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资助毛岸英兄弟留学

    1930年10月，杨开慧烈士牺牲后，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3兄弟来到上海避难。不久，毛岸龙因病去世，毛岸英、毛岸青被身为牧师的中共地下党员董健吾收养，过了几年艰苦的生活。党组织考虑到他们的安全问题，一直没有让他们进学校读书。1936年，组织考虑不能再耽误他们的学业，准备寻找机会，送他们兄弟俩出国读书……

    暗托少帅送毛氏兄弟出国

    1935年1月，董健吾受宋庆龄之托，带着国民党中央谋求与中国共产党和谈的密信，亲自送往陕北，因大雪封山，道路被阻。最后，董健吾乘坐张学良的座机到达延安。从此，两人结下了很深的友谊。

    1936年上半年，董健吾又受宋庆龄之托，护送美国记者斯诺和医生马海德去陕北苏区，再次来到西安。任务完成后，董健吾本想早日返回上海，张学良却要他在西安多盘桓数日。

    后来，张学良听说董健吾要回上海，遂设家宴为之饯行。席间，张学良问董健吾有何要求，董健吾说：“副座能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我愿足矣！”张学良点头称是。董健吾见张学良如此诚意，也就说：“我有3个小学生，两个是我抚养的革命子弟，一个是我的儿子，如蒙照顾，望能送他们赴苏联读书，以备日后为国效劳。”张学良面露笑容，答应照办。

    出资10万兑现承诺

    董健吾回到上海不久，一天早上，突然接到张学良的老部下李杜的电话，告知张学良已到上海。董健吾听后喜出望外。张学良此次是来南京开会的，会后他轻车简从来到上海，主要是看望老朋友李杜。李杜当时住在上海宝鸡路（现淮海西路宝庆路）9弄3号，他虽身处繁华的大上海，却一直怀念着白山黑水间的苦难父老。他曾多次派人潜往东北，组织抗日活动，他自己也一直要求去苏联，召集流落在远东一带的旧部，回东北继续抗日。张学良来访的目的，一是设法帮助他尽快出国，二是请他把3个孩子带往苏联。李杜痛快地答应了。

    董健吾接到李杜的电话后，不敢擅自决定，立即向中共地下党组织作了汇报，并请示如何办理。组织上决定，派刘仲华同他一起去见张学良。第二天一早，董健吾和刘仲华来到上海西郊哥伦比亚路的一家法国咖啡馆。一会儿，张学良和李杜走了进来，张学良向他们介绍说：“来，认识一下，这位是李杜将军，吉林抗日自卫军司令。”董健吾也向他们介绍了刘仲华。4人坐定后，张学良说：“董先生，非常抱歉，我这次秘密来上海，不便约你们光临寒舍。最近李杜将军要到苏联去一趟，说是去考察，实际上是要把撤退到苏联的抗日义勇军重新组织起来，带回国内。借此机会，我想让李将军把你的3个孩子带到苏联，你们看这么办是否妥当。”

    对张学良的安排，董健吾和刘仲华表示同意，张学良又说：“3个孩子的出国费用由我负责。”随即将一张10万法郎的支票给了董健吾。

    董健吾回去后，马上为孩子们做出国的准备，添置了3个崭新的小皮箱，买了许多出远门的生活用品。当时虽然是夏天，他还给他们每人做了一件灰色小棉袄。另外，还给每人买了两套海军式服装、皮鞋和衬衫。不久，董健吾用汽车把毛岸英、毛岸青、董寿祺3个孩子送到李杜家中。李杜还让副官教他们怎样吃西餐，在国外如何生活。

    上海地下党经过研究后，决定派在上海赤色工会工作的杨承芳和李杜一起出国，一路上负责护送3个孩子。

    几经辗转终到苏联

    1936年7月初，李杜将军化名王元华，通过各种关系办妥了出国手续，带着3个“儿子”，登上了法国邮轮“康脱罗梭”号。随行的有他的副官、秘书、翻译，还有张学良的一个师长，加上杨承芳和3个孩子，共9人。船经香港、西贡、孟买、苏伊士运河、地中海，于8月初到达法国马赛。

    他们到达马赛后，在一家公寓住下，立即到苏联驻法领事馆办理签证，谁知却遭到了拒绝。原来，李杜等人的行动，被日本情报人员侦知，日本向苏联提出了抗议。当时，国际形势十分紧张，苏联政府不愿得罪日本，所以拒绝签证。李杜等人就在巴黎滞留了好几个月，3个孩子抓紧时间学习外文。后来，杨承芳找到中共在巴黎出版的报纸《救国时报》编辑部，请他们设法通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说毛泽东的两个孩子已经到了巴黎，请苏联政府早发签证。不久，苏联驻法领事馆送来通知，同意毛岸英兄弟入境并送来签证，但不准董寿祺和李杜等人入境。这时，国内发生了“西安事变”，李杜只好返回了上海。

    1937年初，毛岸英兄弟来到莫斯科，随即进入西郊的莫尼诺尔第二国际儿童院。毛岸英取名塞尔盖伊，爱称是谢廖沙，毛岸青取名亚历山大。当年，毛岸英14岁，毛岸青1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