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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年四月杭州会议上,我们相约每年召开新闻专业期刊总编辑会议，就共同关注的问题交换意见，形成共识。同时，交流各自的办刊业务，包括运营管理的经验。
关于本届会议的主题
本届年会的主题——新闻传播专业或学术期刊的评估，实际上在去年杭州召开的第一届年会上就提出来了。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范以锦梳理目前国内此类期刊的现状，将之划分为 “学界型”、“业界型”和“二者结合型”三种。《新闻记者》主编刘鹏直接提出了新闻专业期刊考评机制的问题，“什么是国家级刊物？”“怎样才算得上‘核心期刊’？”与此相关的问题是：“什么样的论文才是有分量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
这是大家都非常关心并且颇感困惑的问题。
应当指出的是，无论上述哪一类期刊，办刊主旨都是为中国新闻与传播的事业发展和学术研究服务，这是基本前提。而现有的种种评估标准和评价体系之所以没有得到普遍的特别是业界的认可，原因是比较偏重量化的指标而忽视质的评价，特别是社会影响力评价。
我们委托英国华闻周刊团队对英美的情况做了些相关调研，采访了有关专家和评委，了解到美国SSCI（美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原本只是用来对各类社会科学论文的数量进行统计分析的大型检索工具，而不是评价标准。国际上普遍认为，在人文科学领域，文献计量方法得出的数据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研究质量，但并不能代替质量评价。根据学科专业的特征，新闻传播专业水平的评价当采用综合考量的方式，以质量为导向，结合量化评估，注重同行评议。
在此基础上于5月中旬形成了《武汉共识》的讨论稿，发给本次会议的15家单位代表征求意见。大家都很认真，发来书面意见或打来电话，充分肯定讨论稿的基本观点，也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我们把各方面意见汇集、综合起来，在会议上再进行讨论，进一步集思广益，最后形成了发表在本期杂志上的《武汉共识》。
什么是有价值的研究？
据初步统计，国内新闻与传播方面公开出版的专业或学术期刊有60多种，这个数字还不包括逾百种的内部发行的刊物。发表在其中的文章可谓浩如烟海，无以计数。那么，如何判断这些文章的品质与价值呢？
“引用率”和“转载率”无疑是一种辨识尺度。无论是独家观点、新的材料，还是别具一格的方法和表述，都会给研究者和学习者以启迪以借鉴，所谓“醍醐灌顶”、“豁然开朗”，形容的就是这种开启智慧的感觉或反响。但是，盲目地追求“引用率”和“转载率”，反倒会扼杀独立思考，让人变懒，“天下文章一大抄”，乃至把人变成论文的生产机器，形成“互引同盟”和“互转同盟”，败坏学术风气。
“引用率”和“转载率”不是判定一篇文章是否有学术价值或社会意义的唯一标准。在人文科学领域，学术期刊的质量在国际上通行考量指标有三个：原创性、精准性和重要性。这里的“重要性”，主要指学术的社会影响力，说白了就是学术之外的影响力，包括对经济、社会、政策、文化和社会生活。评估影响力通常采用“案例分析”的方法，即通过不同学术研究对社会影响力的案例分析，来判断其影响力的大小。
新闻不要纯学术
21世纪以来，新媒体影响日增，特别是移动技术的迅猛发展，新闻的发布方式和阅读方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以手机和平板电脑为代表的新技术转移着读者，分割着广告市场。与之相对应的，是网络媒体和移动终端用户人数的快速增长以及广告商转而挺进新媒体。因此，传统媒体加速转型也好，报网融合立足整合也好，统统不是书斋里杜撰出来的“神话”，而是我们“遭遇”的现实挑战。
新闻的运作模式改变了，由广告支撑的新闻商业模式改变了。新传播条件下传统媒体的转型或曰现代传播集团的多元化发展，这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首先是一个实践问题。不管情愿不情愿，我们都身处或曰置身于这样一个时代，面对“前所未有的压力”和“生存危机”,这是一切学术研究的现实起点。
另一方面，各类媒体改革发展的实践如火如荼，创造了许多新鲜的模式和经验，包括走过的弯路和积累的教训。歌德在诗中吟道：“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对于实践性强且时代特征鲜明的新闻传播学而言，前沿在哪里，研究就在哪里；问题在哪里，课题就在哪里。那种“文章里来文章里去”，“七拼八凑成文章”的做法是没有意义的，是不可取的。
原本就有两种学问
古希腊哲学家把学问分成两种：物理学和形而上学（即“物理学之后”①）。亚里士多德把人类的知识分为三部分，用大树作比喻：第一部分也是基础的部分是形而上学，它是一切知识的根基，好比树根；第二部分是物理学，好比树干；第三部分是其它自然科学，好比树枝。中文译名“形而上学”取自《易经》中“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一语。当然，这里的“形而上学”与“用孤立、静止和片面的观点看问题” 的违反辩证法的方法论完全不是一回事。②
