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国企改革：把握企业转制的方向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名誉所长、高级工程师  陈清泰

    目前，无论是政府文件还是媒体大都笼统地把市场主体称作“企业”，把与国有资产直接或间接有关的统称为“国有企业”，这种称呼上的混淆造成概念上的混淆、政策上的混淆。政府部门往往用管“国有企业”的办法管国有投资的“公司”，或穿越“国有企业”管到其投资或控股的“公司”，把直接管理的企业与被管企业投资或控股的公司混为一谈，把现代国有企业制度拉回到传统国有企业，两种企业制度各自清晰的属性变得越来越模糊。

    最近国家出台的系列指导性文件很多是针对如何改进和加强对国有企业的管理，出现的问题是这些文件所指的“国有企业”没有准确的界定，是指所有“被称作国有企业”的范围，还是只针对按《企业法》注册的国有企业？如果把针对直接监管企业的政策要求“被称作国有企业”的公司都照章执行或“参照执行”，就会出现很多矛盾，使一些企业和政府人员不知所措。

    国企“转制”的关键是“转”，在这过程中清晰界定两种企业制度十分重要，因为这涉及治理结构的转轨、政企关系的转轨、监管制度的转轨。政策制定和执行中的混乱，搞不好会使国有企业的转制走过场。两种企业制度并存，但绝不意味着两种企业制度并重，改革的方向是股权多元化的公司制度。中央提出“管资本为主”，意在加强此消彼长的进程，因为管资本对接的不是传统国有企业而是股份制公司。

    实现市场主体“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的一项重要措施就是对市场主体的归类和称谓应当遵循企业制度，而不是所有制。依照《企业法》调节的企业应该叫作“国有企业”，按《公司法》调节的股份制公司，包括那些控股的公司，应统称为“公司”。摘掉所有制标签，政府对他们一视同仁。两种企业制度各自应该按照相关法律调节，避免两者混淆。

    增加博物馆界从业人员交流

    故宫博物院院长  单霁翔

    从近年来“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可以看出对人类面临问题的普遍关注，以及鲜明的时代特点。中国博物馆界始终关注社会发展、跟踪社会热点，先后针对博物馆与环境、与全球化、与无形遗产、与文化多样性、与社会变革及发展课题进行积极探索，开始将更多关注的目光投向全体公众的基本文化权益和文化需求。这些博物馆发展理念的变化，充分反映出新时期博物馆关注社会现实、承担社会责任的清醒意识。博物馆不仅从最初的收藏保护发展为开放展示，而且逐步从“以藏品为中心”向“以人为中心”转变，建立起更加融入社会的发展理念。

    从数量上，看中国已经逐渐跻身博物馆大国行列，但是从博物馆功能的发挥和博物馆职能的履行上看，与国际先进水平还有不小差距，必须积极吸收国际先进经验，转变发展模式，实现从“数量增长”走向“质量提升”，从“馆舍天地”走向“大千世界”。

    近年来，故宫博物院通过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等多种渠道，研发数字化产品，将“故宫藏美”以更便捷、更亲民的方式推向大众，方便大家欣赏故宫建筑及文物。这些皆以普通博物馆爱好者作为目标受众，简单易懂，生动可爱，取得了极高的下载量和很好的推广效果。此外，不断与国际博物馆界加强合作，国际博协培训中心、国际文物修护学会培训中心先后落户故宫博物院，这反映了国际组织对中国博物馆界、对故宫博物院的信任，也证明了故宫的文化魅力与故宫博物院的文化视野。在全球化的时代，各个博物馆虽处于不同地域，但全世界的博物馆都面临着如何解释我们本质上从哪里来和处于什么地位这一问题，并试着探究我们是谁和我们将如何发展一个共同的未来。国际博物馆界面临着共性化的发展难题，因此，增加国内外博物馆界从业人员之间交流的频率，提升交流合作的深度和广度，共享资源、观点和战略，确实必要且具有重要意义。

    怎样推进新型城镇化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  李强

    如果我们没有为农民创造一个就业体系，没有给他们培训出他们能够适应就业任务的技能的话，城镇化就是空话。就业是城镇化的核心，我们在城镇化的样本调研中也证明，所有做得好的地方都是创造了新的产业链条，因此，城市需要做好两件事：一是提供新的产业机会，二是给农民工做好就业培训。

    根据分类指导原则，分层次、分阶段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最难的在于超大城市，目前超大城市放开户籍政策仍不太现实。应根据实际情况，在多种类型的城市尝试适度降低户籍门槛和准入条件，对于绝大多数大中城市而言，则应进一步试验如何降低准入条件，鼓励和吸纳更多有条件的农民工进城落户，小城市则应全面放开。率先实现市域、省域内的人口自由流动，再逐步推进跨省流动。

