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言利

    王开林，1965年出生于长沙。198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迄今已出版散文随笔集《站在山谷与你对话》《沧海明珠一捧泪》《大变局与狂书生》《新文化与真文人》《敢为天下先》《非常爱，非常痛》等十九部，发表长篇小说《文人秀》一部。现任湖南省作协副主席，《文学界》执行主编。

    “君子不言利”的主张，并非孔子提出的，而是孟子提出的。“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这说明，孔子很少言利，但对它并非不置一词。

    春秋末期，礼崩乐坏，孔子强调的是“克己复礼”，对于“利”，心情较为纠结。他说“仁者安仁，知（智）者利仁”，并无明显的贬义，只是提醒弟子“放于利而行，多怨”，就是说不择手段地追逐私利，容易生怨和招怨。他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似乎要将君子与“利”撇个干净，其实不然。孔子周游列国，追逐权力的目的，何尝不是要“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毕竟他不可能建立君子国。“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才是大实话，谁又能逆天下公意而行？孔子比后世犬儒更可爱的地方就是他既讲大道理，也掏心窝子，他曾说过这样一句真心话，“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此语近情近理，相当通透和豁达。

    战国时期铁血交飞，诸侯尔虞我诈，相互攻杀，孟子适时地挑起义利之辩，执义而反利。他认定“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殊不知，天下人“无利不起早”。孟子强调仁义为先，利益为后，实为过高之理，悖乎人性人情，所以他先后游说梁惠王和齐宣王，都以失败而告终，徒有“平治天下”之志而找不到政治舞台一试身手。

    王安石是廉能高尚的君子，他敢废祖宗之法，公然为国谋利。其变法之所以虎头蛇尾，并非他的新法有太过明显的设计缺陷，比如“青苗法”，而是因为他用人不当，吕惠卿居心险诈，邓绾“好官我自为之”，这些小人包围着他，个个能力超强，但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可怕的是，为了夺公权谋私利，当内外交困时，他们纷纷倒戈反噬，令王安石措手不及。君子要利国利民，在乎得人，在乎得人心，不得人，则人心尽失。

    晚清时期，洋务运动方兴未艾，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人力倡，詹天佑、张謇等人力行，君子言利，谁谓可耻？其中，张謇为清末状元，改朝换代之后，仍旧官运亨通，但他把“实业救国”的主张落到实处，辞官回乡（江苏南通），办厂办学，利济一方。他是君子，但不是那种“日出万言，胸无一策”的君子，他干实事，办实业，谋实利，为近现代民族工业的兴起作出了榜样。

    近日，我读到杨建民先生的一篇文章，谈及当年青年才子刘绍棠辞职当专业作家，纯粹靠稿费在北京买房。二十岁时，刘绍棠与友人聊天，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能有三万元存款当后盾，利息够吃饭穿衣的，心就能踏实下来，有条件去长期深入生活了。”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三万元是一笔巨款，但刘绍棠手中拥有生花妙笔，得来全不费工夫。然而形势比人强，二十刚出头，他就遇上了“反右”运动，一切全泡了汤。被打成右派分子前，他已挣得一万七千多元稿费，这笔钱帮他撑过了此后二十年。想想，真是令人慨叹。当年，刘绍棠言利遭到严厉批判，现在平心而论，究竟有什么地方他做得不妥不对？

    在宽松的社会环境下，君子言利，不仅无可厚非，而且值得赞赏。试想，君子获利，润身之余，则必定利群利国，济人济世，天下好事无逾于此。“君子固穷”的陋见早就该抛到爪哇国去了，一个“君子固穷”的国家是永远不可能真正富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