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与创新，我以为本来是没有矛盾的，只是对于继承的理解有偏、学习方法有偏，于是产生了矛盾。这好比吃东西，有的人属“热性”，不好吃鸡、喝牛奶。这是他本身的机能不适合，绝怪不得鸡和牛奶。善消化者，是没有矛盾的。所以前人早有“师心”与“师迹”的说法。只要我们理解和掌握传统的根本道理，取其精华，就可以学为我用，就能通而变。撇开传统、另起炉灶的说法，我看是学习上的笨汉，或者只说明他无知而且狂妄。“学然后知不足”，千百年来，我们的老祖宗难道没有为后代留下珍贵的遗产，没有值得研究、学习的吗？这个问题实在是显而易见的。
这里，我以为有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一是变与常，二是变好与变坏。
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画从来是在变的，有继承，有多方面的吸收，只是有多少、快慢或者好坏的区别而已，就以山水画来说，从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至唐以来，所谓大小李，一变也；荆、关、董、巨，又一变也；李成、范宽，又一变也；刘、李、马、夏，又一变也；大痴、黄鹤，又一变也。明代的文、沈，基本上是继承。但如“浙派”及“野狐禅”吴小仙、张平山、倪端、徐端本等，都是在变，清初“四王”乃至戴熙，气息是旧，技法上还是有创造，如干笔技法，可说达到了极峰。至于石涛等以“怪”出名，怪在变也。干笔技法的流行，弊病也随着明显起来，于是又提倡湿笔，到了吴石仙，在生宣上打湿了画，这也是变。近代黄宾虹，面目又不同于古人。
所以，从历史上看，山水画一直在变，然而“万变不离其宗”。创造始终离不开“宗”，这就是中国画最根本的艺术规律，这就是“理”。“常理之不可失”，即是画画要讲物理、情理、画理。“法”在变，某些审美要求在变，一些根本的“理”还是没有变，或没有大变。科学与艺术是两回事，科学突飞猛进，并不意味着艺术在爬行。例如，画画讲立意、讲布局、用笔运墨、赋彩；用笔又讲圆、厚、沉着、凝练，或者生辣、流动、灵变等，板、刻、结、溷、滞、纤弱、躁气被认为不好，更不能飘、浮、滑、俗。用色要求清、和，明快而严肃，单纯而有变化等，把重浊、滞腻、火气、甜俗视为不好或者格调卑下。在布局上，三远结合，又有空白、虚实、宾主、繁简、疏密、隐现等的讲究。我想，这些审美要求不会因时代的前进而过时。有人说，“六法”的框框应该打破，怎么“打破”？难道画画可以不讲立意、不讲构图吗？总之，在观察方法和表现方法上、在审美要求上，中国画有自己独立的系统。形成中国画这种独特风貌的一些根本原则，又与文学、书法乃至音乐、戏剧紧密相连相通，极为高超，构成光辉的民族文化的精华。
有常又有变，有变又有常，这是一点。另外，“变”，有变好的，也有变坏的。晚清吴石仙打湿宣纸作画，确也是“变”，但这个“变”并不高明，因为缺少笔意，骨法不够，又单薄。黄宾虹运用浓、淡、破、积、焦、宿等墨法，浑厚华滋。二者不可相提并论。最强调“我有我法”的石涛，精品固然很多，有的用笔却显得放肆，信笔躁气。所以不能说凡变皆好。现在出版的某些山水作品，不大像中国画，倒近乎水粉、水彩、彩墨画，这个“变”好不好？变一定要有民族性，要在传统的基础上去创新。
谈到创新，又不能不涉及态度问题和对“新”的看法问题。
现在，可以说几乎没有人是不想创新的，但是有几种状况：有的脚踏实地，在坚实的传统基础上，吸收其他素养，努力反映时代精神，表现新的意境，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有的一面在生活和基本功上努力，努力追求新意，虽然还不成熟，每有一得之想，很值得我们学习。还有一种态度，却足以引起我们的警惕了。对于治学，古人说有两种态度，所谓“积学以成名”“速成以求售”，（“成名”的含义，这里不作分析与批判了）后者现在不是没有。企图以一朝一夕之力，凭他的小聪明，突变出自己的风格面貌以获利。书不读，传统不临习、不研究，却把自己那种“落笔无法”的东西视为最“新”。这种人只知道赶时髦，不晓得也不肯下硬功夫。说得过头一点，满口“创新”的人，往往会是学术上最不老实的人。中国画是讲究功力的，一条线，一个点，没有十年、几十年的功夫，很难达到某种高度。《石涛画语录》第一章就是“一画”，一生二生三，生亿万万，一是基础，一画所得的艰辛，没有下过苦功的人是无法体会的，因此只好靠搞“杂技”来出“效果”。美术界不能搞歪门邪道。不能笼统地说想“变”就变得好，不能笼统地说“创”的“精神”都应该肯定。胡来不是创作，更谈不上创新，冠以“创新”的美名，视听就被混淆了。
新，主要是意境的新，以及相应的笔墨的新。过去山水画的一变也，又一变也，主要是技法上的变，气息大同小异。现在，要表现新的时代风貌，也就要在传统的基础上创造新的表现手法。生活是源泉，传统是立足点。李可染三下江南，深入江浙、川、桂，在生活的基础上形成强烈的个人面貌；陆俨少经历了长江的艰险，古稀之年还饱看新安、雁荡、黄岳，创造出行云流水、大块水墨等前人未曾有过的技法，这就是我们极好的范例。总而言之，我们一定要踏踏实实在积累生活和积学传统两方面下功夫，水到方能渠成，侥幸之心是万不可有的。
（作者为中国美术学院教授、潘天寿基金会艺委会委员、李可染基金会艺委会委员，曾任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系主任，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本文为新时代美术高峰课题组、中国画“两创”课题组专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