忆相比。”⑥有关“文革”的新闻报道，远远不能再现当时历史的实际场景，人们只好以当事人的回忆等来弥补了。

    相反，也许今日的新闻并没有触及的有些事情，反倒成为历史学家关心的话题。比如，当新闻电影纪录片被史学工作者用来做历史研究时，有研究者认为，    最具意趣的常常是电影记录“不知不觉的证据”这一方面，那些摄影师无意识拍摄、“溜入”摄影机的现实生活的偶然画面。这种“意外的佐证”对史学工作者也许才是最有价值的。

    没有记录到被历史学家认为应该记录的事实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即使那些已经记录的部分也不能保证其真实可靠。

    许多人往往认为摄影机的作用只是被动的，即所拍摄的事件不受摄影机的影响。然而情况往往相反；如果摄影机不是隐藏起来的话，多少总会对它前面所发生的一切产生影响（特别是近距离拍摄时）。由于意识到自已成为拍摄的对象，人们总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或控制自己的行为。所以，事件的“内部根本”与“外部表现”互为依存。可见，摄影机不仅记录历史，而且影响历史。⑦

    我们看到的电视新闻里记者现场采访的画面，被采访者的回答，说的都是真心话吗？尤其是那些涉及政治敏感问题的问话，被采访者不可能像他（她）私下里与自己的亲朋好友们无拘无束、没有心理戒备的谈话一样。何况，就是这些不能真实反映被采访者内心的镜头还要经过编辑的筛选和剪辑。如果以上情况属于有意或无意的个人行为的话，那么我们经常看到的摆拍等行为就是一种纯粹的主观表达。下面的典型事件又能说明这个问题。

    1973年初，伊文思和夫人罗丽丹来到中国开始了《愚公移山》的拍摄。他们到新疆后，地方负责人总是把摄制组置于既成事实中，告诉他们哪儿能拍，哪儿不能拍，哪些场面绝对要拍。在咯什，一切都被安排得井井有条，以至曾在好莱坞工作过的伊文思都不相信华纳或环球公司能为他提供如此出色的排演场面：早晨7点，十字路口与整条街上拥入了成千上万的男女，他们服装鲜艳，笑容可掬，小学生们穿戴一新。第二天也是如此，第三天仍旧如此……在一个商店里的排演场面更是达到顶峰，安居乐业的居民们围着琳琅满目的柜台来回走动，自由自在地挑选商品。⑧

    这又如何能称之为真实的历史记录呢？

    另外，在战争期间，战争双方都利用新闻为自己服务；这时的新闻水分很大。最近的伊拉克战争期间的新闻报道这一点很明显。如果仅仅根据当时的新闻报道来描述这段历史，显然是不真实、准确的。

    由此看来，新闻不仅记录历史、影响历史，有时也扭曲历史。这种影响和扭曲有时并非出于新闻工作者的主观愿望。为了使某些当事人在摄像机面前“一如既往”，保持真相，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等栏目，采取了“暗访”（新闻学中把这种采访方式叫做“隐性采访”）的方式，把摄像机隐藏起来，不暴露自己的记者身份等，才使有些不敢在大众媒体面前公开存在的“隐蔽事实”得以“曝光”。这从反面证明，许多情况下，人们面对记者，面对摄像机镜头时，所作所为并非真实的自己。新闻记者如果不深入采访，明察秋毫，你的所见所闻，很可能不是真实的存在。新闻受众，面对纷至沓来的新闻，也应有“存疑”意识，善于辨别真伪。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真正意义上的新闻出现之前，史学就已经出现了，而且相当成熟。那么，在新闻事业出现之前的历史当然就不是由“今日的新闻”构成的了。作为文明古国的中国，史学相当发达，在很早的时候就有专门治史的机构。而新闻机构在中国产生那是很久以后的事了。当然，有一点可以相信，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新闻事业的日益发达，“今日的新闻”会在明天的历史中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今天的新闻事业已经为历史留下了难以计数的资料，这些资料不仅有文字记载，还有声音、照片和视频，为后人研究历史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然而从理论上讲，我们不能要求新闻报道包容史书所要求的所有内容，因为新闻有自己的内在要求，史书也有自己的规范。新闻有自己特殊的取材范围，历史也有自己的取舍视角。新闻要求快，历史需要沉淀。我们不能要求新闻把历史的全部内容记录下来，历史也拒绝把自己变成新闻史。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责任编辑：武艳珍

    ① 这种说法不时见诸报刊或新闻学论著，比如，光明日报2001年3月1日载文《〈大公报〉保存经过》，文中有一句话，“历史是昨天的新闻，新闻是明天的历史”。再比如，楼榕娇编著《新闻文学概论》，台湾学生书局中华民国六十八年版，第4页引文，“今日的新闻乃是明日的历史，今日的历史乃是昨日的新闻。”

    ②史量才：申报六十周年纪念创刊《申报年鉴》，1933年1月出版。

    ③谭嗣同：《湘报后叙》，见张之华主编：《中国新闻史文选》，第97页。

    ④马丁·沃克：《报纸的力量》，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33页。

    ⑤方汉奇、张之华主编：《中国新闻事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85～289页。

    ⑥参见李辉：《秋白茫茫》，天津教育出版社1996年11月版。

    ⑦以上两段引文均见[丹麦]卡斯滕·弗莱德琉斯（Kersten  Fledelius)：《视听媒体与历史研究——发展一种新的探索领域》，《东南学术》2000年第3期。

    ⑧参阅《“愚公”的奇遇》，见单万里主编：《记录电影文献》，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