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需要科学精神的浸染

    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十分热闹。围绕一些问题，争论不休。在我看来，这都与科普有关。科普者，普及科学也。这个科学，字面上看，应该是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科学，从牛顿的经典物理学，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普朗克和海森堡的量子力学，构成了人类近几百年来基本的生存背景。近代以来的绝大部分物质成就，都是科学的结果。最简单的例子，最近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与LED灯有关的发明，就涉及很重要的半导体物理学。这些科学，当然还远不全面，并不能从根本上解释宇宙，它也是福祸双刃剑，但却是目前为止，关于我们这个世界最有效、实践证明也最接近真理的知识。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并不是说，直接涉及科学技术的东西，才是科普。科学的核心是理性，是实验，是对事实和数据的反复求证，是无禁区的探索，是在自然的铁的定律面前，人人平等，无一例外。这个东西，是中国人的生活习惯中比较少的。

    几千年来，中国人崇尚权力，讲求血缘，于此中也好口舌之战，谁声音大谁有理，谁关系硬谁有理，谁跟“上面”更近谁有理，为了某些利益或主张，宁愿违背事实和逻辑，强加于人一些东西。人们说，在宽松和自由的环境里，才能有科学的创造和发展。但在中国，这还远远不够。一些论证不严谨的东西，并不科学的东西，往往能拉大旗作虎皮，大行其道，并使真正的科学探索者畏惧和沉寂。

    最严重的灾难发生在“文革”时期，当时中国人批判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列举“罪行”如下：“相对论是地地道道的主观主义和诡辩论，也就是唯心主义和相对主义”；光速不变原理“深刻地反映了西方资产阶级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终极社会，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力不可超越，西方科学是人类科学的极限这种反动的政治观点”。还有人说，如果按照相对论所说的那样，同时性是相对的，那么，1969年3月，在中苏边界上发生的珍宝岛事件中，我们说苏联开的第一枪，苏联说我们开的第一枪，事实上究竟哪一方开的第一枪，就无法做出客观判断。

    这个论据如此“有力”，本来一些反对批判相对论的人也不敢再为其辩护，因为：谁要替相对论辩护，谁就是替“苏修”辩护的卖国贼。

    目前的情况好多了，但问题仍然存在，科学的位置，还是没有完全被摆正。这至少表明，科普还有待继续。尤其在中国，这个任务很重。还有一个方面是因为，中国的人文传统太重，这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几千年，考的是八股文，没有近代科学，而文人好争辩，擅辞藻，所谓的论证，常常就是用事实来为自己的预设观点服务，如果与自己的想法不一样，则修改和扭曲事实。而这后面，往往有别的企图和目的。另外，急躁，冲动，不像科学家，面对亿万光年的宇宙，后者更愿意等待，愿意渐变。这是中国在近代不能像日本那样很快起飞的原因之一。日本比较早就注重科学的普及。日本人能获20个诺贝尔科学奖，与明治维新以来的教育和知识普及有关。科普最核心的，是使人们摆脱无知的状态，而无知是会导致恐惧的，恐惧又能导致恐怖事件的不断发生。一个多世纪以来，已被屡屡证明。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中国长期战乱频仍，难以进行科普，科学救国也让位于政治救国、军事救国。直到新中国诞生之前，才着手筹建“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该协会于1950年8月18日正式成立，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1979年8月7日成立了“中国科学技术普及创作协会”（1990年更名“中国科普作家协会”），胡耀邦、邓颖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莅临会议。2002年6月29日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2003年设立“全国科普日”（每年9月第3个公休日），2006年制定了“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

    不过，由于整个国家发展所处的阶段性，以及传统的惯性，科普的成果还不能让人很满意。中国公民科学素养调查报告显示，21世纪第二个十年，我国公民科学素养水平虽然有所提高，但仍只相当于日本、加拿大等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水平，落后其二三十年。

