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开甲（1918年8月3日—2018年11月17日），江苏苏州人。核武器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41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物理系。1946年赴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工作。1950年回国。他创建了核试验研究所，成功地设计和主持了首次原子弹、氢弹、导弹核武器和增强型原子弹等不同方式的几十次核试验，创立了我国自己的系统核爆炸及其效应理论，奠定了我军核武器应用基础。他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1999年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14年，荣获201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17年7月28日，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命令，授予程开甲“八一勋章”。2019年9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授予程开甲“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

    1963年７月，美、英、苏三国签订了《关于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的条约》。这一条约的实质是巩固超级大国的核武器垄断地位，限制其他国家发展核技术和核武器。

    “必须打破超级大国核垄断！”在进行了一定数量的大气层核试验之后，尽快将核试验从空中转入地下，是国际政治形势发展的要求，也是军事保密的需要，更是核试验技术发展的需要。早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紧张筹备之际，程开甲便秣马厉兵，积极推动地下核试验的研究。

    核装置深埋地下，能参考的资料稀少，核爆炸的现象以及核爆炸产生的破坏效应像是笼罩在程开甲心中的一层迷雾。

    怎么办？

    为了消除这层迷雾，第二次地下核试验后，程开甲和朱光亚决定亲自进入爆炸后的坑道，看看地下的坑道和测试间爆炸后的情况，以获取核爆炸后的第一手资料，做到心中有数（地下核试验中的近区物理测量仪器就是放在测试间里的）。

    进入挖开的地下核爆炸现场，就如同进入了一个未知的恐怖世界。即使穿着最先进的防护服，辐射的威胁也无法完全消除。每一次呼吸都是把肺部暴露在无形但致命的辐射攻击之下。空气炽热而沉闷，温度高达40摄氏度。岩体在爆炸的冲击下变得破碎而脆弱，随时有可能发生二次坍塌，靠近测试间10多米长的通道被挤压成直径仅80厘米的管道，其余的已被堵死。在这个核爆炸后的空间里，任何轻微的动静都可能引发新的灾难，每一个决定都是生死选择。钻到原子弹爆炸后的通道和测试间里去，在核试验的历史上也是少有的事情。

    情况凶险，在场人员都劝程开甲他们在洞口看看就行了，不要继续冒险前进。可程开甲不答应，他说：“你们听过‘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句话吧？”

    研究所的同志只能为他们做好防护措施，程开甲他们从主坑道进入，随后钻进一条窄窄的通道，爬行十几米进入测试间，测试间内只有石英石烧结生成的黑色玻璃体和破碎的石块，其余都已荡然无存。程开甲非常兴奋，一边指导技术人员详细记录各种物理现象，收集好玻璃体标本，一边说：“好！好！和我们的理论分析基本一样。”类似深入“虎穴”的情况时常在程开甲身上发生。程开甲说，每深入“虎穴”一次，他对核爆炸现象与核破坏效应的认识就会提升一次，“亲眼所见”与“亲耳所闻”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我国首次地下竖井核试验前，程开甲一再坚持下井查看爆心的位置。因为井很深，不确定的因素很多，没人敢同意他下井。在没有亲自确认之前，程开甲总是觉得心中不踏实，他需要确认每一个细节，以确保试验的准确可靠，哪怕再危险，他也要去看一看。核试验基地副司令员孙洪文实在拗不过他，只得同意他“最多下到100米，多1米都不行”。上来后，程开甲说：“看到实际情形，心中就踏实了。”

    当核爆炸“零时”一过，程开甲又立即赶到爆心地表勘查现场。那里的地面已经扬起尘土，出现裂缝。随身携带的钢笔杆粗的放射性探测器尖叫不停，对强辐射发出警报。但程开甲就像没有听到似的，仍然坚持在爆心地表查看后才离开。

    返回的路上，通信员李国新忍不住问程开甲：“首长，您真的不害怕吗？”程开甲回答说：“害怕。但我更担心我们的核试验事业，因为那也是我的生命呀！你说我能不去吗？”

    从1963年第一次踏入号称“死亡之海”的罗布泊，到最后回到北京定居，程开甲在茫茫戈壁工作生活了20多年。20多年里，作为我国核试验技术的总负责人，他成功地参与主持决策了包括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增强型原子弹、两弹结合以及地面、首次空投、首次地下平洞和首次竖井试验等多种试验方式在内共计30多次的核试验任务。

    百岁之时，回溯过往，程开甲曾直言：“非常庆幸我一生能为国家尽力，能实现‘奉献’的人生价值。现在，我可以自豪地说，我一生遵循热爱国家、热爱科学的信条，为了国家的强大不断创新、不断拼搏，用自己的科学知识报效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