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拉拉”后传

    尤其是上个世纪90年代最先进入外企工作的中国员工，姑且称之为“外企白领一代”，他们不得不开始面对职场中的“40、50”现象。

    “我忽然发现自己成为最尴尬的人，我的上面永远是一个讲着带有严重口音英语的岛国人士，非常难相处。我的下面是一群脸蛋如青苹果一般的小女孩儿。”

    他们是中国对外开放后诞生的一个新群体，一个体面的特殊阶层。

    他们是精英一代，大多毕业于名牌大学，工作在传说中的跨国公司，在一定程度上掌管着这些经济帝国的在华命运。

    他们的生活是许多人的梦想：衣装笔挺，出入于高档写字楼，出行坐飞机，住五星级酒店，度假就是出国游玩。

    他们就是中国最早一批的外企白领。

    然而，人到中年的他们，发现自己正站在一个尴尬的十字路口。

    2012年下半年以来，外企裁员潮波及中国。

    2012年7月，诺基亚表示要关闭中国两个区域销售中心；接着，惠普宣布将于两年内全球裁员2.7万人；8月，摩托罗拉宣布裁减4000名员工。进入2013年，汇丰宣布今年将全球裁员3万人。3月8日，摩托罗拉员工收到总部的邮件显示，公司将再次裁员1200人。3月20日，汇丰人寿在上海宣布关闭其个险业务，数十名员工及上百名营销员遭遇“闪电裁员”。

    受到这次职业危机影响的不仅是外企的普通白领，高管们所受的冲击比以往历次裁员都要剧烈，尤其是上个世纪90年代最先进入外企工作的中国员工，姑且称之为“外企白领一代”，他们不得不开始面对职场中的“40、50”现象。

    他们还好吗？

    自己成了公司最尴尬的人

    Stella的前半生经历，可以说是著名职场小说《杜拉拉升职记》的现实版。

    1996年，大学生Stella在北京某部委设计院当实习生，由于英语专业的关系，负责一些文字翻译，有机会和外企公司接触。当时的北京，CBD还处于城乡结合部的“八王坟时代”，摩天高楼屈指可数，国贸和中国大饭店等寥寥几座。

    一个暑假下来，外企员工的工作状态让Stella叹为观止。“我当时都傻了，真羡慕呀！我们辛辛苦苦算一周的数据，人家那边计算机轻松搞定；我们要一次次坐1号线地铁回单位集体开会向领导汇报，人家现场全球电话会议，我给自己立下了志向，以后一定要加入外企！”Stella感慨万千。

    外语好、懂技术无疑是Stella的一个敲门砖，毕业时，她轻而易举找到了一份跨国公司办事处月薪6000元的工作。

    Stella接下来5年的人生正如杜拉拉的缩影：勤奋、吃苦外加善于沟通，让她一步步从文员变为Team leader（团队主管），再升到主管，最后在29岁那一年成为新更名为“某某跨国公司”的“公共关系部高级经理”。同时，她也在生活质量上实现了大逆转：从合租房子到在北京四环外拥有自己的公寓。

    随着新世纪跨国公司在华数量的增加，尤其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各个跨国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崛起，再加上海归回国创业潮的到来，Stella发现无论她如何努力，只能在原地打转。

    “在这个地方，国籍决定了你所能上到的最高位置。如果外企是五层楼的建筑的话，每层楼的人依次是：五楼（跨国公司注册国家的）本国人；四楼：其他国家的外国人；三楼：东南亚华人；二楼：有总部工作经验的海归或者有政府关系及客户背景的中国人，所谓外企的中国高管；一楼：一般中国本地雇员。”Stella形象地比喻。

    当她止步“二楼”3年的时候，忽然发现自己已经30多岁了。“我忽然发现自己成为最尴尬的人，我的上面永远是一个讲着带有严重口音英语的岛国人士，非常难相处。我的下面是一群脸蛋如青苹果一般的小女孩儿。”Stella说。

