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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书院的真实生活

白雁 《 人民周刊 》(

    自从唐代初年产生到清末退出历史舞台,古老的书院体系在中国存在了一千多年。在各种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中,我们曾无数次看到古代学子们的书院生活,似乎和现代的学校生活差不多。事实果真如此吗?

    古代书院为何都安在深山老林里

    书院在唐朝产生之初,常与僧院、道观为邻,选择的地址往往在深山老林里。例如年代最为久远的光石山书院,就建在攸县(今属湖南)麒麟山中,附近有朱阳观与惠光寺。

    比光石山书院稍晚的李宽中秀才书院,则直接建在石鼓山的寻真观里。这里风景优美,如诗如画。读书人和道观中的道人坐以论道,互相熏陶。

    不光书院选址很讲究,创建人对书院内的小环境也很在意,常常栽花种树,移竹运石,打扮书院。唐朝著名的诗人贾岛在《田将军书院》一诗中这样描写田将军书院内的美景:“满庭花木半新栽,石自平湖远岸来。笋迸邻家还长竹,地经山雨几层苔。”

    唐人为书院选址的习惯一直沿袭了下来。宋代一些著名的书院,也都坐落山间。例如,岳麓书院建在岳麓山下,白鹿洞书院建在庐山五老峰下,嵩阳书院建在嵩山的太室山脚,石鼓书院建在衡阳石鼓山回雁峰下。其他如象山书院、武夷精舍、南岳书院,包括江宁的茅山书院,都选址在风景秀丽的山区。

    书院选址,为何要在远离人烟的深山老林里呢?这与书院兴起的初衷有很大关系。古代的书院,往往在官学废坏时出现。兴办书院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科举考试;另一方面,在一些大学者看来,官学一旦成为科举考试的附庸,就严重丧失了教书育人的能力,并日益腐败和衰落。因此,他们以个人的力量另建书院,就是为了研究学问,启迪民智,回归教育的本质。而在他们看来,一个空灵安静的地方,更有益于做学问。

    连皇帝都奈何不了桀骜不驯的“校长”

    理学大家朱熹所在的南宋,是书院管理体制形成并得以确立的重要时期,理学家和书院结为一体,使书院承担起了研究学术、发展教育、推行教化的重任。同一时期,书院的管理也借鉴官方的学校以及释道的清规,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制度。

    书院的管理体系,有分工明确、便于操作的特点。它的核心是山长负责制为代表的管理体制及与之配套的组织系统,从组织上保证书院的管理有序有效地进行。山长最重要的职责之一,就是为书院聘请老师。聘请老师时,或者重视学行,或者重视文凭——也就是科举出身,这样就能确保书院的学术研究和教学水平能够达到一定的标准。山长以下,有副山长、堂长、讲书等职,他们各司其职,分工明确,协助山长维持书院正常的教学秩序。

    “山长”,其实就是书院的负责人,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校长,位高权重,是书院的核心人物。梁章钜在他的《退庵随笔》中就这样定义山长:“掌书院讲习者谓之山长。山长亦称院长,亦称山主。”山长的称号,充满了野性和对官府的反叛,这与早期书院倡导的自由精神是一致的。它的由来也要追溯到唐代。不过,真正固定下来,则是到了宋代。

    古代那些著名的书院,无一例外都拥有名震四方的山长。例如,北宋年间,岳麓书院有个叫周式的山长,他的学术和品行都很好。宋真宗知道后,就派人接他进入皇宫,封他为国子监主簿,并想留他在京城侍驾。然而,周式却坚持要回到岳麓书院,真宗无奈之下放他南归。此后的岳麓书院,更是名声大振。

    学生违规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

    有了德高望重的山长和教师,书院不愁没有学生。因此,书院也设定了不低的入学门槛,也有入学笔试,而且招生数量有限。

    “天下四大书院之首”的岳麓书院,在南宋乾道年间,就“定养士额二十人”,后来扩到三十人。岳麓书院名气出去以后,远道前来求学的人越来越多,于是“别置额外学生十员,以处四方游学之士”,等于是增加了10个旁听名额。

    一旦进入书院学习,学生就要遵守书院的一系列规章制度。以明道书院为例,首先要求学生穿“校服”,这个校服当然不是像现在一样统一定做,只是规定要穿颜色深的衣服。另外,书院还设了专门针对学生的“请假簿”“讲簿”“德业簿”“食簿”“宿斋簿”。明道书院还规定,学生请假不得超过三个月;谒祠、听讲、供课三者都需要登记,缺席三次就“罢职、住供”。这个住供,就是停止供给。

    当然,对于学生来说,最重要的还是学业。古代书院中的学生学些什么呢?即《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等儒家经典。学子每天的学习时间划分成起床后、早饭后、午后、晚上四段,每一段都有规定的学习任务。而且既有自学,也有讨论,还有老师解惑,还是很科学的。

    为了检查学生的学习效果,书院还有考试制度,主要考查德行和学业两大方面。学业考试以南宋时期的延平书院为例,每个月有三次小考,考得好的,成绩一出来就有物质奖励,并且还会累积积分,累积到一定程度则升级,也与经济利益挂钩。

    德行考试的考核标准一般因山长的习惯而定,例如,朱熹主持白鹿洞书院时,提倡自觉自励,不作硬性规定;而普通的书院则从更实用出发,对儒家伦常作了具体化的规定。

    有人拿书院当作“高考复读班”

    中国古代的书院,并不能为学子提供一张“就业文凭”,充其量只有一张“肄业证”。但是学子们还是源源不断而来。他们之中,有人是拿书院当“高考复读班”,希望经过名师点拨,金榜题名;也有的人是为了学问而来。不管是为什么而来,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书院内,他们将极有可能亲眼目睹国家级的学术盛会。在这些学术盛会上,大师与大师之间进行了激烈的思想碰撞,在文化史上留下了灿烂的一笔。

    书院历史上记载较早的一次学术盛会,发生在南宋乾道年间。当时,理学大师朱熹有个问题没有搞清楚,于是他从福建崇安千里迢迢赶到了潭州(今长沙),目的是为了向在岳麓书院讲学的另一位理学大师张栻讨教。在湖南期间,朱熹与张栻就学术问题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会讲的高峰期,曾经三昼夜不下讲坛。远近来听他们会讲的人不计其数,饮马池的水都被马喝干了。会讲期间,两位大师还写诗唱和,居然写出了149首诗。

    潭州会讲之后,朱熹与理学大师陆九渊等人还在江西信州(今上饶)的鹅湖会讲。

    南宋以后的明朝,书院的性质已经和最初产生时大为不同。公开的学术盛会不再,但是一些书院仍旧努力维持初衷,在倡导学术的同时,还添加了“市民学堂”的新功能,担当起教化平民的任务。例如,明朝时期,苏州常熟城内有虞山书院,定期向民众开放。不仅孝子、善人、山林隐士可以来听,平民百姓也能来听。

    书院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经费。而书院经费的来源多依赖于学田。书院兴起之初,私人筹措办院经费,主要也是靠私人的田产或别人捐赠的田产来供给。

    在清代,书院的常年经费已经由官府一次性拨给。书院不可避免地逐渐沦为科举的附庸。尽管还有一些理想主义的书院在苦苦支撑,然而,书院的没落已经无可挽回。光绪年间,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已经与科举合为一体的书院也一并成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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