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除却它那混沌而悠长地形成雏形的初创期，以后形成了一条边继承、边积累、边发展的轨迹。从这个意思上讲，继承是艺术创作的基本属性，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印章艺术自其形成至今，已有近三千年的明确历史。初学者要入门，除了先继承是别无他途的。这继承就是由古及今所能见到的印谱、印作去临摹借鉴，把握印章艺术的精义。

    有些年轻人常透露出一种心态，认为这是一种“束缚”。我想，这也可以说是一种“束缚”，但它犹如初生婴儿的要“扎手扎脚”，是十分必要的，这种“束缚”，正确地说叫“按规律办事”。所以对一无基础的初学者所宣称的冲破“束缚”的激越口号，我们只能持否定的态度。

    学习篆刻先要注意对优秀传统的借鉴，那么要借鉴到哪一天、哪一年才能“松绑”，去天马行空呢？是十年还是二十年，是临摹古印一千方还是三千方？我以为单讲临摹的资历与数量是不足以引出正确答案的。我们不妨对几位篆刻大家做些考察。蒋山堂是西泠八家里的二号人物，而以乾隆、嘉庆时期的早期印谱汇总来看，他一生所治之印五十方左右。一位仅刻印五十方的人，能成为大篆刻家似乎是不可思议的。然而综合地分析他的学养，以及他机敏地汲取丁砚林的作风，专注地在深幽简逸这一特色上做文章、做成自己的文章，就可明白他是位善于巧渡捷径、事半功倍的学者。

    赵之谦是明清流派印坛里名声显赫的大师，他印作乃至印款的多姿多式至今也还是空前的。从印风讲，没有赵之谦的出现，就不会有黄牧甫、齐白石的存在。然而，赵之谦一生刻印不满四百方。他刻印之少而成就之大似乎是令人想不通的。其实，细加研讨就不难发现，他自有迥别于常人的继承借鉴手段。这手段当然是多角度、全方位的。而善于把彼时大量涌现面世的上古文物及其间文字，凡经我眼即我有，凡为我有即我用。或文字，或图案，或情调，或形式，一一拿来充实到印章这一小天地里，这可称是他的一大本事、一大发明、一大功绩。常识告诉我们，在这一领域里司空见惯、不足为奇的东西、一旦巧妙地引进到另一领域里，往往就成了奇特而全新的创造。况且，当时初出的金石封泥之类着字古器，本身就已具有了高古而清新的艺术魅力。一经天才赵之谦的点化，化古为今，转化有术，当然更使其印作流光溢彩、照耀古今了。这正是赵氏一生临摹型印作仅数十方，治印不足四百方而卓然成家的一大奥秘了。

    蒋山堂、赵之谦以其取精用宏的练达借鉴功夫达到了自成一家的范例，是值得称道的。不过，在明清印史上并不尽是这类轻松地开启“自立门户”的幸运者。相反，更多的是以十年、二十年的苦修苦练而成正果的。大印家吴让之曾自述：“余弱龄好弄，喜刻印章，十五岁乃见汉人作，翻心摹仿十年。凡拟近代名工，亦务求肖乃已。又五年，始见完白山人作，尽弃其学而学之。”他是一位甘愿受“大束缚”的印人。此外，钱叔盖临摹过汉印二千方，齐白石早岁临摹浙派及赵之谦的印作，刻后复磨，直到“磨石书堂水亦灾”的地步，这也是受过“大束缚”的两位印人。由此可见，赵之谦、蒋山堂是十分成功且天分占其七的人物，而吴让之、钱叔盖、齐白石则是十分成功且苦练占其七的人物。可是不论是巧学或苦学，得来容易或艰辛，对传统的继承，必要的“束缚”是不可缺的。当然其程度是因人而有短长、多少、快慢之别的。具体说是与人的禀赋、修养、努力、境遇、师教等条件而异的。

    我尝将攻艺喻之为结茧，蚕不食桑不可以结茧，结茧了又不能自缚、自毙。要者能破茧而出，化蝶产卵。食桑结茧，茧者，艺之小成也。自缚自毙，其成果仅一茧而已；破茧而出，产卵生衍，化一为万，生生不息，其成果方称深广博大。

    “束缚”是必要的，又不应该是永久的。对“束缚”安之若素，唯传统为从，不愿有半步的逾越，不敢有一丝的畅想，似乎不是为未来，而是为古人去活一辈子，是毫无意义的，是缺乏责任性的。到了该“破茧”的时刻，是理当义无反顾地“破茧”而出的。须知，没有必要的“束缚”，不足以登篆刻之殿堂，“束缚”是为了“破束缚”，登堂入室也仅仅是寄居观光，务必由前门入而破后门出，才能海阔天空，任尔畅游翱翔。

    初学者乐于承受“束缚”也不易，在经历一番“束缚”后，“破束缚”更是大不易。鉴古有得，艺有所成，即使不满足现状，想“破束缚”往往第一位阻挠者，不是别人，正是自己。我本人即有这苦恼的体验。自己那多少年来形成的思路、熟悉的技法、顺势的惯性、无形的惰性，都成了顽固而强劲的阻力，心与手的相乖，熟返生的冲突，以至自己与自己的作对、打架。要战胜往昔的自我是带有离奇色彩的痛苦经历，但唯有战胜旧我，才会有一个全新的我！

    诚然，即使有“破束缚”的毅力和胆魄，其边破边立的过程也是持久而漫长的，荆棘更多，坑凹更烈。如果说，初期的“束缚”算不上是圆满的成功，那么，深层次的“破束缚”更不是当然的成功。早期的接受“束缚”，作品里虽然没有多少自己，却还有古人，不能大成，定有小成，保险系数是很大的；“破束缚”而走火入魔，作品里不仅失去了古人，也失去了自己，其结局将是前功尽弃，一无所成，有着很大的冒险性。平心而论，“束缚”与“破束缚”都只是一个运动的过程，而不是目标。为了达到去其依傍的创造目标。“破束缚”摆脱身上固有的东西，即那些纯属于古人、他人的那部分东西，更需要在摆脱中无所不用其极地去探索、吸收、消化、把握为纯属于自我的东西，如此，吐故纳新，去芜存菁，坚韧不拔，日积月累，方能“破”中有“立”、边“破”边“立”，由继承到创造，创造出新的印风，乃至有目的地去“束缚”后来人。

    “束缚”与“破束缚”，核心是一个继承传统与推陈出新的命题。我们讲继承，是讲继承优秀的传统精华；我们讲创新，是讲创造具备真、善、美的艺术新内涵。今日被称为传统精华的东西，都曾是历史上某一阶段闪耀光华的东西。今天即使是濯古有成的新创造，也将在历史的行进中成为一种传统。因此，把新与旧简单地敌对是失之偏颇的。把“束缚”与“破束缚”机械地割裂开来也是失之偏颇的。我不赞成在印章艺术上对传统的一概否定、拒绝借鉴，我不赞成对未经时间检验的所谓新面一概欢呼、趋之若鹜。辩证法使我们变得清醒、公允、坦荡、深沉、聪明，应该正确对待和处理好“束缚”与“破束缚”的关系，以弘扬我国的印学。

    （作者为西泠印社名誉社长、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篆刻艺术院名誉院长、上海市文联荣誉委员、上海韩天衡文化艺术基金会理事长、韩天衡艺术教育基地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吴昌硕纪念馆馆长；2023年荣获西泠印社终身成就奖，2015年荣获中国书法最高奖“兰亭奖艺术奖”榜首；2013年韩天衡美术馆在上海嘉定开馆。本文为新时代美术高峰课题组、中国书法“两创”课题组专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