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记者，即为行者

    记者靠作品说话。通过新闻作品，可以诠释俞佳友的新闻理想、职业志向与个人风格，也只有如此，才能阐发当今新闻工作者的文化土壤和价值取向。

    俞佳友的新闻作品初显出来的是一种像矿石那样本真质朴的文本特征。尽管当下媒体审美取向处于多元化的境地，“有思想的新闻”，“有分量的新闻”、“有热度的新闻”等诸多新概念，不一而足，但无论如何，像俞佳友这样的“本色新闻”，可以与这些“创意媒介”比翼展翅，飞翔于海阔天高的媒体开放时代，而且更为平民百姓所喜闻乐见。

    因此，对俞佳友新闻追求的肯定与赞许，并非回到宣传报道旧有模式的原点，而是对新闻界的优良传统、优良作风的一种时代提升或超越，呼唤更多的新闻工作者恪守职业的“应知应会”，打好扎实的基本功，在此立足点上去施展“十八般武艺”，用执着的奋斗去演绎记者的职业崇高和时代职责。

    行行复行行  记者在远行

    “好新闻是用脚板走出来的”。这条新闻职业教程中的经典行规，被俞佳友当作经年累月的座右铭。他家世贫寒，没上大学就参军入伍，当他萌生“准水兵记者”的梦想之初，就立誓“只要有新闻就去现场”。这一坚定的信念，一直伴随他告别军旅而与媒体职业结缘。他当县报记者、都市报记者也好，而今干党报记者也是，总是在用新闻作品来记录行走山河的坚实步履，而他踏实的足迹，也记载了自身朴实的新闻理想。即便囿于偏远的万阜乡长期蹲点，他仍然奔走在弯弯山道，常年穿行于散布在群山之中的千家万户。

    “行行复行行”，这是一个记者所必需的生存状态。正是在行走不息的历程中，不辱使命的记者才有可能把握准确的新闻空间和新闻时效，才能把常人难以企及的新闻现场还原为新闻报道，最大限度地满足媒体受众的新闻期待。

    所谓记者，即为行者。我们不难发现，众多著名的记者都是“行者”的前驱。近代有范长江，他在民族危亡的年代，以记者的名义完成了西北之行，历时10个月，行程6000余里，沿途写下了大量通讯，真实地记录了旧中国的苦难岁月，客观地报道了红军长征的踪迹。当代有罗开富，他受经济日报指派，沿着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原路徒步采访，几乎每天采访，每天写稿，以一年内徒步里程最长、发稿最多的记者而被载入我国的新闻史。

    然而，当人们尽情共享E时代的通讯无处不在以及立体交通极大便捷之时，媒体搜集、撷取新闻的渠道与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于是，一种挑战新闻职业规则的现实质疑，为“宅男宅女”提供了裹足不前的理由：记者是否还是行者、是否还需远行？确实，有些入行不久的记者，仅仅满足于在BBS、微博上寻找新闻线索，点击搜索引擎获取新闻背景，然后凭着想象拼凑稿件；或者泡在会议里材料里，听“侃爷”闲话，追明星轶事。这不能不说是一些媒体新闻视野狭窄、鲜活新闻匮乏、新闻叙述枯燥的起因。

    显然，俞佳友与他的同代人一样“赶潮”，不缺数码相机、智能手机与手提电脑，不缺QQ、MSN和电子邮箱，可他还在走，不懈地走，走向远离安逸的事件现场，走进寻常百姓的村落民舍——所有的行程的选项，都指向记者的终极目标，那就是走进一线的新闻真实，走近百姓的内心世界。而所有的现代网络设备以及通讯工具，只是他行走采访的“顺风耳”和“千里眼”，丝毫没有因此而有半点懈怠。

    因为，他非常明白：“贴近百姓的记者才有家，融入百姓的记者才有根”。如若他放弃“百村行”大型采访活动的行走，就无法洞悉乡村的兴衰悲欢，又怎能写出呼唤重视“三农”的系列报道？如若他没有在雪封杭城的冰道上徒步6个多小时，就无法直击40多个新闻现场，又怎能在一天里写出5篇情暖百姓的新闻？如若他不走5个小时的山路，就无法想象遂昌老区的山村还会邮路中断，700多位村民看不到报纸，收不到家书，又怎么辗转采访，多方求援，写出《深山邮路今又开通》的“帮忙”报道？

    理想的跋涉  精准的开掘

    记者在路上，记者要远行，应当带有一种特别的“行囊”：胸中有国情，心中有民情，笔下有乡情，怀抱仰俯天地的大众情怀，承载职业必备的胆才学识。具备如此的“装备”，才可追寻采访基层的深度，潜入百姓生活的深度。不然的话，那种“有多远，走多远”的漫游，仅有地理概念上的距离变化，却难以实现新闻真相的接近，更无法叩问社会本质的真实答案。从这个意义上说，好新闻未必是“靠脚板走出来的”。纵然你貌似奔波，行色匆匆，要是漫不经心、浮光掠影、走马观花的话，那么决计写不出富有生命的好新闻。即使落笔，写的稿子可能也不过是“霞客游记”之类的花样文章。

