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也是社会活动家

    隆冬时节，寒风凛冽。北京的大街小巷霓虹闪亮，商场食肆张灯结彩，释放着浓浓的节庆气氛。在CBD的一家日式餐厅，日本经济新闻社北京总局的四位记者做东，请几位报社同事聚餐，美其名曰“忘年会”。日本经济新闻社与人民日报社有多年交流的传统。虽然驻华记者像“流水的兵”，换了一茬又一茬，但岁末年初的“忘年会”却已成为雷打不动的社交项目。

    从“采访员”和“包打听”说起

    著名记者艾丰在《新闻采访方法论》一书中，用专门的章节阐述这样一个观点：采访的基本方式是社会活动方式。他在书中认同一个观点，即新闻记者应是社会活动家。社交活动是记者了解社情民意，提升工作能力的重要环节。它可以是采访工作的开始，可以是知识积累、人脉拓展和灵感迸发的过程，也可能就是一次可遇而不可求的成功“抵达”。

    在早期的美国报界，有所谓“采访员”的职位。说白了，这些人就是“包打听”。他们不必受过良好教育，也不必具备写作功底，但一定要有极强的社交能力，能与三教九流打交道，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擅长从各种渠道挖奇闻趣事。他们负责打探有新闻价值的信息，然后回到编辑部口授给写作员，由后者加工成新闻故事。随着美国新闻业的发展，采访员和写作员合二为一，便是记者。由此可见，记者的基本功有二：一是获取信息，二是文字表达。而获取信息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社交能力。一名合格的记者能够把采访融入社交，把社交变成采访。努力扩大和提升自己的社交圈，是记者增强新闻捕获能力的必由之路。

    从一个记者的社交圈，往往可以判断出他的职业高度和专业水准。在西方新闻界，能够名留青史的记者往往是那些既活跃于采访第一线，又穿梭于政界和社会名流之间的社会活动家。《西行漫记》让世界记住了美国记者艾德加·斯诺与毛泽东的独特交往。不久前热播的电影《一九四二》从浩瀚的史海中钩沉出另一位美国记者的名字——白修德（英文名：西奥多·怀特）。他冒着生命危险，进入河南灾区，记录下那一幕幕惨绝人寰的悲剧，并向蒋介石面陈灾情，推动国民政府开展救济。1946年，他出版了《中国的惊雷》一书，报道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崛起，以及中国人对变革的强烈渴望。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与历史人物对话的特殊经历，斯诺和白修德能够成为影响世界的记者。

    斯诺和白修德在政治社交圈的长袖善舞，给他们带来了幸运，而且不止一次。斯诺于1970年受中国政府邀请再次访问北京，与毛泽东并肩登上天安门城楼，从伟人口中得知中国希望尼克松访华的独家消息。而白修德因跟踪采访1960年肯尼迪总统大选，于1962年获得普利策新闻奖。他采访了四届美国总统大选，写出四本《总统的诞生》系列丛书。40年后的今天，这套书仍是美国许多高中和大学新闻专业的必读教材。白修德生前被誉为“这个时代对政治新闻最具致命影响力的人”。

    时势造英雄。斯诺和白瑞德那一代驻华记者群星闪耀，在美国新闻史上被称作“中国观察家的出现”。今天，外国驻华记者的人数比那时增加了几十倍，谁能说他们之中不会产生新的斯诺和白瑞德呢？如何与这个群体加强沟通，慷慨地为他们提供机会，有效地对他们施加影响，通过他们向世界传递中国的声音，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             

