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魅力外交

    提起周恩来，人们总是将他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联系在一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与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一起顶层设计，制定新中国的国际战略，并以非凡卓越的才能，领导开展对外交往，走出了一条外交新路，使社会主义中国一扫旧中国任人宰割的屈辱外交阴霾，在国际舞台上赢得了普遍尊重。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的领航者，周恩来同样赢得了世人的尊重，被誉为“卓越的谈判家”“最有才干的外交家”“最有魅力的人”。从某种程度上讲，周恩来的“魅力外交”，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国际社会，逐步走向国际舞台中心的最好的注解。

    中国和平外交理念的倡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提出，既是领导层集体智慧的结晶，也与领导者个人政治智慧的发挥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历程中，周恩来协助毛泽东提出在不同的国际形势认知下的外交理念和外交政策。在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指导下，周恩来在外交实践中创造性地提出了带有个人特质的和平外交理念。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周恩来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创造者、发起者和践行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探索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相处的外交实践中，周恩来率先提出了举世闻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与印度总理尼赫鲁、缅甸总理吴努共同倡导，使之成为处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关系的准则。

    1953年12月31日，周恩来在谈判中接见印度代表团时，第一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经过讨论，1954年6月28日，中印两国总理在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写进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指出这些原则不仅适用于双边外交，也适用于处理一般国际关系。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世界冷战格局中的国际社会实现和平提供的中国方案。1955年的亚非万隆会议通过了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该宣言正是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蓝本的，得到了广大亚非国家的赞许。1956年波匈事件发生后，周恩来在11月1日发表中国政府声明，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更应该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1972年，中美两国在上海签订《联合公报》，同样写入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内容，这是美国第一次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写入与别国的《联合公报》，意义深远。据统计，到1976年，有90多个国家在同中国共同发表的文件中，都确认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五项原则，后来还被应用于一个又一个的中外条约，事实上成为公认的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

    1963年12月，在访问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期间，周恩来提出了“同非洲和阿拉伯国家处理相互关系的五项原则”。1964年，周恩来在同加纳总统会谈时，首次提出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紧接着，周恩来在同马里总统的会谈中，又一次重申了八项原则，并全文写入两国的联合公报。

    这两个原则不仅适用于中国处理同阿拉伯国家、非洲国家的关系，也适用于中国处理所有愿意和中国发展关系的亚洲、拉丁美洲国家的关系，基本上成为中国与“中间地带国家”的交往原则，受到广泛欢迎。时至今日，两个原则仍然是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国际关系准则的重要组成部分。

    外交工作重要关节点的担当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周恩来“总理”“外交部长”一肩挑，直接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工作，一直到1958年，“外交部长”一职由陈毅担任，但周恩来仍领导外交工作。从1967年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工作确立“毛—周”决策机制，直至1976年周恩来逝世。可以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26年的岁月中，周恩来“以决策人、指挥者、实践家三位一体”的身份，亲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几乎每一次重大外交活动，并屡次在关键时刻展现出处理复杂局面的高超政治智慧和勇于担当的崇高品格。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外交领域的头等大事是与苏联结盟，寻求苏联援助。开国大典两个月后，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出访苏联，周恩来留守北京。起初，签订新条约的意图在斯大林回避的情况下，并没有得到顺利实施。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波折，1950年1月2日，苏联作出让步，同意签订条约，毛泽东当即发电报请周恩来赶赴莫斯科统筹条约事宜。

    1950年1月20日，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抵达莫斯科，旋即召开会议。在详细了解了中苏谈判的进展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后，周恩来作出判断：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涉及方方面面，情况复杂，头绪多，在两国还有分歧的情况下，不能陷入事务主义的泥潭，一定要抓大放小，集中精力解决关键性的核心问题。

    1950年1月28日，斯大林几乎不作改动地返还了中方提出的草案，中国如愿以偿地收回了旅顺、大连、中长铁路的主权。2月14日，中苏两国正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相关文件。整体上讲，条约是符合中国的愿望和主权、经济利益的，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开启了大门。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体现周恩来外交政治智慧的经典案例可谓是俯拾皆是。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在观影《梁祝》的请柬上只写下“请你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一句话，便让西方记者朋友们在观赏《梁祝》的过程中，体悟到“中国现在不要战争，要工业化”的和平诚意；在1955年的亚非会议上，面对非难，周恩来用“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的即席演讲，赢得了广大亚非国家的友谊，与会的菲律宾外长罗摩洛评论说：“周恩来是我去的时候的敌人，回来的时候的朋友。”在中美破冰的时刻，周恩来携手基辛格，议定联合公报可以采取“各说各的”原则，“明确写出双方的分歧，同时也写出双方的共同点，以便共同遵循”。最终，周恩来的提议、基辛格的文笔形成合力，搬去了尼克松访华道路上最大的一块石头。

    大国首脑人格魅力的示范者

    在国际舞台上留下过许多政要的身影，其中不乏以纵横捭阖之术建功立业的杰出外交家，但是像周恩来这样，既做到了折冲樽俎、功高如山，又能够虚怀若谷、心胸似海的大国首脑，却并不太多。不论是中国人民的朋友，还是谈判桌上的对手，经过与周恩来的交往接触，大多数都为他的人格魅力所折服。

    对于亚非拉国家来说，中国是一个东方大国。但在很多亚非拉国家领导人眼中，周恩来却是一位正直诚恳、平等待人、值得倾心信赖的兄长。在一些亚非拉国家，至今还流传着很多关于周恩来光辉品格的友谊故事。古巴人民至今记得，1960年11月，中古建交不到两个月，古巴政府高级领导人格瓦拉率团出访中国。当时，古方坚持要在两国公报写上“古巴感谢中国无私援助”的字句，但周恩来总理不同意，坚持认为各国间的援助都是相互的、互利的。回到古巴，格瓦拉向全国人民做广播，说：“最后，周恩来胜利了。”大胡子的古巴革命英雄格瓦拉，感受到的是周恩来和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两国关系进一步密切。

    在与世界其他大国政要的交往过程中，周恩来的光辉品格和人格魅力同样得到了首脑们的认可和欣赏。美国总统尼克松曾经是一名坚定的反共分子，在1972年的访华之行中，周恩来给他的印象是：“在我们所有的会谈中，他始终镇定自若，从未失态。与赫鲁晓夫的滑稽动作和勃列日涅夫的装模作样形成对照，周恩来从不提高嗓门，从不敲桌子，从不为了强迫对方作出让步而扬言要中断谈判。”尼克松认为，这个共产党中国的总理，越是“手里有硬牌”，讲起话来越是平和。或许正是对周恩来光辉品格的钦佩，在一次招待晚宴上，这位美国总统贴心地为中国的总理脱掉大衣，成为中美外交史上的一段佳话。

    在周恩来去世的很多年后，基辛格博士对于中国的这位同行、对手和朋友作过如此评价：“周恩来智慧超群、学识渊博、品德高尚，无论对哪个国家来说，他都是一位非常杰出的政治家”“在我见过的外国领导人中，周恩来是百里挑一的人物”“他是我在60年来的公职生涯中遇到过的最有魅力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