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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为什么不愿让儿子学八股

张宏杰 《 人民周刊 》(

    今天的小学生,三年级起才开始练习作文,而且一开始写的都是非常简单的题材,比如“今天你做了什么事之类”的记叙文。而曾纪泽从九虚岁起,就已经开始做议论文了,而且还是“史论”。在自己的两个儿子当中,曾国藩显然更喜欢曾纪泽。从很小开始,纪泽就表现出突出的读书天赋。

    道光二十九年正月初十,曾国藩在家书中汇报了一件让他感到非常惊喜的事情:“纪泽儿自去腊庞先生归河间,请李笔峰来代馆,日加奖赞,悟性大进,一日忽自作四言诗一篇,命题曰《舜征有苗篇》,余始不信。次日余与黄翥吾面试之,果能清顺。或者得祖父德荫,小有成就亦未可知,兹命其誉出寄呈堂上,以博一笑。然记性不好,终不敢信其可造也。”这一年纪泽才虚岁十一,没有任何人要求,他自己突然写了一首四言诗。四言诗是上古诗体,不好掌握,何况这首诗的内容是歌颂大舜征讨有苗这段古老的历史。诗写得不错,通顺可读。曾国藩看了之后,无论如何不信是纪泽自己写的。所以第二天又和一个朋友一起专门给纪泽搞了个面试,当场出题。结果纪泽做出来的文章居然能够文清句顺,斐然可观。

    曾国藩大喜过望,特意向老家人写信汇报。看来曾氏家族后继有人,这个孩子确实有点天才,将来应当会有些造化。对于这个聪明伶俐的长房长孙,远在湘乡的曾国藩的父亲更是寄予厚望。早在曾纪泽十岁的时候,曾麟书就专门写信给曾国藩,嘱咐他将来一定要让纪泽认真学习作八股:“朝廷立法数百,不易者惟制艺耳。尔等亦必深鄙也。此后教纪泽读书,定要作八股。”在信后还加上了“至嘱!至嘱!”四字。

    在传统时代,像曾纪泽这样的官宦子弟,人生似乎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读书应考“做大官”。老曾家的人大部分在读书方面天分不高,好不容易出了一个“读书苗子”,全力鞭策驱驰他在科举路上奋斗,似乎是不二的选择,但是曾国藩却不这样想。他在家书说纪泽将来也许“小有成就”,指的并不是科举成就。对这个孩子的人生道路,他有自己的想法。

    虽然自己科举过程整体上还算顺利,但曾国藩终生对科举抱有一种非常反感的态度。因为科举一途难度太高,偶然性很大。传统时代,连考个秀才,都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情,百分之九十八的读书人会在这一步被淘汰掉:“在200万名参加院试的读书人中,只有3万名(大约1.5%)成为生员。”至于举人和进士,那当然更是难上加难。根据何炳棣的研究,以明代1393年为例,“进士只占总人口的0.000055%,而在清代1844年,则占0.000048%。”

    一个人要想科举成功,必须投入十多年甚至几十年时间,全力攻读范围极窄的应试教材。如果科举不成,“高不成低不就”,很容易成为肩不能担、手不能提的废人。即使科举成功,进入仕途,那又如何?曾国藩身为官场中人,对官场的势利和虚伪深有了解。大多数读书人在官场上沉浮多年,混到的是些微功名利禄,丢失的却是初心和人品。所以曾国藩一直说科举一事,“误人太深”。曾国藩认为,一个人一生快不快乐,不在于做多大的官,赚多少钱,而在于你有没有找到心灵的归宿。读书重在明理,只有明理,才能快乐。所以他多次说:“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

    曾国藩的父亲和兄弟们对曾国藩的这种“清高”的态度都非常清楚,担心影响到长房长孙的前途,所以才专门写信要求纪泽学八股。对于父亲和兄弟的殷殷嘱咐,曾国藩并不同意,他回信说,孩子过早作八股有害无益,即使要学,不妨晚几年再开始:“植弟(指曾国荃)劝我教泽儿学八股,其言甚切至有理,但我意要《五经》读完始可动手。计明年即可完经书,做时文尚不过满十四岁,京师教子弟十四岁开笔者甚多。若三年成篇,十七岁即可作佳文。现在本系荫生,例不准赴小考。拟令照我之样,二十四岁始行乡试,实可学做八股者十年。若稍有聪明,岂有不通者哉?若十九、二十即行乡试,无论万万不中,即中得太早又有何味?”

    曾国藩的意思,是四年之后,也就是纪泽十四岁时再学八股。在此之前,先让孩子学有用之学,打下良好的学术基础。实际上,这只是曾国藩的敷衍之说。到了纪泽十四岁那一年,曾国藩并没有践行诺言,以致老父亲不得不又一次去信催促:“尔教子宜急教做文章,学小楷,慎勿以予言为非,鄙而勿听也。”但是一贯孝顺的曾国藩仍然拒不从命。咸丰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纪泽已经虚岁十六,曾国藩在家书中仍然表示坚决不让纪泽学作八股:“至甲三读书,天分本低,若再以全力学八股、试帖,则他项学业必全荒废。吾决计不令其学作八股也。”

    下一年,曾国藩又在给曾纪泽的家书中嘱咐说:“八股文、试帖诗皆非今日之急务,尽可不看不作。至要至要。”

    对于曾国藩如此抗命,曾麟书也无可奈何。好在曾纪泽身上有一个“荫生”的资格,也就是有额外的做官机会。所谓“荫生”,是朝廷给中高级官员的一项特殊“福利待遇”。清代“四品京官以上,三品外官以上,皆得荫一子入国子监读书”,经过吏部的简单考试,即可为官。早在道光三十年(1850年)曾纪泽就获得了正二品荫生资格。按规定将来可任“主事”,也就是获得正六品的官衔。正因为有这条退路,才让曾麟书不至于在这个问题上和曾国藩气急败坏。不过大家子弟凡有能力尝试科举的,都不会直接通过恩荫为官,因为在当时社会,只有科举出身,才“够牛”“够份儿”,才有机会入翰林,做到大学士。但是曾国藩却不想让纪泽在科举上浪费时间。将来想不想让纪泽入仕还是两说,何苦让孩子受这个罪呢?

    不光是对纪泽要求如此,对没有荫生资格的另一个儿子,曾国藩一开始也并不主张他学八股:“纪鸿儿亦不必读八股文,徒费时日,实无益也。”直到二十岁上,在大家的劝说之下,曾国藩才让纪泽花了一段工夫来专门学习八股。但是毕竟时间太短,所以虽然古文写得很出色,但是纪泽的八股文却写得平常。光绪四年(1878年)夏,曾纪泽入京叩谢袭爵之恩,慈禧太后问曾纪泽能作诗文否?曾纪泽回答,自己“别的诗古文还学过,就是不会作考试之文”。

    在家族的压力下,曾纪泽也参加过一次科举考试,那就是咸丰八年的湖南乡试。不过曾国藩父子对这次考试都不太重视。成绩还没出来,曾国藩就写信给儿子说:“今年初次下场,或中或不中,无甚关系,榜后即当看《诗经》注疏。”不出所料,纪泽没有考中。曾国藩写信安慰说:“纪泽照常读书,不作悻悻之态,余亦欣慰。”这一次之后,曾纪泽再也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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