    记者俱乐部、业内协会及媒体论坛

    社交活动可以是个体之间的互动，也可以是有组织的行为。新闻记者对于社交活动的强烈需求，催生了相关社会组织的发展。我在担任驻美国记者期间，对于这个国家各类社交组织的发达和社交机会的丰富深有体会。政府部门、智囊机构以及非政府组织等，都出于自身利益需要，主动建立与新闻界的沟通管道，创造各种社交机会，甚至创办服务机构。例如，美国政府在首都华盛顿、纽约和洛杉矶三个城市设立外国记者俱乐部，为常驻美国的外国记者提供信息服务和工作便利。外国记者加入该俱乐部，可以得到记者证，凭证可以出入美国国会大厦等重要机构。更重要的是，外国记者可以在这里交流信息，建立工作联系，开始编织自己的社交网络。俱乐部经常邀请美国政府高官就特定议题召开新闻发布会。虽然俱乐部有官方背景，但它以社交组织的面目出现，就比较容易得到服务对象的认同。我国外交部于2000年成立了外国记者新闻中心，其功能与美国的外国记者俱乐部类似。但驻华的各国记者们还是自己成立了“外国记者俱乐部”。他们似乎对俱乐部情有独钟，不愿待在新闻中心。

    新闻记者的社交活动可以在俱乐部、协会之类的常设组织内部进行，也可以通过松散的机制实现，如行业会议和专题论坛等。尽管媒体社交网络已经十分发达，但新的社交形式和机制还是不断出现和成长。事实上，社交网络一旦启动，似乎就具备某种自动生长和交错蔓延的特性。新闻记者可以从被动地参加社交活动，进而主动地创造社交活动的机会。由环球时报英文版与德国罗伯特基金会联合主办的中德媒体论坛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2009年4月，环球时报创办英文版，为旅居中国的外籍人士了解中国提供了新的渠道和视角。这份报纸很快引起在京外国人社区的关注。6月，美国商会中国总部给报社发函，希望报社派负责人出席商会举办的媒体业每月例会。这次会议的参加者约二三十人，包括美联社、华尔街日报等美国主流媒体驻京分社社长或首席记者，美国商会在上海和香港的机构也有人通过电话连线与会。通过这次例会，我得以管窥美国驻华记者和媒体机构之间的紧密关系，也提升了环球时报英文版在美国同行中的知名度，产生了意想不到的良好效果。不久后，我接到德国罗伯特·博世基金会的电子邮件。来函提出希望与环球时报英文版合作举办中德媒体论坛。原来，这家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在寻找中方合作伙伴时，遇到了道琼斯通讯社的一名美国记者。而这名记者参加了那次媒体业例会，对环球时报英文版有较深的印象。他强烈建议基金会到英文版试试运气。

    博世基金会一直致力于加强中德媒体之间的交流和理解。环球时报则把报道复杂、多元、真实的中国和世界，当做自己的使命。2008年后，德国及西方媒体对中国的负面评论更趋激烈。在这种背景下，博世基金会执行长汉姆女士提出，应在中德媒体的总编辑之间建立个人关系和电话联系，这样当他们报道对方国家时，可以随时打个国际电话，获得可靠的第一手咨询意见。环球时报与博世基金会一拍即合，决定合作举办一年一度的中德媒体论坛。2010至2012年，中德媒体论坛分别在上海、柏林和成都举办，取得成功。论坛定位高端，不求规模。每次会议中德媒体代表各10人，大多是主流媒体的社长或总编辑等主要负责人。论坛会风务实，不讲排场，不讲客套话，不回避敏感问题。会议代表坦诚交流，在思想交锋中赢得了对方的尊重。德国政府对论坛高度重视。2010年，德国总统克勒出席了第一届论坛。次年，他的继任者武尔夫在总统府与第二届论坛全体代表座谈两个小时。93岁高龄的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坐着轮椅出席论坛，并就中国儒家文化和中德关系发表演讲。他是仍在世的为数不多的见过毛泽东的西方政治家。

    博世基金会的一名工作人员这样说：“德国领导人之所以参加论坛，是因为他们想一次见到这么多媒体界的大腕，也不是那么容易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中德媒体论坛作为一个社交舞台的重要性。媒体人通过恰当的社交活动和组织形式，可以获得与政界领导人直接对话的机会，彰显媒体的巨大社会影响力。