    中国科普的落后，还从一个现象能反映出来，即多少年了，北京、上海的街头报刊亭，能买到的科普刊物都是译自美国、欧洲和日本的。

    但最近情况似乎在好转。就在最近，我在北京大学东门旁的报刊亭里，购到了中国人自己办的科学杂志《知识就是力量》。我已久违它很长时间了。

    另一件重要的事情，也发生在最近。即四川省科普作协前理事长董仁威教授的75万字《科普创作通览》面世。这本书是中国科普理论建设上的一个里程碑。它非常全面、系统地对整个中国科普创作进行了总结。

    它的出版很有现实针对性。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理事长刘嘉麒为该书作序说：在我们这样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的大国，尚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未受过中等教育，甚至是文盲，科学普及的任务还相当艰巨。目前中国科普作家协会有会员3100余名，相当于每42万人口中有1名科普作家，尽管在会员之外还有一些科普作家和科普创作者，从事科普创作和科普工作人员的比例还是显得过低。另外，其素质也参差不齐。

    我认为，这部书的一大价值，除了对各种科普创作的基本范式进行梳理外，更重要的是提出了有关科学判断的标准，明晰了科学应有的位置，有助于拨开现实中的迷雾。

    董仁威认为，科学与非科学，科学与伪科学，其间标准何在，甚至有无标准，远非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事实上，正像未知的现象永远困惑着人类一样，对这些未知现象的归属划分，也一直是个困惑，甚至永远是个困惑。

    正是基于上述意义，我们千万不可将某种我们未解或未知的东西，尤其是某种崭新的观点和学说，某种未曾见过的理论、观点、命题等，轻易打入“非科学”的另册，更不能轻易将其定为“伪科学”。为此，有必要坚持至少如下三个“要”：

    一要慎重使用“伪科学”。有人简单地把“伪科学”说成是“打着科学的旗号骗人”，如上所述，这其实是十分可疑的标准和说法。“不科学”甚至“伪科学”，后来一度变成“科学”或“大科学”，历史上并不少见。拉卡托斯的一句话很有道理，值得认真咀嚼：“即使一个陈述似乎非常‘有理’，每一个人都相信它，它也可能是伪科学的；而一个陈述即使是不可信的，没有人相信它，它在科学上也可能是有价值的。”

    二要郑重断定“不科学”。在“科学”地位崇高，“科学”几乎独霸话语权的今天，很多时候，“科学”或“不科学”的使用已经大大超过对某种学说、理论、观点等的客观界定，而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进入“正确”与“不正确”“合理”与“不合理”“先进”与“落后”，甚至“革命”与“反动”层面。亦即由事实的判断，进入政治和道德的判断。如果做如此判断的人或机构有足够的政治权力和道德话语权，就极可能对那些被判定为“不科学”或“反科学”的理论及其主张者，采取完全背离科学的对待方式。在科学史上，人们所熟知的教会借口哥白尼学说是“异端邪说”开除了他的教籍，苏共以孟德尔的学说“不科学”而迫害了所有孟德尔论者（例如处死了瓦维洛夫院士），都是典型的严重违反科学精神的做法。

    三要尊重其他文化的存在。在科学正式登临历史舞台之前，其他文化如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早已存在。这至少说明，在历史上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人类曾经生活在无科学的世界里。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绝不是人类生活的唯一，更不是人类精神的唯一。人类繁杂的生活领域，人类浩大的精神世界，不仅允许愈来愈丰富和发达的科学存在，也允许同样愈来愈丰富和发达的其他文化存在。

    董仁威教授讲到的，实际便是开放和包容，这也是科学探索的精髓，这对于科学自身、对于文化及整个社会的良性发展，是非常基础、至关重要的。而这个氛围，在当今中国，仍然相当欠缺。创新困难，跟这方面的土壤不够肥沃有很大的关系。到了21世纪这个科技高度发达的时代，仍有一些匪夷所思的奇葩出现，各个领域都有一些假以科学名义的跳梁小丑、贪腐分子粉墨登场，让人扼腕叹息。可见1919年的“五四运动”提出的民主与科学，这个任务还没有完成。中国要实现现代化，离不开高素质的国民，除了民主与法治外，还特别需要科学精神的浸染。所以，科普从来不是纯粹的科学问题，而是事关社会发展的全局。在我们的价值观中，应该有科学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