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中国经济发展内外需动力结构的量化测度,可以为我国制定内外需协同政策提供如下政策依据:第一,我国内需对经济发展的直接贡献率约为75%,表明我国经济发展基本具备了大国经济以内需为主体、内外需并济的规范动力结构,但我国的最终消费率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差距显著,说明我国经济发展的内需动力仍有拓展空间。第二,我国外需对经济发展的真实贡献率约为40%,似乎表明我国经济发展对外需存在较强的依赖,但从更具有横向可比性的“净”贡献率看,我国与美国、俄罗斯、德国等国相比仍存在可挖掘的潜力。第三,我国相对通畅的外需创造内需机制与相对阻滞的内需创造外需机制并存的现状,一方面说明在我国国民经济体系中,外向型经济系统的价值链相对完备,系统内的“投资——生产——流通——消费”子系统协同度较高,外需扩张对经济发展的推导具有显著的乘数效应;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的非外向型经济系统存在较为严重的存量桎梏和机制障碍,不仅无法提供外需持续扩张所需的增量产业体系,且会导致内需动力向经济发展的转化事半功倍。从这个角度讲,外向型及系统可作为确保经济中高速增长的优先动力源,而非外向型经济系统可作为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的优先着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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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发展内外需动力协同的政策依据
中国人民大学产业与市场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智在《价格理论与实践》撰文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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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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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中国经济发展内外需动力结构的量化测度,可以为我国制定内外需协同政策提供如下政策依据:第一,我国内需对经济发展的直接贡献率约为75%,表明我国经济发展基本具备了大国经济以内需为主体、内外需并济的规范动力结构,但我国的最终消费率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差距显著,说明我国经济发展的内需动力仍有拓展空间。第二,我国外需对经济发展的真实贡献率约为40%,似乎表明我国经济发展对外需存在较强的依赖,但从更具有横向可比性的“净”贡献率看,我国与美国、俄罗斯、德国等国相比仍存在可挖掘的潜力。第三,我国相对通畅的外需创造内需机制与相对阻滞的内需创造外需机制并存的现状,一方面说明在我国国民经济体系中,外向型经济系统的价值链相对完备,系统内的“投资——生产——流通——消费”子系统协同度较高,外需扩张对经济发展的推导具有显著的乘数效应;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的非外向型经济系统存在较为严重的存量桎梏和机制障碍,不仅无法提供外需持续扩张所需的增量产业体系,且会导致内需动力向经济发展的转化事半功倍。从这个角度讲,外向型及系统可作为确保经济中高速增长的优先动力源,而非外向型经济系统可作为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的优先着力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