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对历史情有独钟。一直以来，历史故事备受国人钟爱，史学则更是中国千百年来毫无悬念的显学。近代开始，金融作为社会经济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对象进入历史学家的视野，大量优质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历史资料被挖掘，中国金融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得到了很大拓展，中国金融发展的史实逐渐清晰。然而，关于金融市场发展和金融制度演进过程背后的逻辑以及推动力，学界至今缺乏足够深入的理论探讨。
在开始这本小册子的写作之前，我们已从事金融史研究多年，对中国金融史上的重大史实和重要细节基本熟稔。一直以来，我们都在试图寻找合适的时机和切口，梳理出一个能够贯穿不同历史时期的金融发展脉络。然而史料浩如烟海，学说百家争鸣，我们经常为吉光片羽般出现的史料感到欣喜，却也常常困扰于资料的琐碎繁芜，那个能够串联起中国金融发展历程的线索始终没有被找到。
随着研究成果的积累，我们逐渐发现，政府与金融的互动似乎是理解中国金融发展历程的一个高屋建瓴的视角。一方面，王朝政府是中国历史的年轮，不同朝代的特定社会经济背景会对这一时期金融发展产生深刻影响。如果忽略王朝特征，仅将其视为漫长平庸的时间河流，就无法理解那些特定历史时期金融发展的步伐和节奏，无法了解今天的金融面貌如何形成。另一方面，政府本身就是金融活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历史上主要的金融活动诸如农业信贷、铸币、发行债券、印钞等，政府几乎都有参与。我们不否认特定时期民间金融活动的客观存在，但在某些层面无法避免王朝政府的干预，或者大规模民间金融活动本身就嫁接在王朝的重大部署中，例如军需交易等。
正是这些学术研究中发现的蛛丝马迹，让我们有了进一步深入研究政府和金融这一主题的勇气。成书过程中，我们不断自我批判和叩问，不断寻找历史中的自然实验，不断搜罗证据来证明或者反对自己的直觉。在经历这样的过程之后，我们更加坦然地将这本书呈现在读者面前，以中国政府的金融治理历程作为主线，将中国金融发展的逻辑和过程中的得失徐徐展开。
相较于当前其他聚焦中国金融史的著作，本书有几个重要的特点。第一，本书以问题为导向，聚焦的是不同时代的金融问题，以及政府如何应对这些问题。第二，本书并不是简单地罗列历史上的重大金融改革案例，而是关注政府的金融治理思路和措施，以及其背后系统性、脉络性的演变，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通史类作品。第三，书中很多内容脱胎于作者的原创性学术研究，出于对文字的润饰提高，本书简化了部分琐碎的考据结果列举，尽可能做到通俗易懂。
我们在书中提出的主导性问题是随着时代的推移，国家对金融的影响力究竟是在不断加强还是不断削弱，这只“有形之手”究竟是更强还是更弱？而这种演变对于金融市场和金融行业又意味着什么？
这个问题困扰了很多人。从金融活动本身来看，宋元之后，货币经济迅速发展，民间金融日益繁荣，到了清朝中后期，票号、钱庄等近代金融机构已经具备了“富可敌国”的强大实力，无论是主观放松还是客观无力，“有形之手”的影响力似乎都在削弱，而且这种削弱似乎与金融活动的日益活跃和金融规模的持续增长相伴发生。因此，金融市场的自由似乎意味着金融活动的活跃与高效。
但事实远非这么简单。
我们发现，从长期历史来看，中国政府对金融活动的治理不断加强，虽然这种趋势会出现波动，例如明清时期的削弱和计划经济时代的加强，但是最终都会回归到一个稳定的演变速率。这个速率当然受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它与王朝的金融治理举措息息相关。不同的政府行为塑造了不同的金融制度，不同的金融制度培育了不同的金融市场。
这个结论并不武断。金融发展十分依赖政策制度，而政府是最大的、最直接的制度供给方。政府的治理力度越强，其对金融的影响力度自然越大。而自古以来，金融作为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领域，中央政权无论如何不可能放弃管理。一旦时机成熟，政府一定会加强对金融的治理，这是镌刻在政权组织形式中的本能。与此同时，中国人对历史的敬畏和对历史经验的不断总结，使得一代一代决策者的政治经验不断积累，而随着技术的发展，社会经济治理工具也不断丰富。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金融管控能力是持续加强的。
这个观点得到了大量史实的印证。我们在写作中发现，从先秦到元代，中央政权都在不遗余力地加强金融市场治理，形成了政府对金融活动干预的“四次扩张”。第一次是两汉之交铸币权的彻底国有化，第二次是隋唐时期信贷等业务管理的细化，第三次是北宋开始的货币下沉，第四次是南宋国家信用的发展，以及由此引出的古代中国货币治理的巅峰——元朝法币。这“四次扩张”，实际上都伴随着中央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
然而，如前所述，这一宏观进程也在局部出现过波动。
第一次波动始于明朝中后期。随着大量的白银流入中国市场，由宝钞体系建立起来的中国传统货币金融框架受到冲击。由于缺乏官方统筹管理，白银在中国市场上肆无忌惮地流通。这期间，王朝的货币治理能力出现了退潮，铜币退出的领域逐渐被白银侵蚀，而白银的流入、流出和总量根本不受中央王朝的控制，直到1933年民国政府推行法币，才重新夺回政府对货币的治理权，而这距离明朝中后期，已经足足过去了500余年。
第二次波动则来自近现代。有人认为，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和解放区的金融治理模式来源于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看法与实际情况是有出入的。资料显示，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在所辖局部的金融实践和金融斗争建立在当时全国统一的金融市场环境之下，究其本质并未脱离中国金融发展的历史轨道。新中国成立之后，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下，政府对于金融的管控变得空前直接，形成了超出历史趋势的强力管理，而随着改革开放，这种直接的金融管控也逐渐松绑。
如果把镜头拉长，中国政府对金融的治理力度整体趋势是在增强，并且表现形式更加多元和间接，效果更加明显。近年来，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关于改革的方向产生越来越多的讨论——中国的金融应该是什么样的？政府应该如何进行金融治理？有观点认为，中国作为金融产业的后发国家，应当以欧美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为参考，进一步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也有观点认为，国家应当牢牢掌握对金融市场的管控权，并将这种权力作为国家主权的一部分严肃地捍卫。
很长一段时间，金融市场化改革的呼声呈压倒性态势，中国以发达国家为样本，推进了金融企业市场化改革，建立健全了金融监管体制机制，中国金融市场在规模和质量上都得到了显著提升，而因在部分金融领域没有国际化，反而有效缓冲了1998年、2008年两次金融危机对中国金融秩序的影响。此后，关于加强国家金融管控力度的呼声开始变得响亮。2018年之后，肇始于中美贸易的冲突开始向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蔓延，中国金融改革面临的国际环境愈发复杂多变。是继续推进金融的市场化改革，还是恪守政府对于金融市场的管理主体作用？
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非常简单。如果能够清晰地梳理中国金融治理的底层逻辑，了解中国政府金融治理模式是如何穿过风雨走到今天的，就可以知道未来的路应该如何走下去。
每个过往的时代，都藏着这个时代的答案。
（本文选自人民日报出版社《有形之手：透视中国金融史》序言，题目为本刊所加；作者颜色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研究员、副教授、博士生导师，辛星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博士、中国建设银行总行业务经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