    最近，国务院关于支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文件提出，要将农民工随迁子女的义务教育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还提出要逐步完善并落实中等职业教育免学杂费和普惠性学前教育的政策，这些政策对于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会起到积极作用。

    实现包括户籍人口和流动人口的常住人口的保障覆盖，将是城市面临的重要难题。在社会保障方面，现阶段先行推进省域范围内的社会保障统筹，江苏、广东等地已开展省内统筹的试验，其经验值得借鉴。在此基础上，逐步制定并完善全国范围的社会保障跨省转移续接办法，可在农民工流出大省和流入大省进行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的跨省试验，并逐步向全国推广。

    此外，农村核心是土地问题，农民最大的资源仍然是土地，包括宅基地和耕地。目前，有些地方做过土地流转和资产抵押试验，土地问题处理得好，有利于中国农村的改革，对于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市民化都大有益处。

    雾霾与供暖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副巡视员、研究员  周宏春

    将雾霾与供暖放在一起讨论，是因为存在必然而又说不清、道不明的联系，正所谓“剪不断理还乱”。11月初，雾霾从我国东北蔓延到华北，难免使人想到与供暖相关联。而北欧国家的供暖季节，却是蓝天白云常在，说明雾霾也是发展阶段的产物。

    诊断病根，精准施策，以最小的投入解决供暖期雾霾污染严重问题，不仅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也是城乡居民对宜居环境的新期盼。霾是人为排放的污染物在一定的大气条件下发生化学反应并积累的结果，控制污染物排放总量才是雾霾污染防治的关键，但应避免治理一种污染又产生了新的污染。传统上，大气污染治理将排入大气的污染物脱除了，如我国电厂污染治理实施了脱硫工程、脱销工程，却产生了大量固体污染物。有研究甚至认为，现行烟气湿法脱硫技术是“霾”的生成器；这也成为燃煤烟气越治理雾霾天气反而越严重的原因。因此，需要实现治污设施一体化，以协同处理污染物，不仅减少多次投入，还可以减少污染物排放源，收一举多得之效。

    公众学会了容忍和应对雾霾污染，但治理不应放松，尽管治愈雾霾非一日之功。需要加强宣传教育，普及雾霾产生和防治的知识，提高社会公众参与雾霾治理的积极性。应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尽可能多地绿色出行，尤其是在雾霾天，更应减少汽车出行，以减少尾气排放。只有通过政府、企业和公众的共同努力，对症下药，采取法律、经济、技术和行政等更加强化的防控手段，才能收到治愈雾霾的效果。

    只有“人努力”，有针对性地管控污染物排放总量，才能从源头上扭转供暖期环境质量恶化的趋势，才能使雾霾污染不再加重，也才能有蓝天常在、绿水长流。

    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研究员  叶兴庆

    首先，国家、集体、成员利益统筹兼顾。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核心是要在国家、集体与成员之间合理分割集体资产的产权。在国家与集体之间，重点是按照规划和用途管制的要求，赋予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直接进入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的权能；改革征地制度，缩小征地范围，赋予农村集体更大的土地发展权。在集体与成员之间，重点是赋予成员对承包地更完整的权能、对集体资产股份更大的权能、对宅基地和住房财产权更充分的权能。推进这些领域的确权赋能，涉及国家、集体、农民之间利益关系的深刻调整。

    其次，资源性、公益性、经营性资产分类推进。由于土地不能实行私人所有，各类集体土地的产权制度改革重在寻找更有效的集体所有制实现形式。对公益性资产，重点是探索有利于降低运行成本、提高服务效能的管理模式。经营性资产的可变现、可分割、可交易性更高，可以实行灵活多样的改制模式，对物业、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等以租赁经营为主、收益稳定而透明的集体资产，可实行股份合作制改革，在维持集体统一经营与明晰成员权利之间达成新的平衡；对征地补偿费等现金资产，可以直接分配给集体成员。

    此外，必须因地制宜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一般农区主要是对各类土地资产和农民住房财产进行确权登记颁证，完善承包地经营权流转制度，建立集体成员认定制度。城郊地区集体资产产权制度改革任务较重，既要对经营性资产进行全面清产核资、折股量化到人，也要对各类土地资产进行改革，而且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侧重点也有别于一般农区。在土地已全部城市化、集体成员已全部市民化、社区公共产品已全部由政府承担，集体成员对集体资产管理意见较大、问题较多的城市化地区，集体所有制的存在逻辑不复存在，改革的尺度可以更大些。

    寻求民主与权威的均衡之道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  杨光斌

    世界政治“再权威化”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新现象，在政治理论上也值得思考。

    现代性政治要素之一就是大众权利或者说大众政治，民主政治是政治现代性的应有之义。但西方社会科学流行的是二分法思维，现代与传统对立，民主与威权对立，西方与东方对立，等等。在此思维方式引导下，现代性民主就必然要反对传统性权威，并在理论上“污名化”权威和权力。第三波民主化之后的世界政治昭示人类，现代性离不开传统性，人类几千年来积累下来的智慧遗产就是如何在有序的秩序中生活，安全、秩序和有效施政是政治共同体赖于存续的根本之道。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性的民主政治只能在传统性政治中发生，或者说是传统性政治的现代性延续。