有一种学问需要抽象思维——冥想或纯形式推演，比如哲学或理论数学，而新闻传播学显然不属此类。“新闻是跑出来的”，做新闻成名的往往不是院校里培养的科班生。因指挥报道水门事件而声名大振的华盛顿邮报时任总编辑本杰明·布莱德利虽然就读于哈佛大学，但从未受过正规的专业新闻训练，影响了几代美国总统的新闻评论家沃尔特·李普曼大学时代主修艺术史和哲学；邹韬奋在南洋公学学的是理工科，范长江在北京大学旁听时选择的也是哲学系的课程……
新闻的学问不是在书斋里和讲坛上成就起来的，坐而论道、闭门造车与新闻的原则是南辕北辙的。我们不以为那种玩弄概念、故弄玄虚的“学问”是好学问，也不觉得相互抄袭、不知所云的“文章”是好文章。新闻需要思考，做任何事情都如此，但思考不能代替采访和写作；新闻研究需要思想，但这种思想的路径绝对不是纯粹的概念的铺陈和逻辑的推演。
实际上，正如新闻传播学划分为两类一样，新闻传播教育一般也分成两大块：基础理论和实际操作。在英国，导师也有两种：研究型的和实践型的。后者比如资深记者、编辑、主播、制片人等等，对他们的学历和研究成果没有硬性要求，也不需要提交论文和研究报告。他们作为业务高手受聘担任讲师，授课采用模块式的实际操作，从发现新闻线索到采写再到后期完成，诸如此类，上课是一场场实际模拟。由于学科特点，本科之上的课程更加偏重于实战，比如纽卡斯尔大学的“国际多媒体新闻”专业共设置了7个模块，其中4～5个是偏重实践的，包括“多媒体记者的实践操作”、“采访技巧”、“网络媒体记者实践操作”……这还是必修课。在选修课备选的8～10个模块中，全部都是实战性的课程。
这里，并不是赞成“新闻无学”，也不是否认专业教学。相反地，我们认为职业新闻记者不可取代。据美哥伦比亚大学陶氏数学研究中心不久前公布的一项研究报告《后工业时代的新闻业》，技术和业余人士不能成就精彩的新闻报道、精彩的新闻，特别是拐卖儿童案和安然公司假账这样的调查性报道。关于新闻真相的告知与解释，还是需要全职的新闻工作者。
从“进入点”到“视野”
在去年的年会上，我介绍了《新闻战线》实践“进入点”编辑理念的体会。施展“魔法”——设计和搭配、原创图片、提要与标题等等，制造阅读的“亮点”，花心思留住读者，这是将危机意识转换为创新意识、读者意识和服务意识的做法。
如果说“进入点”的办法只是尊重读者、尊重阅读的话，那么这一年来《新闻战线》与读者互动开展的“走出去”和“请进来”的活动，就不仅仅是吸引阅读这样的表面文章了。
去年9月底至10月初，《新闻战线》组织来自解放军报社、新华报业传媒集团、海南日报报业集团、贵州日报报业集团、湖南广电集团、深圳广电集团、广西电视台、吉林电视台、云南出版集团等36名媒体代表赴英，参加与华闻周刊共同在剑桥大学举办的“中英媒体高峰论坛”。在英期间，通过论坛和走访，代表们与英国泰晤士报、金融时报、英国广播公司（BBC）等媒体的资深人士，以及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的知名学者广泛接触，就新的媒体格局下传统媒体的转型与发展等话题进行交流。这是《新闻战线》第一次主办国际性论坛，带着各地的同行们“走出去”，包括6名《新闻战线》的编辑。
今年4月14日-16日，《新闻战线》与英国华闻周刊联合主办、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承办的《迎接媒体视觉时代 对话大报视觉总监——欧美报业转型及新媒体视觉实战指南培训》举行，来自河南日报、辽宁日报、大众日报、杭州日报、南京日报、华商报、齐鲁晚报、辽沈晚报等省报、地市报、晚报都市报以及综合门户网站的51家媒体单位的百余位代表参加了培训，与英国媒体总监们近距离对话与交流。这次培训可以说是“请进来”的成功尝试。
两次活动的共同特点若用一个关键词概括，那就是“视野”。应当说，中英两国彼此的政治体制和文化背景虽然不同，但同为媒体人，有着共同的时代背景，面临共同的时代课题，故也应有诸多共同话题。只有了解世界范围内传统媒体转型的探索和创新、经验和教训，才能使中国传统媒体人创新的眼界更加开阔，探索的步伐更加坚定，前行的目标更加清晰。正如广州日报社社长汤应武所说：“培训提供了一种国际视野，让我们在全媒体时代的大背景下对媒体发展的动态和前瞻性问题进行研究，这对于传统媒体适应时代的发展是非常有意义的。”
当然，交流是双方的，在中国媒体人汲取英国同行的经验和教训的同时，英国专家也从中国媒体的转型运作中获得了启发和触动。
同时，我们探索“论坛?会议搭建平台，带动经营”的模式，在“走出去”和“请进来”的过程中锻炼队伍，寻求机会，探索专业期刊运营管理的模式，也是《新闻战线》打通内容平台、人脉资源、赢利渠道的有益探索。
（作者系《新闻战线》总编辑）
责任编辑：万仕同
注释：
①欧洲语言中的“形而上学”来自希腊语。如英语的metaphysics原是古希腊罗德岛的哲学教师安德罗尼柯给亚里士多德的一部著作所起的名称，意思是“物理学之后”，meta即after。
②形而上学是哲学术语。通俗地讲，形而上学有两种意思。一是指用孤立、静止、片面、表面的观点去看待事物，二是指研究超出感觉经验范围的事物的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