    当送走了自己第三任岛国人士上司之后，知道即使自己再努力那个位置永远是留给空降的人，再往上走的机会微乎其微，而且在经历金融风暴开始大裁员的时候，Stella知道她必须做个选择。

    于是，她利用自己积攒的人脉，开了一家小型公关公司，虽说生计不愁，但是相比以前的风光，还是让她不得不去适应：之前是率领20个人团队，充当甲方牢牢掌握话语权，现在则是带着几个大学毕业生，开始陪着笑脸将乙方进行到底；之前是人群中的焦点负责全球最大Boss的新闻发布，现在则是幕后统筹充当服务角色；之前每年几次出国培训和公干，五星级酒店是标配，现在则要自己精打细算……

    智联招聘高级职业顾问郝建认为，个人迈入“40、50”阶段后，这是决定人生跳槽的关键阶段，可选择的范围相对狭窄。对于外企白领一代来说，跨行业和职业已经非常困难，他们只能在企业之间进行转换。目前很多人选择创业或者进入民营企业，这的确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会比其他人面临更多来自企业文化上的不适应和个人心理上的落差，需要好好调适。

    45岁开始的退休生活

    和还在苦苦打拼的同事朋友们不同，今年47岁的Simon正在澳洲的黄金海岸享受自己的退休生活。

    “以前公司的同事都说我是一个江湖传说，35岁当了总监，45岁开始退休享清福，呵呵，这根本就是玩笑话，只是因为我自己很清楚要过什么样的生活。”Simon说。

    Simon是典型的潮汕人，勤劳隐忍能干，上大学时就开始打工，由于外语好，他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广交会给外国人当翻译。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企，直接给老板当助理。工作之余，学习投资理财。“广东人哪有不炒更（指从事第二职业）的，要想靠工资赚钱，那不可能。”

    结婚两年后，Simon和妻子开始了一系列的投资理财：先是投资共同基金，然后是股票，结婚初期的生活方式为后来20年的生活奠定了基调。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Simon又开始投资房地产、技术移民。即使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风暴使他们的投资缩水一半，但是后来又在楼市上赚了回来。等到他计划退休的时候，已经有了澳洲身份，还在悉尼有了两套房子，一套自住，一套出租；此外还和妻子有40万澳元的养老储蓄金。

    现在，Simon的孩子在悉尼上大学，Simon的生活非常有规律，每天上午和妻子一起到咖啡店，一边看书一边喝咖啡吃早茶，是他最惬意的时光。

    镀金饭碗被敲破，未必是坏事

    敦煌网创始人王树彤针对目前外企的“40、50”现象感触颇深，他认为伴随着外企在中国的迅速发展，白领精英们获得了相对丰厚的回报，但许多人并没有想过镀金饭碗也有被敲碎的一天。

    中华英才网人力资源专家刘兴阳表示，经济学上的“囚徒困境”，表现在跨国公司的中国经理人身上，就是“玻璃天花板现象”。“这种事情屡见不鲜，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目前出现的外企白领一代的人生转型相当特别，因为他们是随着改革开放成长的新一代，和以前知识构成相对简单、按照论资排辈被社会自然淘汰的50后、60后相比，这些40多岁的外企白领的成长经历了中国经济最高速发展的黄金时代，但是面临大量精力充沛、学习能力更强、起薪低廉而且供应无限的年轻人崛起，他们在人才市场上渐渐失去优势，这是特定的经济发展规律导致的。”

    刘兴阳表示：“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已经从制造产业升级为创造产业的过程，各个跨国公司在中国也开始产业和结构转型，中国本土企业也开始逐渐完善企业制度，因此这些多年打拼好不容易升到中高级职位的老白领面临人生另一次重大抉择。我个人建议他们好好想想。之前他们犹如一直在外企的高速列车上一路狂奔，从来没有慢下来停一停。应该调整好心态，放缓步伐，有时候换个环境不是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