    在政治体制上，过去曾成功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典范是英国，上议院代表传统的“尊荣”，下议院代表民主政治，而政府代表有权威的行政。但就是这样一个曾经的“模范生”，它的政府现状也开始不负责了，草率地搞什么“脱欧公投”辜负了很多人的思想期望。按照英国模式建立起来的印度，蛋糕还没做起来就开始分割蛋糕，以族群为基础的党争民主在地方政治中就是赤裸裸的“立党为私，执政为己”，结果中央政策根本得不到有效实施。印度是民主过度而权威不足的大典型，被西方人称为“无效的民主”。

    转型国家和老牌西式民主国家的故事告诉我们：好的政治必须是现代性与传统性的均衡，也即民主与权威之间的均衡。没有民主的权威是不合时宜的，必须被抛弃；没有权威的民主则是不可治理的，因而也是不可欲求的。自古以来政治的不变之义就是实现“共同体的善”即“善治”，目前世界政治中的“再权威化”现象是不是在回归本来意义上的政治？

    经典不是小众的狂欢

    中国新闻网记者  冉文娟

    “经典文学作品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当50年、100年过去后，后代能够从作品中看出这个时代”，荷兰华文作家、欧华文学会会长林湄认为，经典文学作品要触及生命和灵魂，给人以心灵的启迪。“经典不是被吹捧出来的，它本身应该具有高超的艺术水准。”复旦大学陆士清教授表示，只有那些深刻地反映生活，具有相当的艺术水准，给读者以思想认识和启发的作品才能称为经典。

    “经典作品是文学史的支架和龙骨。”江苏师范大学教授方忠认为，古往今来，文学作品可谓汗牛充栋，但真正称得上经典的作品只在少数，它是经过历史大浪淘沙精选出来的。对经典的追求和寻觅，应是作家的自觉行动。如何才能靠近经典？林湄认为，作家首先应该树立正确的文学观。“文学不是名利场，文学是圣洁的、神圣的。”她说，当下决心向经典迈步，就要甘于寂寞，不为外界的诱惑所动摇。此外，她认为，文学作品应该反映人性，写作者要有高远的眼光和世界胸怀，这样写出来的东西才能拥有更多的读者。“如果创作时过多考虑读者和市场，很难打造经典作品。”陆士清认为，写作者心中应该装着人民大众，但在真正创作的时候要心无旁骛，“就像演员上台表演，眼中要空无一物”。

    经典文学作品如何才能走出小众的圈子、被更多人阅读？旅匈翻译家、作家余泽民认为，社会和媒体应该传播正确的价值观。他说，媒体不能只宣传作家卖了多少本书，赚了多少钱，得到多么高的地位，“财富和名利都是文学之外的东西，卖得最多的作品未必能够流传更久”。

    陆士清认为，经典作品是否只在小众范围内传播，与其传播形式有密切关系。《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这些作品家喻户晓，就与它们通过多种方式传播有关。他说，当下是新媒体时代，经典文学作品也应该借助多种媒介平台传播，让更多人了解和接受。

    实现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

    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教授

    转变重学术轻应用的思想观念。重学术轻应用可以说是我国高等教育的一个传统，学术型高等教育观念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社会上对应用型教育价值的认识出现了严重矮化和窄化现象，形成了学术型高校地位远高于应用型高校、应用型教育低人一等的状况。当前，不少地方本科高校在什么是“应用型”问题上比较纠结，实质上还是“学术型”定位的路径依赖在起作用，是“高大全”办学思路在起作用。可见，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需要高校和社会都转变对应用型教育的偏见。

    转变就业率主导的高等教育质量评价标准。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政策的出台，的确基于这些年其毕业生就业率比较低这一现实，希望通过转型发展来提高毕业生就业率。这实际上已经将就业率高低作为衡量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成败得失和质量评价的重要标准。将毕业生就业率作为衡量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成功与否的标准，必然导致相关高校在转型发展问题上因为就业率前景黯淡而犹豫不决。同时，只关注就业率高低容易将高校变成职业培训机构，从而使地方本科高校进一步失去社会吸引力。

    转变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机制。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形成了计划和市场并行的双重体制机制。高等教育领域最早体现市场机制作用的是招生和就业这两大领域。但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在招生指标上实行各类高校、各个高校甚至各具体专业招生规模的政府计划配置。这就导致高等教育内部的计划体制机制与外部的市场体制机制形成了冲突。可见，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所面临的深层次矛盾，实际上在倒逼我们必须改变高等教育双重体制机制，让市场竞争机制在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和高校发展竞争中起决定性作用。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激发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