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绿色金融被纳入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的五篇大文章中，也已成为金融高质量发展以及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重要着力点。在国家“双碳”等战略目标引领下，绿色金融经历了多年快速发展。同时要看到，绿色金融的发展仍然存在“大而不强”等矛盾，需要重新审视一些基础性、原则性问题。

    绿色金融亟须推动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

    （一）我国绿色金融发展的“数量性指标”已经在全球领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30.08万亿元，同比增长36.5%；Wind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共发行绿色债券802只，共计11180.5亿元，已连续两年发行规模超万亿元。但要看到，在绿色金融规模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存在质量、结构、效率不足的问题，绿色金融“有效供给”仍需改善，“运动式”“一刀切”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

    （二）要真正实现全面的提质增效，绿色金融与转型金融还需有效融合。传统绿色金融大多支持标准的绿色、低碳经济活动，而转型金融则服务于特定“非绿行业”，以引导其合理“转绿”“降碳”或退出市场。人民银行也在按照“急用先行”原则，从煤电、钢铁、建筑建材、农业等重点领域入手，优先支持技术先进、碳减排效应显著的领域，通过金融要素引导其转型变革。同时，如何有效地甄别转型金融支持对象与金融产品标准，还有大量工作要做。

    （三）在金融强国建设的战略目标下，绿色金融不能“单兵突进”，而需处理好与其他四篇大文章的关系。这是新形势下推动绿色金融增量创新的重要着眼点。例如，绿色金融与科技金融的融合重点可涵盖多个层面，包括面向绿色、低碳相关的科技企业与科技创新，更好地提供多元化的金融产品与服务，支持和引导科技企业在创新活动中进一步保障绿色与可持续原则等。绿色金融与普惠金融的结合点，则可考虑在为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家庭提供普惠金融服务时，加入引导其趋于绿色低碳的要素，也可针对中小微绿色低碳企业，提供绿色与普惠叠加型金融服务。绿色金融与养老金融也有许多共识点，从保险业角度看，养老与低碳是行业最关注的焦点问题。在养老保险设计中可以充分体现绿色产品与绿色运营特征，养老财富的管理也离不开绿色与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投资与产品。绿色金融与数字金融更是密不可分，数字金融手段有助于解决绿色金融的成本效率难题，而数字金融发展也需考虑绿色底线，因为新技术应用很可能带来高碳、高能耗的结果。

    绿色金融需重视需求侧关键点与有效需求培育

    金融支持绿色、低碳与可持续发展不是目的，而是金融功能落地的中间环节。重要的是要从最终需求侧入手，基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来分析、落实。

    （一）宏观层面。金融支持绿色发展需厘清最终目标的优先次序。通常情况下，国家战略与政策实施目标包括增长、就业、结构调整、可持续发展等，当前则需在实现“双碳”目标过程中，充分考虑稳增长、保增长。同时，随着数字化时代的来临，或许人类社会会迎来更高能耗的时代。因此，绿色发展并不意味着限制能耗，而是追求在更高能效比的基础上，优化资源与能耗的投入产出，平衡成本与收益。

    （二）中观层面。应根据经济部门与产业结构的差异性，系统梳理支付结算、资金配置、风险管理、信息管理等基本金融功能在绿色金融领域的需求配置，以及相应在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等金融子行业中绿色金融的实际价值定位。

    （三）微观层面。需深入发掘政府部门、企业部门、居民部门的绿色金融需求特点，更加有针对性地创新和优化产品与服务供给，尤其是在绿色信贷与绿色债券之外，努力弥补其他金融产品类型的缺失。

    绿色金融健康发展离不开环节要素的保障

    （一）数据要素保障。例如，碳账户是绿色金融的重要数据基础设施之一。通过碳账户对各类经济主体的碳行为进行智能监测、动态核算和科学评价，从而为绿色治理与金融服务提供数据参考。再如，绿色金融发展中存在大量信息不对称因素，这些因素可能会使我们面临“漂绿”“假绿”挑战。对此，通过推动绿色数据信息的标准化建设与互联互通，可以使得绿色金融服务主体更好地识别与判断项目的风险收益特征。事实上，随着数据要素到数据资产的创新探索成为当前热点，在绿色金融领域推动数据资产化，也有助于为绿色金融创新提供重要的“数据增信”。

    （二）改善风险识别与监管，优化治理机制。绿色金融的有效探索，还需要更精准地对金融产品的绿色与环境效益进行计量、评估与评价。这要求推动环境信息披露的强制性和规范性，强化可持续信息披露要求。同时，考虑到许多中小金融机构缺乏绿色项目准入分析能力、专业化风控体系，也难以基于中长期数据分析来判断绿色活动的风险特征，所以还需要构建专业性的中介评估体系与评估模式，确保绿色金融项目真正符合特定标准和要求。

    （三）探索体制机制创新。在支付结算基础设施建设中，也应该充分考虑绿色金融产品发行与交易的特点，不断探索体制机制创新，充分保障绿色金融产品的顺畅交易、价格发现、风险控制、统计监测与跨境协调等。

    （四）构建新形势下的绿色金融文化。积极落实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建设的要求，发扬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绿色“精髓”，努力构建新形势下的绿色金融文化，把软规范逐渐转换为标准化的硬规则，从而潜移默化地影响市场主体行为与认知。

    需在开放条件下认识绿色金融发展前景

    （一）绿色金融发展需坚持“走出去”与“引进来”并重，在国际视角下探索绿色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近年来，我国在二十国集团（G20）框架、“一带一路”倡议等平台机制下不断推动绿色金融交流合作，国家之间的联动日益密切。伴随着我国绿色产品出口持续增长、绿色跨境贸易场景更加丰富，绿色经济已经成为中资企业“走出去”的重要领域，与之相对应，绿色金融服务也获得了“走出去”的新机遇。同时，国内绿色金融与转型金融市场处于快速增长过程中，更好地利用外资、外资金融机构的参与，也能为绿色金融发展带来新助力。

    （二）推动绿色金融的制度型开放。所谓制度型开放，是指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方面的开放，在绿色金融领域亟须探索制度层面的“国际共识语言”。在政府层面，包括G20可持续金融工作组、央行和监管机构绿色金融网络（NGFS）、可持续金融国际平台（IPSF）、《“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GIP）等都发挥着相关作用，国内绿色金融相关产学研用组织也应该积极参与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

    （三）需审慎直面近年来国际上的反ESG浪潮。在反ESG浪潮影响下，美国的可持续投资资产占总管理资产的比例在2022年快速下跌到13%，低于2014年18%的水平；欧洲2022年可持续基金的资金流入明显减少，2023年则出现了资金外流。近日，美国四大银行摩根大通、花旗银行、富国银行、美国银行退出“赤道原则”（The Equator Principles）；美国10个共和党执政州集体向巡回上诉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气候披露新规违反宪法。诸如此类事件，也警醒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绿色金融国际共识自身的变化，同时避免在绿色金融发展中出现过犹不及，尤其要避免绿色与ESG评价的长期主义“短期化”。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来源：金融时报-中国金融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