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历史上的“中国热”

    在《马可·波罗游记》中，中国被描写得富足而发达，从此预先建构了欧洲人对遥远的东方国家——中国的大致想象。15世纪前后兴起的海上大探险，目的之一也是为了发现到中国去寻找财富的新航路。地理大发现后，东西方贸易往来频繁，中国的茶叶、瓷器和丝绸如潮水般涌向欧洲，充斥着欧洲高端市场。后来，来华的欧洲传教士怀着好奇心，把大量有关中国的信息，以写书、寄回资料和物品的形式呈现在欧洲民众面前。

    其实，早在公元前1世纪时，中国很多产品就经由“丝绸之路”传入欧洲。据说罗马皇帝恺撒曾有一次穿着中国的丝绸袍子去竞技场看表演，并引起轰动。在18世纪，中国的丝绸、瓷器、漆器等商品更趋完美，丝绸轻盈亮丽，瓷器巧夺天工，造型别致，对西方人来说一度是非常高档的类似艺术品的物件。瓷器进入欧洲以前，西方人日常应用的器皿多以陶器、木器和金属为主。轻薄的瓷器一传入欧洲，便成为热销物品。最初的瓷器价格昂贵，比如在埃及和阿拉伯，几件瓷器甚至可以换一个奴隶。

    瓷器的制作工艺长期以来对欧洲人是个秘密，葡萄牙人曾猜测瓷器的原料是贝壳、蛋壳和石膏。后来，在华的传教士偷师学艺，把瓷器制作、养蚕及制造丝绸的技术传回欧洲。16世纪，意大利、法国已能够生产丝绸。欧洲的丝绸在质量上不久就能与中国货相当，却仍然常常采用中国图案，比如龙、凤、花、鸟等，开始时还特别注明“中国制造”以利销售。欧洲丝织厂的丝绸画师们，手里都还有一本《中国图谱》作为模仿的蓝本。

    欧洲人也很快学会了制作瓷器，巴黎附近的赛弗尔、荷兰的戴尔伏特等是欧洲著名的瓷器工场。荷兰人制瓷时，往往绘上龙凤、鹦鹉、仕女、宝塔、亭榭、夜宴、采茶女、着中国官服的人物等，以“山寨”中国瓷器。18世纪法国和欧洲流行的以精致细腻、柔和纤弱为特征的洛可可艺术风格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受进口中国物品的影响。

    发现了到东方的航路，葡萄牙人居功至伟，他们也因此最早和中国开展贸易。本来手镯和吊环之类的装饰品多由黄金珠宝制作镶嵌，可是在当时崇拜中国物品风潮的影响下，王后、公主的手镯一度是用瓷器制作的。葡萄牙国王以中国瓷器作为礼物赠予意大利君主；王后以在中国订制的带有自己肖像的餐具奖励有功将士。1662年，英王查理二世与葡萄牙王室联姻，葡萄牙公主把大量瓷器作为陪嫁品。

    除了瓷器，中国的屏风、箱柜等漆器也享誉欧洲，法国作家塞维涅夫人在她家里一个螺钿镶嵌的中国五斗漆柜上，写出了著名的数十封致女儿的信。茶叶也是欧洲人特别喜好的一样中国商品，荷兰东印度公司1650年把茶叶引入欧洲，后来欧洲的茶叶绝大部分是由中国进口。饮茶逐渐成为风尚，遍及欧洲王室和上流社会。18世纪，茶叶就成为英国人日常生活的必需品，甚至被誉为“所有医生公认的最佳饮料”。“中国热”也延伸到女王宫廷。作家丹尼尔·笛福就描述说：“女王本人爱好穿中国服装，屋里充满了中国元素。”

    中国物品摆设在英国也成为品位的象征，因为只有财力雄厚，才能从遥远的东方舶来中国物品。宫廷里面往往要挂上几幅中国图案的丝织挂毯，摆上多件中国精美瓷器。收藏中国瓷器成为英国贵族的风潮。至今我们仍可在英国许多地方的王宫贵族府邸里看到当时收藏的大量中国瓷器。

    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也是一个“中国迷”，1670年，他甚至在凡尔赛建了一座“中国宫”。宫内，檐口楣柱、墙角、屋顶都贴着中国风味的瓷砖，室内摆放着中国图案的青花瓷瓶、绸帐与金流苏等。1700年1月，为了庆祝新世纪的到来，路易十四在凡尔赛宫金碧辉煌的大厅里举办以“中国之王”命名的盛大舞会。法国的贵族和上流社会显贵齐聚一堂。当昂扬的音乐奏响后，身着中式朝服的路易十四坐在一顶中式“八抬大轿”里粉墨登场，全场一片欢腾。在王室的示范下，贵族宅邸纷纷摆设中国瓷器；贵妇们摇起了中国折扇，穿着中国风格的丝绸面料鞋子；巴黎街头也出现了中国轿子。1755年8月20日，伏尔泰以赵氏孤儿为原本而编著的五幕悲剧《中国孤儿》在巴黎首演，盛况空前，当日票房收入达到平时的四五倍。

    衣食住行等形而下的物件之外，欧洲人对中国文明也感兴趣了。那个时代，欧洲正处于文明交替时期，对域外文明表现出一种非同寻常的研究兴趣，中国的儒家哲学等因此成为关注重点。法国、英国和普鲁士（德国）等国设立的科学院有大批学者研究中国。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发明微积分和二进制据说就是受到《易经》的启发。

    法国学者维吉尔·比诺曾描述说：“当人们翻阅18世纪法国思想家、经济学家撰写的作品、游记或报刊文章时，会惊讶地发现中国的名字是如此频繁地出现，激起了那么多的赞誉之词。”启蒙运动领袖伏尔泰把中国理想化，以此作为批判法国旧制度的参照物，他赞誉说，中国人的历史书中“没有任何奇迹，没有任何得到神启的自称半神的人物”。

    传教士们还把中国的科举制度介绍到欧洲，在曾德昭所著的《大中国志》中，有一章讲述中国的科举制度，欧洲人耳目随之一新。那时欧洲的政府官职一般是世袭的，而中国用每年举行一次考试的公正办法来遴选官员。在传教士和学者的渲染下，孔孟之道在欧洲人眼里成为一种先进思想，中国成了一个令人神往的“理想国度”。

    法国文学批评家居斯塔夫·朗松认为，中国之所以在18世纪的法国受到欢迎，主要是其道德观迎合了当时法国人的精神需要。那是一种不是建立在宗教教条和超验原则基础上的道德观。伏尔泰认为这种伦理学“严格，同时合乎人情”。重农学派学者魁奈也是一位中国迷，几乎言必称孔子，对中国文化颂扬备至，认为中华文明是符合自然秩序的完美典范，他也因此获得“欧洲孔夫子”的雅号。

    当时，并非所有人都迷恋中国，孟德斯鸠和卢梭就曾批判古老中国的“专制和愚昧”。到了18世纪后期，随着对古老中国的了解更为全面，“中国热”开始退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