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西迁人”

    19世纪末，甲午战败，民族危亡之际，著名实业家、教育家盛宣怀秉持“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的信念，四处筹款兴学，于1896年在上海徐家汇创办了交通大学的前身——南洋公学。初建时以培养高端法政人才为办学目标，先设师范院、外院、中院、上院四院，继设铁路班、特班、政治班、译书院、东文学堂等，体制完备，规划宏远，开创了我国近代教育的新风气。1907年，著名教育家唐文治执掌南洋公学，把“求一等学问、成一等事业、育一等人才、塑一等品格”作为办学方针。当时，学校只有五六百人的规模，却已经鲜明地提出“造就领袖人才，分播吾国，作为模范”“造就中国之奇才异能，冀与欧美各国颉颃争胜”等口号。之后学校几度更名，至民国成立后，定名为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坚持以培养交通实业专才为宗旨。1920年12月，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叶恭绰将交通部所属四所学校即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北京邮电学校、北京铁道管理学校列为大学分科，定名交通大学，属国立大学性质。1921年5月，交通大学正式合组成立，上海工业专门学校相应改组为交通大学上海学校。从此，交通大学这一校名虽历经风雨，却传承不辍，学校理工管三足鼎立而工文并重，“起点高，基础厚，要求严，重实践”，形成严谨治学和精勤育人的优良传统，以杰出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摇篮而享誉于世。

    1955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了交通大学迁往西安的决定。当时的交通大学作为我国创建最早的著名学府之一，已经深扎上海60年，世人眼中，交大在上海，上海有交大，这一观念已深入人心。从经济实力、文化环境、工业设施、生源条件、生活便利等各个方面来讲，交大留在上海继续发展，前景明显好于迁往资源样样匮乏的西北内陆。广大的师生群体更要承担迁校带来的个人、家庭在情感和生活等多方面的巨大变动，有些人思想上一时间准备不足，这都使得交通大学的西迁之路，充满了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而当时经历了近百年民族磨难、文化经济萎靡不振的大西北，正迫切需要一所高水平的工科大学前去，为西北的开发建设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供给，广大人民群众求校若渴，都在急切盼望着交大的到来。

    关键时刻，交大充分发动党组织的力量，紧紧依靠教授专家开展工作，在师生中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统一了全校的思想，一些思想上有过波动的师生很快下定决心放下了心理负担。充分了解了西迁意义后，希望尽快投身到改变祖国落后面貌的火热建设大潮中的交大师生，义无反顾地背起行囊一路向西。“向科学进军，建设大西北！”怀着对民族的赤诚之意、对知识的炽热之心，他们成了西部大开发的先行者。1956年8月10日，第一批西迁师生员工和家属从上海徐家汇踏上西行的专列，学校领导、学术带头人率先示范，17位党委委员中有16人迁到西安，西迁的教授、副教授近50名，西迁教师占教师总数70%以上。一大批德高望重的老教授、年富力强的学术骨干舍弃上海优越的生活条件，义无反顾从十里洋场来到荒原麦田，站到了西部开发的最前沿，深深地扎根在了渭水之滨，一些人更永远地留在了这片为之奋斗的土地上。正如西迁老教授史维祥所说：“当时国家一声号召，我们觉得这就是应该去做的事情，就背上行囊，满腔热血一头扎进来了，一扎就是一辈子。”

    西安，著名的十三朝古都，曾经作为历朝首都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长达1100多年，汉武帝于长安立太学，更标志着我国封建官立大学制度的确立。但20世纪50年代深处内陆的西安，发展水平与东南沿海的繁华上海简直判若云泥，当时的西安有三句俏皮话：“马路不平，电灯不明，电话不灵。”生活条件较之上海十分艰苦。8月的西安正值雨季，道路泥泞，到处尘土，习惯了上海柏油马路的西迁师生们虽然做足了心理准备，但刚一出火车站，对眼前的一切还是始料未及，前来接站的公车甚至因为积满了灰尘没被人们认出来。从江南繁华世界而至西北黄土荒原，一切看来都显得那么简陋艰苦，而更艰苦的还不止这一点。西迁来的师生多为南方人，对北方的气候、饮食完全不适应，籍贯浙江绍兴的陶文铨院士当时是一名西迁的学生，他回忆当时“西安气候干燥，刚来时我鼻子出血半年多，吃馒头就像吃药一样不习惯”。西北干燥寒冷的空气，让南方师生不是鼻子流血就是喉燥嘴裂，到了冬天更是冻得手脚皲裂。有随行家属回忆当时的生活：“煤球木炭换成了蜂窝煤。没有鱼虾、梅干菜、雪里蕻，只有北方人不吃的鸡爪、蚕蛹、咸带鱼。三根小葱，二两肉，一把小油菜，九分嫩豆腐赶个早市的新鲜。1元40只鸡蛋，4角一只小公鸡仔，调剂了冬天只有一堆大白菜、青萝卜和山东大葱。”

    在上海吃惯了大米饭的师生们，初来西安时只有杂粮和面食可供选择。据陈学俊教授回忆，当时主食只能吃杂粮，后来每户每月照顾发大米30斤，蔬菜水果很少很贵，鱼虾更是见不到。许多教师在上海的家中已经用上了管道煤气，在西安他们却要自己动手烧煤炉，亲手做煤块。因为没有打煤球的设备，教师们只能用土和煤搅在一起拍成煤饼，晒干后烧着用，打一次煤饼就得用一天时间，一个月难得的四个星期天休息日，就得用去一个解决家里的燃料问题。

    当时西安商品交易不发达，生活用品不足，日常所需只能到市内的一条主干道上去买，交通不便，进出城很不方便，有些时候连牙膏、牙刷之类的日用品也得从上海带来。总之，西安与上海悬殊的物质生活差距，难以融合的文化和精神层面的隔阂，都让这些西迁的师生们感到了巨大的落差。但是，他们为祖国建设和集体事业奋斗的决心和激情，把困难化作了“以苦为乐”的坚持，大家在困境之中依然精神振奋，心里向往的，更多的是大西北的开发建设和新中国的美好未来。

    2017年11月30日，西安交通大学15位“西迁”老教授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的体会和弘扬奉献报国精神的建议。同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向当年响应国家号召、献身大西北建设的交大老同志们致以崇高的敬意，祝大家健康长寿、晚年幸福，同时希望西安交大师生传承好“西迁精神”，为西部发展、国家建设奉献智慧和力量。

    2018年新年贺词中，习近平总书记又说：“2017年，又收到了很多来信，其中有西安交大‘西迁’的老教授，他们的故事让我深受感动。”

    总书记的这一重要指示，既是对西安交大知识分子的期望，更是对全国知识分子的号召。新时代知识分子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将个人奋斗融入祖国建设之中，这正是“西迁人”曾经谱写的人生壮歌，是“西迁精神”在新一代知识分子中的传承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