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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而立之年，我们为之奋斗十余年的新中国诞生了。从参与成立建设到见证祖国成长强大，风风雨雨70年。如今，我已经100周岁了，唯愿我们的祖国明天更美好，我们的人民文明、健康、幸福。”
说此话时，周令钊与朋友们的小型画展五一期间在北京展出。是庆生，是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更是一名百岁老人献给祖国70周年华诞的生日贺礼。
周令钊是谁
开国大典上天安门城楼悬挂的戴八角帽的主席画像，国徽、共青团旗、少先队星星火炬，第二、第三、第四套人民币，甚至人民大会堂主会场的“满天星”穹顶……这些，都是他亲自绘画、设计或参与的作品。
而这，也只是他从艺80多年众多作品中的“冰山一角”。人民解放军“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大型历史油画《五四运动》、大型壁画《世界人民大团结》、油画《韶山》，记录反映新中国不同时代气息的各种招贴画、邮票、徽章……
他，是新中国高等美术教育的重要拓荒者和奠基者之一，先后担任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版画系、壁画系教授，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
如今，期颐之年，忆百年过往，仍然最怕听到别人称他“艺术家”，“我从来没有因为自己的作品而骄傲，我只是完成了一个又一个工作。有机会为国家做设计，我很高兴，也很荣幸，大家都说好，我就会更开心。”
他，是被誉为新中国的“国家形象设计师”，见证了新中国70年发展历程的百岁老人周令钊。
“画了多少，别人不说我们不知道”
北京五环外一个普通又僻静的住宅小区里，周令钊的家就坐落其中。餐桌边微笑、打招呼的周老面色红润，慈祥安静。缓缓挪步，上下台阶，周老在一张中式木椅上坐下：“我身体没有问题，就是记性不太好了，过去的事情记不得了。”
“业内很多人都不知道父亲为国家到底做了多少事情，包括我自己。”这些年，周容为父亲周令钊的画册、展览、资料整理做了许多幕后工作，惊奇惊喜中，周容一次次重新认知父亲。
2011年，“周令钊艺术展”在中国美术馆举办。那一年，他与84岁的夫人陈若菊完成了创作4年之久的水墨长卷《汨水平江永流芳》、大型丙烯壁画《长沙——湘江北去橘子洲头》，2013年又一起完成了北京地铁6号线朝阳门站陶瓷浮雕壁画《京东粮道》《凤舞朝阳》的设计。
2017年，98岁的周令钊应邀设计了“戊戌狗年”特种邮票，创造了中国邮票史上近百岁艺术家创作邮票的奇迹。
在周令钊的画案上，正在着色的3米长卷《桃源春色》是之前作品《沅江春暖》的一部分，周容说：“这是为湖南常德的一个大型彩色陶瓷壁画制作的色彩效果图。”
早期经历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的前两天，周令钊出生于湖南平江一个文化气息浓厚的大家庭。母亲郑家一毕业于长沙周南女校师范班，是徐特立的学生、杨开慧的同学，画水彩、绣样，并喜作诗，曾在长沙衡粹女子职业学校任图画教员。
受母亲影响，周令钊从小就喜欢画画。13岁进入长沙华中美专，其间参与国货公司广告设计，贴补家用。毕业于湖北武昌艺专后，周令钊又在上海华东美术印刷传习所学习修版、制版等。
1938年，在同学的带领下，周令钊进入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当时的“第三厅”大师云集，郭沫若、田汉、冼星海等都曾在此供职。那年9月，周令钊参与了全国首幅巨型抗战作品黄鹤楼壁画《全民抗战》。自1937年起，随着战事逼近，周令钊像每一个热血的中国男儿一样，将身心融入文化抗战的洪流。