    值得一提的是，克勒总统和武尔夫总统都是在参加中德媒体论坛的当年，因为对媒体发言或行为失当，受到德国媒体的激烈批评，最后不得不黯然下台。论坛上的德国媒体老总们，并没有因为两位总统曾经给予的礼遇而对他们心慈手软。

    华盛顿社交舞台的公关迷局 

    从新闻记者的角度看，他在编织一张网，希望可以捕获尽量多的猎物，以便在这个竞争激烈的行业里获得更多的生存优势。而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看，新闻记者自己常常成为猎物，一不小心就可能困于名利之网而不能自拔。

    每年一度的白宫记者晚宴，是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一项重大社交活动，人数可达两三千人。能收到晚宴的请柬，被美国记者视为莫大的荣幸，因为这说明他要么是白宫记者，要么是普利策新闻奖得主，要么是新闻机构的高管和名流。他能在宴会上见到美国总统、国务卿、国会议员等权贵政要，还有演艺明星前来助兴。晚宴自1924年举办以来，从未间断过，被称为“华盛顿丑人好莱坞”。自柯立芝以来的总统，无一例外是晚宴的座上宾，并且乐意被打趣和捉弄。总统无论平常与媒体关系好坏，都要在晚宴上放下架子，甘当娱乐宾客的笑料。在这个晚宴上，记者们也许会感到自己真的是“无冕之王”。

    然而，现实总是很骨感。记者们在社交舞台上寻找自己的猎物，同时进入了白宫政客精心设下的公关迷局。表面上，媒体在监督政府；暗地里，政府在操控媒体。9·11事件后，美国媒体几乎众口一词地支持政府的战争政策，个中原因正是美国政府无形的手在幕后操纵。有美国“新闻界第一夫人”之称的白宫记者海伦·托马斯于2006年出版《民主的看门狗?——没落中的华盛顿记者团及其如何失信于民》一书，对此做出反思和批评，拷问美国媒体的独立性。在她看来，如今“媒体成了白宫的回声筒”，面对误导公众或干脆是假话的政府声明，记者们“变成了速记员，而不再是拷问者”。海伦·托马斯自肯尼迪总统时期担任白宫记者，“拷问”过9位美国总统。她说：“任何一位总统都不喜欢媒体。白宫的每个人都试图管住我们。人们都说这是一种‘被管制的新闻’。这些年来，管制手段越来越炉火纯青。当他们封锁信息时，我们拿他们没办法。”

    在水门事件中大出风头的华盛顿邮报记者伍德沃德，一直被美国人视为挑战权威的英雄和调查报道记者的楷模。然而，他在功成名就之后，成了美国政府的座上宾，被称为“总统班底”的人。9·11事件后，他采访了几乎所有的关键权势人物，包括布什、鲍威尔、赖斯、拉姆斯菲尔德等，查阅了多次关键的国家安全会议记录，出版了《战争中的布什》和《进攻计划》两本书，极力吹捧布什，试图美化战争。因此，他被认为是离美国权势人物和政府机密最近的记者。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称，“那个自‘水门事件’以来一直对政府提意见的伍德沃德不见了，现在的伍德沃德与布什站在了同一条战线，还不知羞耻地为其高唱颂歌。”

    对新闻记者来说，华盛顿的社交舞台就是世界上最华丽的名利场。他们带着新闻理想，走进社交活动的一扇扇旋转门，在灯红酒绿中穿行，在名人显贵间周旋。有人在这里收获独家新闻，履行着公众利益“看门狗”的职责；有人在这里扬名，然后被政府“招安”，变成权势的“哈巴狗”；也有人在这里走向仕途，成为被自己曾经猛烈批评的官员，而他们一旦成为官员，就会更加有效地操纵媒体。 

    （作者系人民日报对外交流合作部副主任）

    责任编辑：祝晓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