    天下之大，路在何方？作为“行者”的记者，越是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越是危险的地方越是要上。俞佳友深知，在那些“非常态”的地方，才有民众期待的热点新闻，而这些地方的新闻，必定关乎百姓的安危冷暖。关键是记者敢不敢、肯不肯下这个决心走下去，能不能耐得这份孤寂，吃得这份辛苦。道理很明白，在风雨兼程的“亲历”中，往往要记者付出诸多代价，其中有时间、精力、体力、情感，甚至是健康和生命。

    俞佳友就是从重大事件的亲历中走来的。他出现在“九八抗洪”的抢险前沿，他穿行在人人自危的非典疫区与隔离区，他走进四川震区废墟上的帐篷，冒着频繁的余震爬上危在旦夕的堰塞湖……他走来了，他看见了，他的笔下就有了一种饱含情感的新闻真实。这样的作品，自然就被赋予记者亲历的感染力和震撼力。

    平心而论，记者能够走入重大事件的机会并不是天天都有的。我们既要有可遇不可求的平常心，又要有志在必得的进取心。但这并不妨碍俞佳友的脚步每天都是“新”的。他倾心于地平线上大量的、平常的流动信息，默默地捕捉其中寻常不易发现的新闻。对俞佳友来说，新闻生涯的大部分时段，都在行走中这么“碌碌而为”，为平凡喝彩，为民声代言。

    这样的坚守，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变与不变，平常与异常，内涵与外延，日常生活中的细微变化不是所有人都能感觉到的，而记者之所以能够从习以为常的“生活流”中定格那新闻的一瞬，往往取决于他的新闻发现力，看他以何种视角来切入新闻的发现。

    从俞佳友的大量作品中不难看出，他采写的民生新闻或社会新闻，没有那种燕子飞水的“扫街新闻”，大多是与新闻主人公零距离沟通的心灵互动。因此，他的作品没有居高临下的“全知视角”，却是一种近乎举案齐眉的“有限视角”：有时用从新闻当事人、关联人的角度切入的内视角，借以引起与他们密切相关的群体的关注；有时用从最打动记者、最引发记者关注的角度切入的外视角，通过记者的观察、发现、感受、概括来提升新闻的感情温度，开掘新闻的理性深度；而有时，两种角度交替运用，自由切换。因此，他的作品看似平常，但在行走过程中的“左顾右盼”，给他带来多元的视角变化，才使作品形成了内在张力的传播功能。

    与百姓同行  帮弱者前行

    “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是当今记者孜孜以求的功德观。与此同理，俞佳友走读乡村，走读灾区，走读民间，没有那种“撸草打兔子”的非分私利，只把自我价值的实现融入与百姓的血肉感情之中。从这个起点出发，他的行走，他的跋涉，总有一股帮困解难、搀人同行的热情与冲动。以他名字命名的浙江日报《佳友民情快车》栏目上，还写有“新闻为民，与你同行”的关键词。

    由此可见，此时的“行者”，俞佳友便有了与“言者”相对应的“行者”形象，正所谓务实求实的行动者。

    孤儿寻亲、早恋女生、多胞胎家庭的困厄……俞佳友在新闻报道中没有停留在单纯展览弱者苦楚的层面上，而是从选题开始，就定位在扶贫济困的行动目标上。他以媒体的传播扩大效应，把社会的聚光灯集中到特定的人、特定的家庭或特定的群体，引发政府与社会各界的关注与重视，形成排忧解难的合力，给新闻行动画上一个个圆满的句号。

    行者无疆，大爱无疆。作为省派农村工作指导员，俞佳友在万阜乡工作了836天，踏遍青山，倾注才情。他在工作中采访，在采访中工作，一年里就写出200篇新闻报道。他策划“新闻扶贫”的一系列行动，篇篇稿件的背后都有社会责任的“微观动机”。如《开往青田县万阜乡的爱心列车》系列报道的30多篇稿件，一下子就抱回了社会各界70多万元的捐款捐物，让原本寒冬里嗖嗖打战的学生娃都穿上了新棉袄、盖上了新棉被。

    传媒变革的年代，媒体创新被赋予一种新的价值取向，突出的一点就是改变单向传播的维度，增强互动服务的功能。媒体属性中另一种服务附加值，正在成为沟通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润滑剂。在这样的背景下，俞佳友的典型意义，已经不再停留在启迪与倡导新闻工作者行走的“行者”，而要转身为百姓服务而行动的“行者”。

    记者采访需要单兵作战，但俞佳友不是天马行空式的“独行侠”，他的背后站着优秀的编辑团队，他的佳话更是凝聚着合作团队的结晶。就《开往青田县万阜乡的爱心列车》系列报道而言，其成功不仅在于俞佳友在乡村一线开掘新闻报道，而且还有赖于后方编辑的协同策划，四处联络爱心人士慷慨解囊，这才有了如愿以偿的社会捐赠。

    从开辟《佳友民情快车》栏目，到建立佳友民情工作站，在媒体品牌的设计中，俞佳友虽是象征意义，但是他的个人“行者”形象已经升华为集体行动，众多记者加入到他的行走行列。“一马当先，万马奔腾”。于是，他的誓言，也就变成记者团队的集体心声：“始终保持奔跑的姿势，永远不停下为民服务和呐喊的脚步！”

    （作者系浙江省报协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