1945年抗战胜利，周令钊从缅北战场归来。1948年8月，老战友冯法祀带来北平国立艺专校长徐悲鸿的聘书，经过妥善安排，周令钊抵达北平。
开国大典前夜还在赶制毛主席画像
1949年9月，开国大典筹备处把绘制天安门城楼毛主席画像的任务交给了国立北平艺专。“学校决定由你来画。”艺专党委书记江丰找到周令钊，因为之前他已多次在重要会议会场布置中绘制过毛主席画像。
接到任务，距离开国大典也只有20多天的时间。周令钊不敢怠慢，带着新婚妻子——他在央美实用美术系的第一届学生陈若菊，登上了搭建在天安门城楼上东墙根的大型脚手画架。
开国大典前的天安门城楼安静庄严，天蒙蒙亮，执勤的小战士就能看到两个瘦小的年轻人背着画具，带着干粮水壶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打格、放大、调色、绘画、调整，攀上爬下、远观近改，饿了啃一口凉馒头、渴了喝一口热开水，两颗年轻的心随着新中国的即将成立而热血沸腾，“大家都很兴奋，非常愿意为一个新的中国去做事情。”周令钊曾多次提及这段往事。
“像，非常相像！”画像绘制接近尾声时，聂荣臻元帅亲临现场，他的话让周令钊吃了定心丸。画像完美收工，已是开国大典前夜，回到住所还未休息，天安门便又来人。因为周总理觉得挂妥的画像下面，一行“为人民服务”的字样远看又小又花，很不协调，提议“马上改”。
天安门城楼中间门洞约8米高，主席的画像就悬挂在上面。在由三个直梯绑成的长梯上，周令钊一手拿照片、调色板，一手握画笔，再一次爬到了聚光灯下的巨幅画像前。满意收工时天已大亮，此时距开国大典只剩几个小时。一夜未眠的周令钊与美院师生们守候开国大典的激动时刻。周令钊说：“我和若菊完成了我们人生中一个伟大的重要的工作！”那一年，周令钊30岁。
从团旗、星星火炬到国徽、人民币设计
1949年4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刚刚和平解放的北平召开。受命布置会场时，周令钊结识了团中央《中国青年》杂志美术编辑娄霜。一天，娄霜找到周令钊，请他帮忙设计一稿“共青团团旗”。
“全国各族青年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刚听完娄霜关于团旗理念的介绍，“一颗被一个圆圈环绕的五角星”就出现在周令钊的稿纸上。没等解释，娄霜已经兴奋地叫好：“简洁明了，太贴切了。”就这样，5分钟不到，一面鲜艳的“团旗”诞生了。其后，“星星火炬”，一代代中国人铭记的少先队队旗也随之在周令钊参与下诞生。
1950年，周令钊作为中央美术学院小组成员和张仃、张光宇，与以梁思成为代表的清华大学小组共同完成了国家形象中最重要的徽标——国徽的设计工作。“国徽的设计是一个集体创作。”周令钊说，自己当时提出“将一颗星改为五颗星，与国旗一致”的建议被采纳。
从1950年起，在新中国百废待兴之时，年轻的周令钊承担了许多重要的国家任务，更参与了不少重要的“国家形象设计”。其中最重要的无疑是人民币第二套、第三套、第四套的总体设计工作。
“人民币第一套是在原晋察冀边区银行设计发行的，第二、三、四套是我直接参与设计的。”周令钊之前多次回忆，“1950年，时任中央美院党委副书记的罗工柳接到设计第二套人民币的任务，于是就找到我来做总体设计。”再后来，妻子陈若菊、著名画家侯一民与夫人邓澍等也陆续加入了创作队伍之中。
“有哪一位艺术家有如他那样，涉猎了难以想象的广泛而多样的领域，完成难以数计的或为重大或为平凡的艺术项目的创造，却都能达到至精至善。凭在战争年代、在实际工作中、在神不知鬼不觉间完成了他智慧和功力的积累与冶炼，成就了一代大才。”著名画家侯一民对周令钊的评价更多来自对其艺术人生的敬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