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一生中最后一个批示

    1974年5月19日，周恩来写完了他一生中最后一个批示。11天之后，他就被迫住进了305医院。此后，周恩来再也没有回到他那张宽大的办公桌前。那么，周恩来写的这个批示是什么？

    这就是周恩来著名的“5·19”批示。周恩来写完这个批示之后的第11天，即1974年6月1日，便被迫住进了305医院。此后，周恩来再也没有回到他那张宽大的办公桌前。

    尼克松的“黑匣子”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尼克松访华的前几天，美国的一架运输机提前降落在了北京首都机场。这架运输机刚停稳，一个秘密的集装箱便从飞机上卸了下来。这个集装箱被迅速打开后，露出的是一个中国人从未见过的活动型的卫星地面站。在中方有关人员的协助下，美国的这个卫星地面站便安放在了首都机场，其天线直径仅有10米。

    于是，当尼克松总统访华的专机一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尼克松走下舷梯，美国国防部安全军官黑格便如同影子一般紧紧地跟在尼克松身后，手上只拎了一只精致的黑皮箱。这个后来被称之为“黑匣子”的黑皮箱，即微型活动卫星地面站的终端。

    最先注意到这个“黑匣子”的，是周恩来。当晚，周恩来陪同尼克松一起看当天中美活动录像时，尼克松便指着录像对周恩来说，现在美国人民也坐在电视机旁看我们今天的活动情况。周恩来略微一惊。尼克松笑了，指着身边黑格拎着的黑皮箱说，从我踏上中国领土的第一步起，我在中国每时每刻的活动情况，便全都由它记录在案，然后再通过我们天上的通信卫星，将这儿的每一个活动细节随时传回美国。

    据有关工作人员回忆，周恩来听后十分震惊，虽表面上依然显得漫不经心，事后却找来有关人员询问“黑匣子”之事。有关人员把“黑匣子”和卫星地面站的秘密详细地向周恩来作了介绍，最后不无遗憾地说了一句：“可惜的是，天上现在还没有我们中国的通信卫星！”周恩来一下沉默了。

    从第二天起，周恩来与尼克松在一起的日子里，眼睛总是有意无意地看一看尼克松身边的那个“黑匣子”。一次晚宴中，周恩来又一次谈到了那个神秘的“黑匣子”，尼克松脱口说道：“我们这次带来的卫星地面站，到时就留给你们吧！”周恩来端起酒杯，笑了笑，说：“总统先生，我看还是卖给我们吧！”就这样，尼克松访华结束后，他带来的那个卫星地面站，便被中国买了下来，留在了北京电信管理局。

    邮电学院“三剑客”

    尼克松总统访华时随身带来的“黑匣子”和卫星地面站，也极大地震撼了先后毕业于北京邮电学院的三个年轻人的心灵！这三个年轻人，一个叫黄仲玉，一个叫林克平，一个叫钟义信。有人后来将他们称之为“邮电学院三剑客”。

    1970年中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后，黄仲玉就激动过，对中国发射通信卫星的事情一直抱着很大的希望。可是，一晃快四年过去了，通信卫星的事情非但没有得到解决，“批林批孔”运动反倒搞起来了。这一“批”，不知又要“批”到何时。黄仲玉找到邮电部部长钟夫翔，向他汇报了搞通信卫星的一些想法，主张通信卫星不从国外买，由中国自己来搞。钟夫翔部长对此表示赞同和支持，并要他组织一个关于通信卫星的联合调查组。

    黄仲玉就找钟义信和林克平一起商量，但三人商量来商量去，感到最难办的，是通信卫星的问题如何才能引起国家领导人的重视？怎样才能被纳入国家的重点计划？最后，他们想到了周恩来。他们决定给周恩来写一封信，向周恩来总理反映真实的情况，建议中国尽快搞通信卫星。但这封信通过什么方式送到周恩来的手上呢？林克平是钟夫翔部长的秘书，处理这类问题很有经验。他说，唯一的办法，就是随同机要文件一起走，而且挂号。这样，一封由三位普通年轻人签名的群众来信，随着一条机要的秘密渠道，进了中南海的大门。

    周恩来最后一个批示

    1974年5月19日凌晨，周恩来看到了这封来信摘要。他很惊喜，又感到有些意外，叫来秘书，把来信的原件找来，细看了这封《关于建设我国卫星通信的建议》的来信。

    据工作人员后来回忆说，看完信后的周恩来很激动，当时就问留在中国的那个活动卫星地面站的情况。秘书告诉周恩来说，这个卫星地面站现在仍在北京。只是，有人对购买美国卫星地面站的事，一直持反对意见。尤其是前一段时间，有人还写了告状信到“中央文革”小组。周恩来听后，心情很沉重，拿起一支红蓝铅笔，在信上写道：

    即送春桥、剑英、洪文、先念同志。阅后批交计委、国防科委联合召开一个有关部门会议，先将卫星通信的制造、协作和使用方针定下，然后再按计划分工作出规划，督促进行。妥否请酌。 

    周恩来            

    1974.5.19

    这就是周恩来著名的“5·19”批示。周恩来写完这个批示之后的第11天，即1974年6月1日，便被迫住进了305医院。此后，周恩来再也没有回到他那张宽大的办公桌前。

    周恩来的“5·19”批示，成为中国卫星通信工程一个良好的转机。李先念看了周恩来的这个批示后，当即作了批示：秋里阅办。余秋里接到批示后，当即召开了国家计委、国防科委、邮电部、国防部五院、广播电视局有关领导的会议，对通信卫星有关问题进行了会商；并成立了相应的小组，由四机部部长王诤担任通信小组的组长，还对通信卫星工程的经费作了预算。

    1974年9月30日，国家计委、国防科委联合起草了《关于发展我国通信卫星问题的报告》的讨论稿。国务院有关部委和军队有关部门又对此报告作了三次讨论和修改。1975年3月31日，中央军委召开第八次常委会，会议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邓小平出席了会议。会上，委员们对国家计委和国防科委上报的《关于发展我国通信卫星问题的报告》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表示赞同，并决定马上请示中央。第二天，请示报告经叶剑英副主席签署后，呈送毛泽东和党中央。这时的毛泽东眼睛正患白内障，躺在病榻上的毛泽东事实上已经停止了对一般文件的阅示。但秘书征询他的意见时，他表示要亲自看。那天，秘书将报告送到他的床前，他硬是坚持逐字逐句地看完了报告，然后，沉思片刻，从秘书手上要过笔，重重地画了一个圈。

    由于中央军委批准这个报告的日期是1975年3月31日，故将中国发射通信卫星这一工程，称为“331工程”。经过9年会战，中国的通信卫星终于横空出世。1984年5月14日，通信卫星正式交付使用。从此，中国开始了使用自己的通信卫星的历史！